中国古代建筑标准化概述

沈晓恒 洪勤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518057

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视角看待历史。但是如果要求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以极为简练的语言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会说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无非做了两件事情：①能力的扩展，和②支出的节省。人类社会的所有发展都可以归结到这两项指标的进步上面，而标准化对这两项工作均有帮助。不难想象，古代华夏诸邦同样需要在能力扩展和支出节省这两个方面极力谋求发展，以提高族群整体的生存概率和生活条件[1]。而标准化的基础是劳动分工和测量水平的提高，后者包括统一的计量单位和更好的测量工具或手段。

标准化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含义和好处，有收益才有推行的动力。推动古代中国标准化发展的群体包括①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者、②手工业生产者，③商人，其中政府和治理者群体是最重要的推动者，古代中国的标准化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推行和传播。

1 中国古代标准化的源起

通过模仿和传播，最初由一个或少数几个聪明人发现的工具和方法，在族群内部流通，形成一个族群内部的群体知识。工具和方法的创造发明依靠洞见和顿悟，经常来自于异质性的知识迁移，即对已知的知识或类似事物的认知在极为不同的情景中的贯通，在此大量依赖隐喻性思维（metaphoric thinking）[2]；工具和方法的传播，以及使工具发挥出群体性、社会性的效用，则依赖模仿和大量实践所习得的经验，在此更多得是依靠熟悉（与认知相关）和熟练（与操作相关）之后所获得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ing）[3,4]以及通过语言文字可以明述或者记录的知识。无论是工具的制作还是默会或者明述知识的传播，客观上都要求有一定的标准，包括内容和格式，这就促使人们开始形成标准化的思维。从本质上来讲，标准化就是一个知识管理和传播的系统。

以知识管理的视角反观中国古代标准化，可以非常容易理解其源起和流变。知识的源头来自于一小批聪明脑袋的顿悟，就像阿基米德高呼“尤里卡”的那一刻。我们从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也可以看到这种顿悟的情景，比如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结绳而为网罡，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易·系辞》）其他如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等，都是因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或技能帮助人们极大地改善了生存状况，因而获得整个部族的遵从和拥戴，所以《考工记》说“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借用今天的话语讲，那就是上古时代的“知识经济”，一个拥有某项特定技能的部族，其生存状况（如获取食物、避免虫兽之害，或者从食物中有效获取营养成分的能力，等等）相比其他不具备这一技能的部族而言，无疑会好很多。

这种部族-部落-邦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历经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转变为诸侯国之间更为激烈和凶险的斗争。经过商鞅的两次变法，孝公以降秦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军队战斗力上便跟其他诸侯国拉开了距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的政策，很多都有商鞅的影子，比如“集小乡邑聚为县”是为郡县制的肇始，再比如“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废除了井田制则更是革命性的。其中“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其实就是统一度量衡的先声。应该讲从商鞅到秦始皇，秦国通过王权或皇权对标准化思想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社会传播。对兵马俑出土兵器的研究显示出成熟的标准化生产思维，包括质量监督（“物勒工名”）和匹配组件，这两项都是流程管控的重要步骤。需要强调标准化受制于加工精度，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由于无法做到部件完全可替换，因此必须匹配部件[5]。

2 中国古代标准化的特征

长远而言，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迭代优化的动态过程。短期而言则主要依赖人们对当时最佳实践的总结和推广。最佳实践和首要需求共同决定了标准化的具体模式。中国古代标准化的特征同样受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的双重影响，其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路径。有人指出对比古代埃及、欧洲或者中东地区，中国古代技术标准化具有“政治性”、“形而下”和“孤立性”的特征。由于主导思想是服务于中央集权的治理，而经济、贸易、宗教或者文化等要素相对次要，因此反而抑制了民间技术智慧及其标准化的发展。同时，“形而下”和“孤立性”等特征造成求真求知精神和技术网络的缺位[6]。我们大致认同这些分析，甚至进一步引申的话，中国古代标准化的这些特征可以部分地回答李约瑟问题。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无法在此展开。

3 营造法式：中国建筑史上标准化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标准化是一个知识管理和流程管控的复合系统。管控的目的随着特定时代和具体工作的性质而有所侧重。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战乱纷争的时代，推动标准化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战争的需求。而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土木工程一直是标准化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推动标准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之一。标准化不是万能的，需要了解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现代工程管理的角度看，管理追求的是在质量、成本和工期三者间找到最佳平衡。在特定阈值范围内，质量、成本和工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举例而言，如果希望加快工期，则在建造质量或者人力和成本投入方面就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其他两项也一样。三者间侧重点的选择跟一个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关，并非固定不变。总体而言，最佳实践和管理重点共同决定了标准化的具体模式。

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标准化同样受技术进步和社会需要的共同影响。在这方面宋代《营造法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如果认为《营造法式》是宋代官式建筑的百科全书，则很多人会失望，因为里面记录的建筑样式既不全面，甚至也不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所以潘谷西老先生就认为《营造法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用它来节制各项工程的财政开支”[7]。循着潘老的这个提示探究下去，可以发现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期间，吏制废弛，官吏贪墨现象严重。那些能够成功揭露和限制官吏贪墨的事迹则为史家或民间小说所记载。比如《宋史》记载了南宋初年张觷在负责建造绍兴圆神庙围墙的时候，用试验法实测工程量以限制工匠漫天要价，使“董役内官无所得”的事迹。再如宋代小说还记载了曾处善烧废船称铁钉，得出的重量后来成为朝廷建造同等级船只铁钉用料定例。类似的还有其他人在南宋初年采用试建实测的办法[8]。这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营造法式》的编撰，以及其后在江南地区广泛传播的动因。《法式》所提供的标准做法实际是为了在保证基本质量前提下，控制工程的建造成本。

跟所有行业的标准化一样，建筑标准化也有一个不断迭代优化的过程，不断将新的最佳实践以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之前，实际已经颁行过《元祐法式》（1091年），并有喻皓的《木经》流传于世。元祐版《营造法式》是大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下令编制的，本意也是为了杜绝官府建筑工程中的贪污浪费现象，但元祐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期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营造法式》劄子），因此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又下令重编。可见如果当初元祐版法式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就没有必要让李诫编崇宁版法式了。元祐法式已经失传，但是从李诫序言中“考阅旧章，稽参众智”的说法可知，李诫应当是大量参考过他之前的这部法式。这从《营造法式》的“看详”和“总释”中广征博引了海量典籍的事实中可以间接看出来。李诫自己对法式的最大贡献很可能在于“勒匠人逐一讲说”（劄子），将匠人实际工作经验总结成可以很方便参照使用的定例。

喻皓是否是《木经》的作者似乎存疑，《木经》文本也已失传，仅余沈括《梦溪笔谈》中抄录的少量部分。有人认为《营造法式》是依据《木经》写成的，而夏鼐给出沈括的说法：“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并希望“有人重为之”，因此认为此说法“有点过分地提高《木经》的地位”，“实际上，《法式》是一部总结前人的成果而加以规范化的书，已经包括《木经》以外许多其他工匠的新创获”[9]。这恰好说明了《法式》是在前人实践基础上，吸收新经验，并根据现实需要迭代优化之后的标准化成果。

4 结束语

建筑标准化是一个知识管理和流程管控的复合系统，其发展和演化受到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变迁的共同推动。由于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局部性和渐进式的，同时社会需求和管理目标之间很大程度上可以兼容，标准化的发展往往具有迭代演化的特征。标准化相关理论的研究被主流建筑学研究所忽视，这种情况跟当前建筑标准化，特别是住宅建筑标准化的大量实践不相匹配。对于建筑标准化根深蒂固的误解，不利于标准化的推行。

[1]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D].南京:南京大学,2015.

[2]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211.

[3] 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Polanyi,M.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M].Paperback e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41.

[5] 李秀珍,高俊.从青铜弩机铭文看秦兵器生产标准化的局限[J].文博,2010,(2):43-46.

[6] 裘涵,盛晓明.中国古代技术标准化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9):1322-1828.

[7] 潘谷西,何建中.《营造法式》解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7:1-3.

[8] 乔迅祥.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59.

[9] 夏鼐.梦溪笔谈中的喻皓木经[J].考古,1982,(1):74-7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