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瑞金的故事

曹春荣

刘少奇于1932年冬离开上海前往赤都瑞金，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直至1934年10月长征撤离此地。由于他具有群众观点和全局观念，注重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善于把工会工作跟党和政府各项中心任务紧密结合，从而对革命事业多有建树，且留下了不少动人故事，兹选录数则以飨读者。

“炸掉三穴石”

自从瑞金成为中央苏区中心、赤色首都以来，从各地运往瑞金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便与日俱增。那时苏区境内几乎没有公路和汽车运输，进入瑞金的东西就靠陆路的肩挑背驮与独轮车推，再就是河道船运。远途挑运谷子不仅费时还费粮，如从兴国到瑞金，每天至少有1000多人挑运稻谷，每百斤谷要两人挑，来回要上十天，这样，挑的谷子差不多就被挑担的人吃掉了。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河道运输，以降低运输成本、缩短运输周期、扩大运输量。这件事就由刘少奇亲自抓。

针对苏区多山，河道狭窄且地形复杂的状况，刘少奇指示赣南省木船工会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由赣南省木船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兼任河流修道委员会主任。其首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疏通瑞金河道，要求在第二次全苏大会前一个半月内完成任务。

瑞金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是绵江，沿绵江和贡水可达赤白交界的赣县江口口岸。江口是赤白区物资交流的重要口岸，因而确保绵江通航顺畅十分重要。绵江从县城到城西30来里的武阳一段，河道中一些大小不一的岩石，妨碍船舶航行及安全，其中尤以靠近武阳号称“三穴石”的为害最大。刘少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王贤选抓紧组织人力，炸掉“三穴石”。

岂料刚一行动就遇到阻力。当地人传说，“三穴石”是“生龙口”，动不得，动了就会坏风水，给沿岸百姓带来灾祸。因此，要清除“三穴石”，首先就要破除迷信思想。刘少奇和王贤选等人来到武阳，让武阳区苏请来一些地方上的代表人物，和他们一起座谈此事。座谈开始前，王贤选先简要说明清除“三穴石”的意义，之后请刘少奇讲话。刘少奇没有说更多的大道理，但问有谁见过“三穴石”撞翻撞沉过往船只，因而伤人死人的事没有。这一问立马引发众人响应，纷纷细数历年各式货船、渔船、木排、竹筏经过“三穴石”时，不幸触石翻沉、物毁人伤亡的惨剧。刘少奇待众人说得差不多了再问：他们动没动过“三穴石”？这一问倒让在座的两位老者尴尬起来，明知没人动过“三穴石”，但先前的话风已放出去，如何下得台来？刘少奇见好就收，对大家说，“三穴石”妨碍河道通航，大家都看得到，也想搬掉家门口这只“拦路虎”，只是苦于没法子、没力量，加上迷信思想作怪，才使它为难为害我们祖祖辈辈。现在有苏维埃政府出来清除河障，还怕什么呢？大家眼见得这几年共产党带领穷苦人闹革命大翻身的巨大变化，那都是过去不敢想、想不到的人间奇迹，就都对刘少奇的话心服口服，表示要响应政府号召。

座谈会一结束，刘少奇就要王贤选趁热打铁。王贤选旋即召来石工凿石、炮工装药，几声轰响，“三穴石”被连根拔起。接着安排人马清除大大小小的石块，疏通河道。几天工夫，武阳段的河道便通畅无阻了。又过个把月，整条瑞金河道的整修疏通工程也胜利完工。

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位于瑞金西北隅冈面乡竹园村的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初期，陆续从兴国、于都等地迁入的官田兵工厂、寨上杂械厂和银坑弹药厂等军工企业合并而成的。全厂六七百人的职工队伍中，就有来自江西、福建、广东、上海、沈阳各地的人。他们有的是自愿当红军来的，有的是被俘的国民党军人愿意留下来的，有的是经当地党组织动员或派遣来的。因而由乡土意识、生活习惯、思想觉悟等差异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因此影响了厂里的生产。

有一回，厂里江西、福建和广东的工人之间闹矛盾，先是江西、福建籍工人看不惯广东籍工人摆技术资格、瞧不起人的样子，而广东籍工人则感到江西、福建籍工人地相连、情相牵，有意合伙欺生。后来又因为一方爱吃辣椒，一方不喜欢吃辣椒，都要求厂部管理伙食的事务长改换本籍人士。刘少奇得知情况后，决定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于是，刘少奇找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国家企业部部长马文，要他去厂里调查处理。

马文此前在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做过团委书记，还在该厂前身之一的官田兵工厂做过职工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他对此行很有信心。说走就走，马文骑着一匹马迤逦而行，当天就到了冈面。厂里的技术能手李异凡是马文的广东同乡，彼此早就熟悉，马文便顺理成章地在李异凡家里落脚吃住。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调解，马文觉得问题解决了，便启程返回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向刘少奇汇报处理经过。马文原以为刘少奇会肯定他的处理结果，却不料刘少奇问他：你到厂里住在什么人家里吃饭。当他如实回答后，刘少奇指出：看来你得到的意见都是广东同志说的，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让马文休息三天之后，回冈面去重新调查处理。接着他耐心对马文交待工作的方式方法，应该注意的事项。马文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如古语所云“兼听则明”。

马文虽然感到重返冈面有些难为情，但出于对刘少奇的信赖，还是积极以赴。到了厂里一了解，情况果然像刘少奇所分析的一般：广东工人都很高兴，而江西、福建工人都不满意。马文按照刘少奇的交待，重新听取了江西、福建工人的意见，对问题作了新的结论。这一来三方面工人都满意了，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发展水上运输，打破敌人封锁

从1932年起，尤其是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这使苏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煤油、电池、医药器材、军火原料，特别是食盐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军民日常生活与健康，影响红军战斗力。而苏区盛产的稻谷、茶油、土纸、竹木等农林产品又销不出去，以致减少了工农群众的经济收入，抑制了苏区生产和经济文化建设。为此，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群眾团体紧急动员，带领广大群众投入反封锁斗争。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雷厉风行，刘少奇亲自抓这项工作。

经过一番对苏区各省、县的调查、考察后，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召集各省和中央直属县的工会负责人到瑞金开会，讨论如何结合工会实际开展反封锁斗争。与会人员激情澎湃、争相发言：有的说要多增加生产，保证多出产品；有的说要多开店铺，多做生意，加快物资交换；有的说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白区弄些工业品过来；等等。刘少奇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投去赞许的眼光，但同时也觉得大家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提出的种种办法还不足以发挥苏区工会自身优势。于是，他在作讨论小结时，首先强调指出反封锁斗争的重要性：只有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才能获得制造炸弹的原材料，才能解决军民的穿衣、吃盐和伤病员的医药问题，才能维持工农业继续再生产、维持群众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为此，就要想办法把苏区各地的粮食、食油、生猪、柴火、钨砂等物资运输到白区去，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增强我们反“围剿”的力量。

刘少奇因势利导接着说，要做到赤白区间物资交换，除了筹集物资，还要运输物资。前者已有外贸局在做，后者谁来做呢？当然是我们工会做最合适。一来我们有充足的人力，二来我们有大量的木船、独轮车等工具，三来我们还有丰富的运输工作经验。况且我们这里有赣江这条河流贯通赤白区，河道运输比陆路运输不仅运量大，而且自身消耗少、周转速度快。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做好河道运输工作，为反封锁斗争作出我们工会应有的贡献。

大家听了刘少奇的分析，无不眼前一亮：原来路就在脚下，办法就在彼此之间。于是，造船修船、疏通河流、建立白区据点、联络各地商户等等办法都提了出来。一场讨论会圆满结束，效果超出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些办法付诸实践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还锻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斗争灵活性。

指导全总执行局扩红突击队工作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决定在1933年12月底以前在全中央苏区扩大2.5万名新战士，为此制订了《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计划》，将扩红数目分配给江西、福建、粤赣三省所属各县，以及中央直属瑞金县。为了帮助并督促各地迅速开展扩红工作，中革军委的计划还给中央一级各机关（以及省一级）划分了扩红突击区域，包片负责。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扩红突击区域为江西的石城县和福建的兆征县。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了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部部长梁广为队长的石城县扩红突击队，以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部长王子刚为队长的兆征县扩红突击队，分别深入两地进行扩红突击。另外，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副部长的朱荣生担任长汀县扩红突击队长，其工作指导也归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负责。

1933年12月14日、22日，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先后给梁广、郭光洲（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青工部代部长）及朱荣生、王子刚写信，就他们写给全总执行局的报告、来信反映的工作情况和思想认识，进行批评指导。这两封信后来以《反对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为题，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1期（1934年1月5日出刊）。

刘少奇写给梁广、郭光洲并转执行局突击队各同志的信指出，全总执行局讨论了梁广寄来的三个报告，尤其是中央组织局召集中央机关检查近期扩红突击运动后，“认为梁广同志在石城县的领导，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困难投降，对完成动员500个新战士的任务，是没有信心的”。这是由于他对石城的一般党、团员及苏维埃和党的一般干部“完全不信任”“完全不相信”，却过多强调“因为有大刀匪”，“因为要动员伕子”，“因为石城是到前方去（的）大道，有兵站和医院”等客观原因所致。鉴于梁广不能完成党中央及全总执行局给予他的任务，“决定撤销梁广同志突击队长的职务，并调回执行局工作，同时决定郭光洲同志为突击队队长”。信的末尾对石城县扩红突击队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原则性意见：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动摇，才能广泛开展扩大红军的群众运动，转变我们的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百分之百地完成我们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最重要的任务，动员二万五千个新战士到前方。

在给朱荣生、王子刚的复信中，刘少奇分别对两人来信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着重批评了他们工作打不开局面的主观原因（如朱荣生的顾此失彼、抓小弃大；王子刚强调兆征县工作没有基础，却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克服消极情绪，只在干部中打圈子），以及错误想法（如王子刚试图用“稍微强迫一下子”的办法要群众当红军）。信中指出：只有改造了那个不健全的组织，在思想斗争中团结与提拔了积极的干部，把组织健全起来，才能保证我们动员到广大群众中去，获得很大的成绩。

虽然目前还没有材料表明刘少奇两封指示信的实际效果，但我们仍然可以體会到他的指示的正确与及时。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