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炬, 刘同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现代性方案寄托了启蒙哲人对未来社会的无限憧憬。现代性在自我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既催生了一个繁荣进步的现代化社会,也带来全球生态危机、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冲突等诸多现实问题,将人类推入整体风险时代。在经典社会学家眼中,现代性已经从一种人人可欲的价值追求演变为需要冷静分析的经验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理论以其对现代性弊端的深刻批判和系统反思占据了大量理论市场。然而,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并没有触及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在帮助人们摆脱风险这一现实问题上表现出自身理论的弱点与瑕疵。我们只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和剖析现代性问题,才能找准现代性的“病根”,从而真正摆脱社会风险,完成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伟大工程。
以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者通过对现代性的系统反思,建构了一个体系庞大的风险社会理论。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风险社会理论预设了风险不可能被消除的前提,主张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以制度建构的方式应对风险,其理论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政治改良主义,不可能真正使人类摆脱风险的纠缠。
风险社会理论将现代性视为风险的根源。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