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启蒙—救亡”视域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透视

王清玲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北京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时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时自觉对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文化做充分而深入的研究。在20世纪初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无政府主义始终是一个回避不开的重要话题。尽管存在时间较为短暂，前后不过40年左右时间，无政府主义却“在中国革命中留下了持久的印痕，并且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狭小的群体，而进入到其他革命者的思想之中”[1]1。它占据过中国政治思想的中心地位，与文化启蒙运动形成合流之势，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过重要的思想影响。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并不充分，人们往往给它贴上“反动”的标签，视之为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之理论而嗤之以鼻，这种做法显然有悖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时代的视域认真审视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兴盛、衰亡个中缘由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复杂影响，只有这样方能勾勒出一个更加丰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思想背景。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436因此，要对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做出科学的评判首先要回溯历史，只有还原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中，我们才能窥见无政府主义的本来面目。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危机，于背后支撑的是救亡图强的基本逻辑。这里的救亡首先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是有识之士“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诊断而提出的一整套解决方案”[3]19。细分这种解决方案，包括两大类型：政治行动中的救亡方案和思想伦理上的救亡方案，前者一般被称为救亡(狭义上的救亡)，而后者则称为启蒙[4]6。近代中国政治就是这样在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交织中展开图卷。正是在这样一种“启蒙—救亡”的双重时代奏曲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场，并且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下笔者将分别从“启蒙—救亡”的不同视域审视、评析无政府主义思潮。

一、启蒙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助推思想启蒙，影响日甚

晚清以降，广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即已发生，起初只是温和的局部的反传统，及至五四时期演变成激烈的全盘反传统，或许我们可以解释为量变为质，但仅此一点并不能说清问题，要知道中国的封建主义和儒家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上出现的种种复辟便可见一斑。因此与其惊愕于五四干将们思想上的突变，不如在这一思想断层上填补起空白。

五四反传统的重要人物施存统的心路历程或许可帮我们揭开谜题。施存统在1919年11月《浙江新潮》第2期期刊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浙江新潮》因此被查封，浙江一师校长被免职，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离开学校，施存统和几位参与办刊的同学则被逐出杭州。据施存统回忆，当年他之所以能写成这样言辞激烈的文章，缘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看了《进化》、《民声》、《自由录》、《近世科学与社会主义》这一些书之后，便把家庭的偶像完全打破，同时就相信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时代，连家庭制度尚且不能存在，何况从家庭制度里头所发生的一个‘孝’字呢？……‘孝’是三纲五常之中的东西，要‘非’，还何待论！”[5]可以想见，无政府主义是怎样凭借其反叛的决绝、言辞的激烈对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们产生有如惊雷一般的思想影响！纵观整个启蒙运动史，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填补了革命民主派在思想领域里留下的一片空白，而且成为20世纪初年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6]114。

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对启蒙的重要意义还只是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弄清楚二者之间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一些细节，譬如：无政府主义在哪些内容上与启蒙运动相融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启蒙运动？反过来启蒙运动又如何给无政府主义带来发展上的繁荣？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不证自明的，需要我们仔细比对无政府主义和启蒙思潮，从而找到二者的交集。找到答案的关键可从五四启蒙运动的基本主张出发，五四启蒙运动强调“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对于五四启蒙的这些主张，无政府主义在启蒙前期是否曾有过理论上的诉求并已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呢？对此，笔者主要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天义”、“新世纪”两派以及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刘师复的主要主张，梳理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反对旧道德、旧文化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论诉求是反对一切强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因此他们的矛头从一开始就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封建专制文化，提倡用新的道德取代这种封建旧道德。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发起成立的“心社”宗旨就是要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新道德代替之，由此提出了12条社约。

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阵营中，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最为激烈的是早期的新世纪派，他们从进化论和人性论的角度出发，用最激烈的言辞对封建制度、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炮轰。新世纪派指出三纲乃伪道德，是宗教迷信，“所谓三纲，出于狡者之创造，以伪道德之迷信保君父等之强权也”，“助人道之进化，求人类之幸福，必破纲常伦纪之说”，“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纪革命，所以助人道进化者也”。他们将批判的炮火集中对准了封建君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儒家圣贤，指出“君亦人也，何彼独享特权权利？……君与臣皆野蛮世界之代表，于新世纪中，君与臣皆当除灭”。他们认为应该彻底毁灭家庭，实行家庭革命，“聚散自由，有男女之聚处，而无家庭之成立”。[7]126-131在家庭中“最愚谬者，更莫甚于崇拜祖宗”，因此还必须进行祖宗革命，他们倡议拒绝出席和举办一切祭丧葬礼，并且要铲平坟墓、火化牌位，杜绝一切对于祖先的崇拜与迷信。新世纪派还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进行孔丘革命乃进行一切革命的肇始，“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如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他们向那些“切心救世”的“仁人志士”发出呼吁，“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8]205

2.提倡自由、平等、人权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反对一切权威，强调人人享有无限制的自由。身处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中心地法国的新世纪派，由于身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浸润，在其文章著述中不遗余力地宣示道，“自由、平等者，公道、真理之正鹄也。”“政府一日不去，真自由、真平等、真博爱一日不能见也。”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尚人道而反对强权；尊自由而反对法律；贵平等而反对阶级；主共产而反对资本”[7]161-212。相比新世纪派，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更为强调的是其中的平等权，平等说构成了天义派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废除国家和政府、女子解放和人类均力等思想都是建立在人类平等的基础之上。

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平等、人权有着最炽热的追求，尽管他们的追求更多地体现着绝对主义、极端主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见得真正理解，但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声声呐喊对人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催生出一批批进步青年的反抗人格，奏响出启蒙运动的最强音。不妨看看五四前后各种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刊物发表的激荡人心的宣言和发刊词。1914年师复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发表宣言称“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社会。”[7]351918年山西平社在《平社披露》中倡道“本科学之真理，复我天赋人权，使社会无尊卑、贵贱、贫富之阶级”[7]43；其后《民声社、群社、实社、平社特别启事》强调“介绍科学真理，传播人道主义，是社友共同的目的。”[7]48上海道社发表宣言：“无政府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为图人道、和平、自由、平等之实现，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来与这夜奋斗，指给世人光的所在。”[7]611920年《自由》刊物的发刊词则一连用了三个“自由”来宣示其震天撼地的呼喊。

3.突出强调妇女解放

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必然引出妇女解放的主题，妇女解放往往成为衡量社会解放的重要尺度。五四时期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便是妇女解放，其时各大报刊媒体充盈着强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平权、经济独立等妇女解放的思想，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人都曾以此为题发表过相关文章。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较大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前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所打下的思想基础，他们的痛声疾呼不能不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象，因为他们往往言辞激烈甚至骇人听闻。

由于《天义》报名义上是女子复权会杂志，该报几乎每期都会发表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诸如《女子复仇记》《女子劳动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节妇辩》《女界呼天论》《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女子问题研究》等。这些文章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女性所遭受的压迫、欺凌和悲惨的社会地位，指出“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8]98，另一方面不断谋求寻找实现妇女解放的条件。究竟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呢？他们主张女子须求诸己，而不必寄希望于男子，每个女子均须积极主动争得自身的解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妇女解放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女子问题研究》曾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关于婚姻的部分作了节述，并且评论道“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再如“故谓职业独立，则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解放也”[8]107都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认识妇女解放问题。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妇女解放的呼声本质上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有些言论不免有些荒谬，但是其中不少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4.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

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启蒙，启蒙就不仅仅只表现为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追求，还体现为追求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同样，无政府主义的价值也不是单向度的启蒙，而是一种双维度启蒙，除了宣传反专制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外，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的路径。

无政府主义始一传入中国，就是作为社会主义之流派进行介绍的，早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天义派”在日本东京成立时，用的名称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讲习会”。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宣扬废除私有财产权，一切生产要件社会公有，人人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则深深地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激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朦胧向往。据李维汉回忆，“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9]108-109

除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社会理想，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至少还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其一，运动农工，平民革命；其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比较重视农民问题，提出要依靠农民和工人进行无政府革命，他们发表了大量关于农工问题的文章，描述了中国农民和工人的生存状况甚至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阶级分析。运动农工的思想经过师复时期，被发展为工团主义，五四时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工团主义的影响大大增加。无政府主义者大力宣扬“劳工神圣”并在实践中把工人组织起来且对旧有的组织加以改造，较好地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了工人的组织工作。

对资本主义批判最深刻的当属师复。他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使得“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要旨，因此“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8]305。师复进一步指出，“Capitalisme无政府主义首反对之，故凡无政府党必同时主张社会主义”[7]263。

综上，基于启蒙的视域审视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潮与启蒙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人权、追求妇女解放等诸方面都存在着交集，且无政府主义呼声在前，启蒙诉求在后，因此可以断言，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初思想界的大解放，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意义。

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启蒙的助推，反过来又将自己推向了时代舞台的中心位置，到了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逐渐在众多社会思潮中独占鳌头，无政府主义的社团和刊物激增，无政府主义者的阵容不断扩大，李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是安那其”。[10]51

不过启蒙视域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终究有限，不仅仅因为无政府主义理论所呈现出来的绝对性、极端性乃至荒诞性，更在于近代中国启蒙让位于救亡的最终政治走向。在民族救亡的宏伟大业中，无政府主义思潮难负使命，逐渐走向了衰落。

二、救亡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难负救亡使命，走向式微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与启蒙主义的交织中，一步步走向高潮，然而不管思想领域的救亡方案设计的多么吸引人，最终还是要走入政治行动中来，经受实践的检验，此即李泽厚先生所谓的启蒙让位于救亡，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随着启蒙让位于民族救亡运动，无政府主义的高潮开始落幕，逐渐走向了式微。无政府主义究竟存在着何种理论的困境而使自己在政治救亡行动中日渐衰微呢？较为突出的是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空幻性和手段的非现实性，以下将详细阐述。

(一)空幻的目标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把个人自由放在重要的地位，将它作为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石，并且认为只有废除政府在内的一切权威才能达致自由的境地。在这一精神要义之下，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定义为“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权威所附丽之机关，之学说也”[7]262。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完全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主义，“‘安那其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绝对的自由主义，我们要求绝对的自由，非做到‘安那其’境地不可”[8]493。

这种绝对的自由主义要求扫除一切强权，“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7]35,他们宣称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无政府主义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无政府主义者将政府视为一切罪恶的根源，“政府实为强权之巨擘，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之而保护之”[7]262，宣称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还是君主专制的政府抑或劳农执政的政府，他们一概反对。

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组织的内部也必须保持一种松散非强权的状态，这样才能保持自由的本真状态。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7]402所谓无政府党不过是“自由聚集之场所，而无全体固定之机关，其性质不过如俱乐部，其作用则传播聚谈而已”[8]295，无政府党之行事自由独立、不受指挥。这样尽管有了组织的联合行动，但并不会妨碍个人的绝对自由。

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资本制度，废除私有财产权，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师复具体解释道，“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7]273

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对于反抗封建专制政权、争取个人解放以及社会主义启蒙的宣传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在现实斗争中追求的目标却是缥缈的甚至有害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了解自由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认识不到自由的相对性，大谈特谈所谓绝对的自由主义，这就将自由抽象化了，使他们所追寻的自由注定成为一朵难以实现的缥缈之花。周恩来就曾指出，“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种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11]357-358。

无政府主义者把政府当作一切罪恶的根源，无疑颠倒了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们看不到私有制的作用，臆断国家、政府起于“一二枭悍者”的强权，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窠臼中。他们根本不了解革命的根本问题乃国家政权问题，尽管一直高呼“革命”的论调。对于身处危机的中华民族来说，主张即刻消灭国家、消灭政府、消灭军队等一切强权的思想本质上是有害的。对此，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地指责道，“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12]33

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理想曾深深吸引着致力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们，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工读互助团的社会实验，然而很多工读互助团从发起倡议不到半年时间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旋即宣告解散，有些地区的工读互助团甚至在筹备期间就夭折了。究其原因，无政府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并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主张现阶段生活资料也要和生产资料一样公有，若仅仅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就是仅得财产公有之半面，是不完全之社会主义，然而工读互助团的试验却证明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11]178。

(二)非现实的手段

无政府主义者是主张反对一切强权的，哪怕在手段上运用强权也认为违背了其精神要旨，“他们坚信即使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暴力和压迫也只会创造出一个远离革命理想的社会”[13]140。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也宣称进行“社会革命”，他们实际上的做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倾向于暗杀、教育、总同盟罢工等手段。

受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极力推崇暗杀活动，张继曾经编译《无政府主义》一书，上编主要摘录各国革命党人和无政府党人提倡暗杀的言论，下编则记录了1901年以前各国无政府党暗杀政府要人的行动。暗杀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早期的革命党人，很多革命者都曾怀着满腔热忱策划了一起起针对清朝官吏的刺杀活动。客观地说，暗杀活动鼓舞了大批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革命青年，对清政府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震慑作用，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片面夸大了暗杀的作用，甚至认为暗杀比军队革命、武装起义更高明，“革命党其可舍军队策略，而用无政府党之暗杀手段……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也神速……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确的者，不可同日而语”[8]24。无政府主义者对暗杀的颂扬凸显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脱离了群众，至多只能除去个别统治人物，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封建政权，对革命武装的建立也起到了干扰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教育为革命，革命的目的在于“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无政府主义教育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以真理、公德所包之道德，即如共同博爱、平等、自由等等”，其二是“以真理、公德所包之智识，即如实验科学等等”。[8]210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只要进行不遗余力的教育，人的道德将会提高，人性将得到进化，“只讲是非，不顾利害”，当无政府主义思想普及、人人都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时候，革命也就成功了。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把武器的批判替换为批判的武器，以为通过笔墨宣传就可以成功地改造社会、改造人性，这无疑是自欺欺人之说，一定程度上麻痹了革命的群众。

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总同盟罢工思想借鉴于欧洲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总同盟罢工”五个字出自德国工团主义者罗列的同名书，基本主张是建立工团(即工会)，由工团组织共同罢工，这样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1907年张继从日本转译了该书，认为应该采取书中的革命策略，这一看法得到了天义派主要成员的赞同，提出在中国建立“劳民协会”。到了师复时期，总同盟罢工被改为工团主义，师复进一步重申建立工团、与各国无政府党一起实现总同盟罢工的基本主张。针对中国工人运动发展低下的状况，师复提出了“结团体、求知识”的基本方针，主张依托工团创办平民学校和建立工人小报，提高工人的斗争水平。师复的主张在五四时期颇为流行，各地纷纷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工人夜校，不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其中重要的组织者。客观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工团主义对启发中国早期工人阶级的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组织的建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只愿将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反对参与政治，提出“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8]330，事实证明纯粹经济的斗争不仅效果甚微，而且也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损害。

总之，救亡视域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由于其理论的困境，最终难以完成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时代课题，尤其当民族救亡由口号走向实践时，无政府主义目标的空幻性和手段的非现实性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使得曾经盛极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逐渐退出时代舞台的中心位置。

三、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评析

当谈到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时，多数学者往往抱持否定甚至鄙夷的态度，应该说从政治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足够警惕永远都不为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历史上一再对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做了大量而充分的批判，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曾经或多或少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因此，除了从政治运动的层面审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还需要考察它在思想文化层面留下的影响。

基于“启蒙—救亡”的双重视域审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的正是一种从文化思想到政治运动的考察维度，这种非单一的视角能够使我们对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从而对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中的客观地位、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有更具体的认识。

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无政府主义曾对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意义，它填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空白，充当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助力了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主张的激进反专制、反传统文化思想，对自由平等人权绝对的追求，关于妇女解放的痛声疾呼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等，与五四启蒙运动形成合流之势，有力促进了思想界的大解放。无政府主义一方面有力推动了五四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又在启蒙之势中使自己进入发展的高潮，逐渐耸立于时代的中心舞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层面留下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极端主义、绝对主义以及言辞的激烈性、荒诞性对理性的启蒙运动乃至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具有消极腐蚀的作用。譬如，无政府主义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和组织纪律对立起来，这种思想的危害性极大，对一切团体、一切组织都起着腐蚀和破坏作用，组织中的成员由于可以自由加入和自由退出成为一盘散沙，也不利于成员思想的健康发展。

从政治救亡的角度看，无政府主义思潮被引入到中国是基于适应民族救亡的总体需要，也确实在早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救亡行动的进一步发展，无政府主义的消极性逐渐凸显，最终无法完成救亡的重大使命，自己也走向了衰落的境地。究其根本，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是一种破坏——斗争哲学，只图破坏、不求建设，提出“破坏不能与建设并行，既欲行大破坏，当专以破坏为脑”，这就割裂了破和立之间的关系，只破不立自是难以完成民族救亡的最终使命。以国家为例，无政府主义主张的既是反对一切强权，自然反对国家的建构，然而民族救亡的首要目标却是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二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走向式微的政治宿命。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论争，充分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救亡目标的空幻性和救亡手段的非现实性，围绕着如何解答民族救亡危机这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无政府主义逐渐败下阵来，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中透视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评价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作用，从而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多一份清晰的认识。回望历史，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更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反专制的激进呐喊、彻底的个人主义的伸张以及“二各主义”的理想社会追求，都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着思想的铺垫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照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新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强调的破坏一切、只破不立的精神，以及建立在不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都曾留下依稀可辨的痕迹。

时至今日，作为一种政治思潮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无政府主义却随时会复苏，这就要求我们彻底认清无政府主义的恶劣影响，防止一种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思潮在现代化的中国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