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赫勒个性发展理论的现实价值

郭力源在《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对赫勒个性发展理论的研究能更加清晰地认知马克思关于人的个性思想的科学性所在，并且对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一系列民生建设举措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研究赫勒个性发展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的推进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为破除休闲生活个性发展假象提供全新的视角。赫勒认为与类本质建立自觉的关系即打破个性化发展假象的良方，而作为摆脱雇佣劳动的休闲理所应当地成为发挥这一良方的载体。当休闲活动将被艺术、哲学、音乐等自为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所占据之时，休闲主体将在其中丰富自身需求，从而摆脱对个性内涵的误解及其实现路径的工具化。人们也将意识到个性发展程度决定着“自我再生产”的程度，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其次，为深入研究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提供辩证的思维方式。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真正的需要是一种个体的需要，尽管它也离不开物质生产，却主要是一种精神的、道德的需要，并且屹立在自由王国之上”。可以说，赫勒个性发展理论不仅反证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科学性，使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的价值愈发凸显，而且有利于国民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国家方针政策，使个性发展与国家发展自觉呼应。最后，为更好地理解新常态下重视民生建设的政策导向提供思想酵素。赫勒个性发展理论中对个人需求的关注大于共同体的价值，她将个人个性的解放诉诸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而不是宏观经济政治变革，在这样的逻辑下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调节和结构的调整并不是以经济的繁荣为根本目的，民生建设即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与解放才是根本目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民生建设的手段。

(于 欣 摘)

匈牙利发生政治剧变的国内条件及深层动因

邰浴日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匈牙利在1989年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剧变，是国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一，匈社工党自身的改革意愿及改革举措:经济债务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显示了既有体制的难以为继；匈社工党党内的改革意愿强烈；政治剧变的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及活动的适时出现，为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助力；匈社工党在此后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报”。第二，民间反对派的组织化及联合，推动了剧变的持续发展。有效避免了反对派阵营的四分五裂，打破了匈社工党要对反对派阵营实行分化瓦解的政治企图，迫使它开始正视举行圆桌谈判的提议，甚至使它在此后的剧变进程中总体上处于守势。第三，对于历史的借鉴和反思促成了匈牙利国内期望实现和平转变的社会共识。这为匈社工党内改革派和反对派中温和派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良性的合作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同时也使匈社工党内保守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在整个变革进程中愈益衰弱与边缘化。第四，新闻舆论环境的逐渐宽松是匈牙利实现和平政治转变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首先，新闻媒体对于社会现实以及历史事件进行的更为客观、全面的报道与评论，大大促进了整个国家的思想解放风潮，并激发了社会上对于开启实质性改革的普遍期望。其次，新闻媒体关于反对派政党及其相关主张的广泛报道，对于其知名度的提升以及政治理念的传播都有很大助益，反对派阵营也因此得以凭借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来推动此次的剧变进程。

(刘 影 摘)

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历史分析

李提在《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巴尔干半岛一直是俄罗斯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从沙皇俄国时代的野蛮侵略，到冷战时期苏南冲突，再到苏东巨变之后俄罗斯重返巴尔干，无论是军事侵占还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俄罗斯在几百年间从未放弃对巴尔干的争夺。俄罗斯无法割舍的巴尔干情节除去千丝万缕的地缘政治利益，克里米亚的战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厄运同时激起了俄国民族主义思潮，“亲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泛斯拉夫主义者相信，斯拉夫民族根本上区别于欧洲其他民族，必须建立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联盟，俄罗斯应在斯拉夫世界占首要地位，鼓吹大国主义、俄罗斯至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沦落为二流国家，俄罗斯人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发源于克里木战争失败后的泛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民众中重新涌动。因此，不论是波黑战争初期对追随西方发动针对南联盟制裁当局的强烈抨击，还是科索沃危机最激烈时俄罗斯民众组织志愿军奔赴巴尔干，同族同教的斯拉夫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无法割舍的巴尔干情节显露无疑。与在困难和耻辱激发下产生的泛斯拉夫主义不同，“弥赛亚意识”是俄罗斯民族在东正教信仰下自发形成的一种“救世意识”和“大国意识”的文化基因，这种使命感历经百年依然是其对外政策的精神内源。目前，俄罗斯社会反西方情绪强烈，认同政府的“向东看”政策，与西方强国关系的不能改善，必将影响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基于作者阐述的俄罗斯对巴尔干政策的历史分析来看，俄罗斯的强势外交还将继续下去。

(于 欣 摘)

俄罗斯宪法性法律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Н.А.巴格丹娜娃、杨昌宇在《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宪法性法律是俄罗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宪法性法律既是规范权力的法律，也是保障权利的法律。这一法律部门通过以下时代特征预示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宪法性法律调整的对象。宪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包括一系列因财产、组织和公权力(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权力)的行使以及保障自由和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人格尊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第二，宪法性法律对权力的组织和行使进行调整(规范权力的法律)。大量的宪法性法律在宪法分权原则(俄联邦宪法第10条)基础之上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体系进行规范，确定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同时宪法性法律中包含一系列公民、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机构参与行使国家权力并对其监督的法律。第三，宪法性法律对个人地位的调整(保障权利的法律)。个人的宪法地位是人在国家和社会中地位的规范性表现。属于这一规范体系的法律文件确定了国籍制度、权利能力制度、宪法权利和自由制度、义务及义务保障制度。第四，宪法性法律的不稳定性。目前宪法性法律的不稳定性在选举、移民、联邦关系、地方政府、确定国家权力机关宪法地位及其他问题等法律中表现尤为明显。第五，政治对立法和法院裁决的影响。宪法性法律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政治取向对法律的影响，它会影响公民权利的大小和范围，会影响到一些宪法权利的内涵，其中主要影响的是政治领域的宪法权利内涵，同时也会影响对宪法权利含义的解释。第六，宪法性法律的实效问题。宪法性法律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构成的许多规范性文件缺乏预期效果。法律和现实经常相左，通常表现为法律主体既没有实现权利，也没能履行义务。第七，宪法性法律的宪法化功能。在分析宪法性法律的特征时，应当同时阐明宪法性法律发展所具有的固有趋势。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宪法性法律表现出“开放性”和“一体化”的趋势。

(苑承丽 摘)

贸易潜力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天花板及成长空间问题

徐坡岭、那振芳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俄经贸合作水平与两国关系和潜力不相称这一判断值得怀疑。现有测算贸易潜力方法存在诸多逻辑问题，据此估算出的中俄两国贸易潜力不能准确反映两国的基本国情。从资源禀赋特征、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对开放贸易的依存关系看，中俄经贸合作存在“天花板”限制，其存在于包括双边经贸总额、经贸额占中俄各自外贸的比重、经济产出结构以及中俄双方对外经济战略的差异中，并决定过往中俄经贸合作的现有水平和成长空间。未来中俄经贸合作的主要空间，也是两国政策互通与合作的重要方向，主要表现在大项目和能源领域合作、投资合作、金融合作、以投资合作带动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和基于产业内分工和投资合作的中间品贸易五个方面。为切实提升两国经贸合作质量，提出以下提升中俄经济合作水平和合作质量的政策建议：第一，淡化两国经贸合作的数量目标和项目数额目标，通过深化两国的产业分工合作和战略领域的技术创新合作，提升中俄经贸合作的质量；第二，发挥政府和国有企业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中的优势，同时遵循市场原则，算好成本收益的账；第三，扩大在俄罗斯的权益投资比例，积极参与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领域，参与俄罗斯关键领域的设备生产和投资；第四，目前俄罗斯食品加工和轻工制造领域的进口替代效果显著，该领域的工业设备需求旺盛，是近2—3年内的投资重点；第五，提升两国的技术标准合作，为两国的产业对接和产业融合创造条件，为“一带一路”建设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对接创造条件；第六，扩大两国的中小企业产业合作，为民间经济合作创造条件。

(苑承丽 摘)

俄罗斯经济增长政策的问题：走向新经济模式

O.C.苏哈列夫在《欧亚经济》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俄罗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与实际国情间的不适应性，因此作者在考量历史上本国经济体系中不同增长因素和要件，收集既有信息，从而建立了包括研究和开发成本在内的各种模型。并基于模型研究俄罗斯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因素，即GDP中按照比重和变化趋势能够形成新增长基础的相关要素，对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GDP各要素进行了结构性分析，明确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即作为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工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准确地与GDP要素的变化相互配合，当GDP各要素由高向低变化时可避免调控目标的失败。文章还分析了“扩张主义”和“限制主义”两派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观点。“扩张主义者”主张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限制主义者”主张削减开支、进行局部改革(司法改革、私有化等)，以改善经济状况。作者采用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俄罗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进行分析，在讨论形成俄罗斯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给出了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要件：利用金融和交易部门的资源安排劳动力和资本的反向溢出并进行处理；进行“旧技术—新技术”“创新派—保守派”的结构调整，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对成本和资本进行分配；刺激消费，为实施进口替代计划奠定基础，并逐步增加投资。

(于 欣 摘)

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

王晓菊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苏东剧变对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有数百万人失去生命，其人口减损量居中东欧各国之首。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波兰总人口逐年攀升。苏东剧变以后，波兰遭遇了贫富分化、高失业率、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场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对波兰的人口状况虽未造成致命的打击，但由社会主义40年的攀升期步入了转轨以后的准“平台期”。其次，1989年剧变以后，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移民目标国包括世界五大洲的大约50个国家，波兰之所以有大量人口向境外迁徙，国内、国际因素兼而有之：冷战结束及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使波兰人向海外迁移的规模迅速扩大；加入欧盟和《申根协议》为波兰人涌入西方发达国家大开方便之门；好迁徙的民族习性决定了波兰海外移民活动较为强劲。最后，从整体上看，东欧剧变后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有增长，但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重，受地理、历史、经济、宗教、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波兰人口的外迁范围明显地集中于西欧、北美两大移民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波劳务合作和移民往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剧变以来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有增长，在这一表象背后潜伏着人口危机。鼓励生育、吸引移民，从而刺激人口增长，这一发展目标应成为波兰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国策。

(刘 影 摘)

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李向东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撰文指出，语言与文化研究是当代俄罗斯语言学中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富、参与者众多、影响广泛的研究方向之一。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学科交叉，多边路线发展。语言与文化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单门学科难以阐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因此，对它的研究应该是跨学科、多角度的。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体现了这种综合、交叉的特征，它在与符号学、认知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交际学、语用学、语言教学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术思想和流派。第二，寻求和研究语言与文化相关联的中介单位——关键概念。关键概念)是语言符号与文化符号的集合体，具有语言与文化的双重性。其中，语言符号是第一性的、基本的，文化符号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前者是后者的能指，两者之间是语言单位意义和文化涵义的关系。第三，秉持以人类中心范式为主导的研究范式。该范式主张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因素，因为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基于对人和人的世界的了解，才能把握语言的实质，才能解释语言现象。第四，突出双向研究视角。语言的双重性特点决定了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本身是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是文化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和传播工具。从语言看文化，展现不同的语言世界图景；从文化看语言，分析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这构成了当代俄罗斯语言与文化研究的两个基本视角，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研究角度的多维性。

(刘 影 摘)

论人格主义美学的构建与冲突——以别尔嘉耶夫为例

李一帅在《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2期撰文指出，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人格主义哲学家代表人物，他肯定人格和个性的至上地位，承认美对人格的发现和探索的重要作用，探讨了人格主义美学的构建与冲突。第一，人格主义美学的建立。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思想受到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舍勒的影响，认为人格大于所有具体行为总格，人格规范是在人格典范的基础上被建立的，构成了他“用美来发现人格”的基础。人格主义美学即是人格主义研究的重点和延伸，明确了人格和美之间存在的关系。到19世纪末期，有一种现象对于阐释美毁掉个体人格有着标志性象征，即唯美主义，别尔嘉耶夫认识到唯美主义严重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他的人格主义美学更倾向于通过美来发现了个体人格的本质，而非重新塑造个体人格。第二，伦理理念与文学超越。别尔嘉耶夫的人格主义美学不单单是从人的伦理角度出发，实际上，他提出的用文学超越爱的社会性，还深深受到了宗教影响。俄罗斯文学中蕴含着基督教思想的传统，从更深层次讲，他对俄罗斯文学的赞颂有着对宗教神学的崇尚，这也引发了更为复杂的讨论，即人格主义美学与神学美学关系的探讨。第三，存在、人格、神学美学的相容与相悖。别尔嘉耶夫认为：“意义、价值和理念的主体存在，是作为精神而存在的。”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他在人格主义美学构建的过程中，往往遇到人格主义、存在主义和神学思想的冲突问题，他接受这种悖论，并强调精神在各种学说之间的重要性。最终建立起人与美的生存辩证法。

(刘 影 摘)

西方理论与俄罗斯大众文学事实之矛盾

林精华在《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为强调民主及其在审美实践中的合法性，冷战时代西方建构了大众文化理论。自此，用这种理论旨在说明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生产和消费，成为潮流，至今不绝。在这种理论观照下，俄国是没有大众文学的，即便有，其价值也无足挂齿。大众文学在俄国的情形意味着，立足于欧美城市化和工业化模式而建构的大众文化理论，未必适用于解释俄国大众文学的事实，姑且不论俄国民间文学甚至东正教一直是塑造俄国人现代审美观的重要因素，因为依据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之经验判断俄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众文学，会遭遇关于城市化认知与俄国城市化事实、大众文化理论与俄国大众文学事实之间难以融合的问题。这几组矛盾显示出，仅仅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去解释俄罗斯大众文学，会让读者无所适从。问题的实质并非在大众文学本身，而是在于促成俄国市民的文学审美观念的基础不同于欧美。这种情形的根源在于三百余年来俄国是以国家动员方式推动城市化的，其间夹杂着太多的战争灾难、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审查、东正教的道德约束等，即便如此，城市化过程并未停止。因此，从理论上澄清用西方学说去理解大众文学在俄国产生和发展之认知的矛盾，意味着要探讨俄罗斯大众文学，远比研究已确定为经典的正统俄罗斯文学要困难得多。俄罗斯大众文学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而是和所谓高雅文学艺术一样，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成果，是现代俄罗斯文学进程本身，至少是其最基础的部分。

(于 欣 摘)

俄罗斯社会舆论中的中国形象

许华在《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俄罗斯在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倾向和民众态度偏正面。媒体报道以政治经济新闻为主，中俄政治交流和经贸往来的信息尤其受到关注。中国在民意调查中保持良好形象，俄罗斯对华友好的民意基础在增强。促使这种局面形成的因素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中俄之间是成熟的、高水平的双边关系，两国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中持有相近的或一致的立场。两国高层政治互信的程度、政府机构互动的机制化影响着涉华舆论场的导向，而不断增强的对外经济影响力使中国故事的吸引力大大增加，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得到丰富和凸显。因此，俄媒体对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不持异议。有鉴于此，在保持舆情反应正面积极的同时，未来我国还需加强针对俄罗斯的国际传播能力，以提高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及重要性的认可，使对华友好的社会基础更加坚实牢靠。第一，提高我国媒体在俄罗斯的影响力，加强对当地主流媒体的渗透。扩大中国新闻产品对俄主流媒体和主要社会机构的覆盖面，合办专版专栏，通过议程设置共同报道两国间的主题活动。第二，加强快速反应和议题设置的能力，提高影响舆论的技巧。在涉华报道和涉及俄罗斯和独联体地区的消息报道讲求时效，先声夺人，引导舆论方向，以提高被俄罗斯媒体采用的概率。第三，鼓励有国际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在重大国际事件报道中积极主动发出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立场和思路，提供权威解读和分析，以实现俄罗斯媒体主动传达中国声音的积极效果。

(苑承丽 摘)

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时代转向

阿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古力加提·艾乃吐拉在《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撰文指出，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是在民族政策引领下前行的，其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安全体系中得以实现。在民族教育政策领域， 以何种方式将俄罗斯各民族的精神结合体纳入到民族教育内容当中，并使其成为团结民族、实现多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媒介已成为俄罗斯当前民族教育政策所追寻的价值取向。俄罗斯联邦政府成立后的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三次价值取向转变：一是以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为目的决定民族教育内容；二是以民族地区为单位形成民族地区教育体系；三是以建立统一教育空间为手段实现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目标。通过对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演变的探讨，提出了对我国民族教育发展的启示与思考：第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教育成为当前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选择了不同的价值转向。目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教育成为当前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的首要任务。维护国家统一、将多民族的俄罗斯凝结成一个政治实体依然是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俄罗斯民族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经历了数次时代转向，但民族教育机构“为实现国家精神一体化服务”的教育使命从未改变过。第二，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要大力培养各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与俄罗斯同为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要引导各族学生把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自身的神圣职责，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祖国尊严，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首位，这应该成为民族教育政策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取向。

(苑承丽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