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战、自信自强
——谈近期中美贸易摩擦

◎文/杨英杰

当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乃至将来可能更为激烈的贸易冲突，躲是躲不开的，世界史早已告诉我们，领先大国与崛起大国经济领域的纷争冲突是必然的，早晚而已。怎么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中美经贸合作快速增长，两国难免会出现一些摩擦。双方要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精神，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

目前社会上关于中美贸易摩擦“速胜论”“必输论”之类的观点，情绪化因素居多，理性与严谨的学理分析不足。透视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直面挑战，亦需自信自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关头，妥善处理好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乃至全球经济稳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背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动

概而言之，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其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朝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变化，美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出现了不适应，是反应过度的表现。

事实上看，无论是人均产值、制造业总体能力、科技发展水平等，中国与美国相比都有相当的差距。中国之所以被美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科技、国防以及外交实力的蒸蒸日上，似乎有撼动“老大”地位的趋势；加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内蕴的“文明互鉴”理念，为全球生态和谐、国际和平事业、稳定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尊重，中国站在了全球治理的道德制高点，美国感到其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有点恼羞成怒了。即便此处所谓的“价值观”，也仅是国家利益的遮羞布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呈现出“三步走”的态势。第一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以“三来一补”，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高科技类外资企业逐渐加大投资，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中国企业则在“干中学”中成长；目前在向第三步转换，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正逐渐崛起，中国的制造业加速升级换代，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替代外资成为出口的主力，而美国所担心的正是我们发力的第三步。无需用多么高深的数学公式即可理解，两大经济体在全新领域中所进行的高度同质化的产品较量，极大的可能是零和博弈，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回到美国所大谈特谈的贸易逆差。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此国有“顺差”的内容。对美国来讲，既想得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收益，还想要有竞争力下降的行业之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有点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实得益于国内低端产业的外流，美国可以将更多资源优先配置于比较优势产业，从而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如果美国真想通过所谓“贸易战”的方式消除逆差，为什么不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首选进行精准打击呢？重点打击的反而是高端产业领域呢？美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不在于所谓降低贸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这一点，有学者看得很清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近日撰文即指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特朗普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实施其‘中国制造2025’政策——这个2015年提出的计划是中国40年大目标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特朗普肯定会失败。相反，特朗普的行动只会使中国领导人看清美国浓烈的敌意，进而抛弃任何依赖他人的想法，更加坚定决心、花大力气推动创新并提振技术地位。”诚哉斯言！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美国国内因素：资本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外溢效应

美国知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一份报告显示，过去40多年来，美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2016年美国家庭的年收入差距比1970年的收入差距增长了27%。1970年，年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是最低收入者的6.9倍，而这一数字在2016年增长到8.7倍。统计显示，美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4不断攀升至近年的0.48左右，也佐证了美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学术界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特朗普入主白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收入阶层的支持。上台之后，为兑现选举时的承诺，特朗普必然要举起高关税的大旗，保护并无优势的相关制造业领域失业工人的就业。

其实，特朗普这一做法短期内很难有明显的成效，反而会人为扭曲美国产业结构，降低美国经济比较优势。美国产业结构成型至今亦非一日之功。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业化是在南北战争（1861-1865年）之后的30年完成的。到188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就超过了农业，占国民收入的52%，标志着工业化正式完成。又过了1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进一步超越了英法，成为世界第一。进入20世纪，美国第三次产业开始稳步发展。1947年，美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约为10∶30∶60，第三产业1985年超过70%，2009年进一步超过80%，2015年三次产业比重则约为1∶20∶79。

美国制造业比重尽管有所下降，但在高端制造方面，仍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制造业信息化速度不断加快，在促进高性能计算机、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造业也在向高端智能化方向发展，一般制造业的衰落则成为必然。最近通用电气被剔除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更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通用电气代表了美国制造业的辉煌，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通用结束了其在道指中长达111年的成份股历史。道琼斯指数最初的12只股票均为农业股、重工业股和制造业龙头股，而现在的30只成份股中，科技企业和高端制造业占据了更多的席位，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早已被第三产业所取代，而美国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口也接近总人口的90%。

可以说，美国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美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完全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支撑。但如果把美国第三产业细分为高附加值第三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业、专业服务业等）和低附加值第三产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教育、卫生、艺术娱乐等）两部分，研究则发现，从产值的角度来看，美国目前是单纯依靠高附加值第三产业产值的提升来带动第三产业整体产值的提升，进而带动GDP的增长。

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特别是高附加值第三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劳动的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反思1%的少数群体与99%的多数群体的“两个世界”现象——少数人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认为这种分配状况是不合理的。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从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所有者只获得很少的财富、而资本所有者却获得大量财富的现象。书中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17%，前1%人群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重为30%以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特朗普被中低收入者抬入白宫，都说明了分配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矛盾亟需解决。令人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开错了药方，自己生了病让别人吃药。特朗普一直拿美中贸易逆差问题作为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斯蒂格利茨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太低了。”既想维持高消费低储蓄，不通过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提升储蓄率等举措来解决国内矛盾进而缩减贸易逆差，而是想依靠剪羊毛的方式让别国买单，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中国对策：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

邓小平曾说过：“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是要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少说多做，埋头苦干，发展是硬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问题意味着发展的新空间、改革的新目标。中国广袤的地域，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所形成的自然“压差”，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宽阔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的韧性亦由此而来。形势愈严峻，我们的思想愈要更加解放，改革愈要更加深化，开放愈要更加扩大，制度创新愈要加快推进。工作千头万绪，如下围棋，紧要处只是一两手便决定了全盘的胜负。着眼当前和长远，需紧紧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牢牢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不放松，对内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更大幅度推进开放。

第一，继续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新的公共产品，释放各国发展潜力，本质是实现经济大融合，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我们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原则，顺应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大势，本着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世界更加普惠平衡地发展、贫富差距鸿沟的弥合提供新的广阔机遇，继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第二，继续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在消费和出口低迷不振的状况之下，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将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在坚持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通过加快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重点弥补中西部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对于稳就业、促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抓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重视解决政府为企业信用背书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这是解决政府债务社会化、区域债务全域化的关键，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关键。

第四，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一是下更大力气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门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二是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措施，尤其是营改增等减税措施要抓紧到位，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三是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特别是在审慎监管基础上鼓励社会资本成立金融机构，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从根本上缓解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第五，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最近，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雅各布·麦德森和OECD的法布里斯·穆尔廷采用横跨1270年至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对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作者认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近几年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把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归因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中国人口红利下降固然有适龄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素质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要求，无法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无法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劳动力出现结构性匮乏。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而人力资本仍处于工业化前期的水平，有学者研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导致沿海企业劳动力的大规模分流，甚至出现用工荒，就是有力的佐证。因此，全方位加大教育投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育模式，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基础性工作，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基础性工程。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美贸易摩擦非短期能够彻底解决，这一摩擦甚至冲突将会一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而持续存在，或大或小、或激烈或缓和。如果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冲击。对此，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立足于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此时此刻，重温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的一段话极有必要：“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