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红军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整个社会结构和相关社会治理法律制度的整体性变革。对此,我们日益深切地感受到“网络社会”所具有的民主化魅力和制度性力量。尤其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维权型、推动型集体行动和放权型、引导型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在此背景下,我们一方面需要从制度构建层面来审视民众在互联网背景下的集体行动及其对现行法律制度形成的冲击[1]108,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制度构建层面来反思信息时代执政者的网络社会治理能力[2]88-92。但是,在此过程中,如何总结和归纳这些集体行动和治理方式变革中体现出的制度性要素,乃是当下法学在互联网领域的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对此,本文尝试通过典型案例来窥视其中蕴含的制度性要素,以此来更为实证性地分析该问题。
先看孙志刚被收容案。孙志刚,湖北黄冈人,2001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工作。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被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以无暂住证为由带至所内,后被转至广州市收容站及收容人员救治站,在此期间被殴打致死。随后,孙志刚的父母来广州寻找孙志刚死亡的真相。经过一个多月,由于相关部门不配合,真相无法查明。4月25日,此事件经《南方都市报》披露后,互联网上抗议声浪此起彼伏,网民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公开透明地处理事件、严惩元凶,形成了声势颇大的舆论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