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炜小说创作研讨会发言实录

黄发有+刘大先+丛治辰+舒晋瑜+马兵+顾广梅+赵月斌+刘传霞+刘永春+张建波+张清芳+李盛涛+刘新锁+陈夫龙+康长福+朱献贞+张梅+卢衍鹏+杨新刚+张文娟+叶炜

编者按：10月22日，“中华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学术论坛暨叶炜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和作协系统的40余位评论家、作家齐聚孔子故里，从中华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视角，对青年作家叶炜的创作尤其是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青岛出版社出版）进行了充分研讨。本刊刊发本次研讨会发言实录，以飨读者。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尊敬的各位专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曲阜，因为我也曾在曲阜师范大学读过硕士，可谓是重游故地，所以心情非常激动。今天主要围绕从曲阜师范大学走出去的作家叶炜，围绕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来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讨论的空间也非常大。

这个会议在曲阜开，应该说是结合得更加巧妙。我们知道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在儒家文化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想法进行讨论。

我认识叶炜很早，因我在南大任教十年，他又在江苏，所以有着地缘之谊。我喜欢逛书店，最初看到他的随笔集，李新宇老师给他写过一些相关文字，我就特别关注了一下。后来听到他有作品不断发表，尤其是小说《后土》，我在江蘇参加紫金山文学评奖的时候看到过，印象深刻。趁这个机会，我学习了各位专家写的对叶炜作品的评论，然后结合自己的记忆谈几点看法。

“乡土中国三部曲”，比较熟的是前两部，并且看得非常仔细，后面一部看得没那么仔细，因为书出得也比较晚。他的作品非常有特点。这是结合他自己特殊的生命体验，寄托了他的乡愁，写的鲁南麻庄的故事，非常具有符号性色彩：作品一方面通过麻庄为缩影对现当代历史上的一种转变进行一种概貌式、象征式的挖掘与表现；另外一方面作品塑造的人物有非常鲜明的个性，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如麻姑、万仁义等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立体的。在表现的手法上有创新。围绕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展开讨论。

80年代以来，乡土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互动确实非常密切，虽然说都市文学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确实也越来越壮大，但是当代文学创作还是以乡土题材作为基础。从山东文学创作来讲，这种创作尤其明显。如最早的王润之，他的《鲁班的子孙》等等，都反应了山东的传统文化及区域色彩，对于山东本土特色文化和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有着一定意义。再比如张炜的《古船》，现代转型当中的文化渗透，以及现代人在传统的影响之下如何突破原来的模式等，都给山东乡土文学注入了力量，并且有着现代性色彩。还有日照的作家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等，在保持了乡土文学的品格的同时，为整个中国了解山东的农村生活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和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也能看出一种文脉的传承。这应该也是叶炜作为山东籍作家对土地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的表现，对于这样一种题材创作的了然于心。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找到了自己新的突破口。

另外，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有一些作品我们也是绕不过去的。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比如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在《白鹿原》里都是有深刻的诠释。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不同省份、不同籍贯的作家虽然在构建自己的文学空间的过程中，利用了不同的自然景观、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其所抒写的传统与现代的文明冲突、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相互参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谋而合的。这可以说是文学家创作的一种普遍规律，也是当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可贵品格。季红真有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虽然她的研究有具体对象，但是我认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现代性文学作品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主题，这一点值得我们去深思。

谈到儒家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我还想到格非。格非先生的《江南三部曲》中有一个意象叫做“风雨长廊”，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三部曲。我们不由地想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诗人热切的期望，也反应在格非先生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构建的乌托邦空间之中。

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但应该辩证地继承，甚至批判地继承。我们发现，凡是涉及古典文学素材和意象的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质量较高的，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构。最典型的例子是余华的《古典爱情》，这部小说是对古典传奇和戏剧中才子佳人故事模式的解构和反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中，有着太多的大团圆结局，情郎落魄时遭遇富家小姐，得到资助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回来迎娶，已经成了一种经典而又俗套的模式。这其中，作家的思维构建肯定也受到了儒家入世思想的深刻影响。但是余华对《古典爱情》的处理很轻易地让我联想到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鲁迅的发问的本质在于，如果女性失去了经济来源，那么会成为什么样？我们可能会想到沦为娼妓，但是余华直接植入了“菜人”意象，告诉我们这种乌托邦的真实结果是让鲜活的生命成为食物。

我们不由联想到，娜拉出走后命运肯定不济，但痴痴在家守候的富家小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也很可能无力维持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爱情与自由的冲突，就成了一个庸人自扰的问题。

因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参照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们之间或许会有一个桥梁，但需要大量的作家、学者共同去探讨和营建。当我们看古典文学中的那些寂寞深闺，和现代文学中由自由到颓废的疯狂呐喊的时候，我们再思考鲁迅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包含经济、社会和传统文化多重因素的钳制在内。人的独立品格需要在思考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不同情境的情况下才能被真正的尊重。因此无论是区域文学空间的构建，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继续交锋，都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所提及的上述作家，包括叶炜在内，所做的探索都是具体而可贵的。我们应该更耐心地去观察，期待更多的后来人加入这一征程。

刘大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我只看了前两本，影响最大也是最厚的《福地》还没有看完。就我目前看过的来讲，我觉得叶炜的小说有自己的一个比较宏大的想法与构思。昨天我跟治辰聊到今天会议的主题“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开玩笑地说我负责传统文化，他负责当代文学。我想接着刚才文苏占兵教授谈的“当代文化中的传统性”来先谈谈“传统”。endprint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有一个很明确的神话原型的结构，他几乎在每部作品里面都设置了对现代理性来说不可理喻的神秘的现象，比如麻姑、土地神、托梦，诸如此类。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性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但祛魅得可能只是在“大传统”上，或者说在世界的犄角旮旯和人心的幽微细处，总有那难以祛除的暗角。叶炜笔下着力书写的苏北鲁南地域，属于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齐鲁文化，即便在那样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巨大传统中，还隐隐约约有着一个不能被工具理性和科学话语所扫除的“小传统”。这里显示出传统自身的多层面性，世界可能从来都不是语法单一的透明状态，而是包含了无数种认识的角度，麻庄所显示出来的只是传统多维度的冰山一角。

传统有其流动性。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传统始终是一个承传流变的东西，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化的、本质主义的、有着明显内涵和外延的东西。那我们谈论传统的时候，究竟在讲什么？其实任何一种传统都是一种所谓的“活鱼要在水中看”。传统总是因应社会的变迁做出自己的调适，经过大浪淘沙不断流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一个边界相对模糊而核心比较稳定的东西，就像麻庄人的自然神学式的信仰，尽管经过了启蒙理性、革命、经济功利主义的持续性冲击，依然一息尚存，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传统”。它是一个能够活动在当下文化建设当中的存在，参与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这个对话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说它是一个活着的传统，而不是被博物馆化的、供展示的存在。伽达默尔称之为效果的历史，这种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在现在发生了必然的转变，同时也作用于当下。

一般我们在各种话语中说到的“传统”，往往总是官方、精英的大传统与底层、民间的小传统彼此交相呼应、互相沟通，生发出文化活力的所在。叶炜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重要的价值，就是激活了那些曾经一度被主流话语压抑了的那些小传统。而“小传统”实际上是一直像草蛇灰线一样埋伏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

就阅读叶炜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发生线索而言，我觉得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应该是《福地》，因为从小说的时间线上来讲，这是一个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笼罩性的时间，涵盖了一种整体的观察视角。第二部是《富矿》，表现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社会大转型，读者能明显地感到，在《富矿》中充满着一种欲望的躁动，我不知道叶炜是有意还是无意，让整个小说形成了一种氛围，就像暴雨前的那种郁闷、压抑、喷薄欲出的感觉。第三部才是《后土》，这个小说的时间涉及到新农村建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的小人物、带头人，怎么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的故事，还涉及到他们的下一代想用新的理念来建设已经日益凋敝却又充满生机的乡土。或许在三部曲的创作中，叶炜一开始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但是随着写作过程的深入，思路慢慢地明确起来，他意识到他有可能写出在苏北鲁南的这个小地域的整体性，从而让麻庄具有象征意味，进而希望以此来展现中国，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乡土变迁。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城镇化的进程，乡土中国的传统发生巨大裂变，生发出种种前所未有，堪称天翻地覆的新事物、新情感和新认识。

如果将叶炜放入到中国乡土文学或者说农村题材小说的脉络中看，他也有自己的独特意义的。昨天我正好在北京的紫玉宾馆参加“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经验：从鲁迅到莫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提交了一个关于高晓声的论文，文章涉及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关于乡土中国的转型的核心命题。我认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命题，就是公与私的关系转变问题。从解放区的赵树理开始，到柳青的《创业史》等反映土改与合作化的小说，明确的有一个集体化的、组织化的、公有化的理念在背后。实际上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下，试图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小农文化进行整合，希望通过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理念来重新梳理界定国家与分散的小农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中间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天下为公”的理念实际上是没有个体的，就是说在集体当中，个人随时可以退隐到集体背景当中去，个人和集体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必然带来理论与现实之间衔接的困难，事实上“一大二公”也确实伤害了小农的积极性。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在各种教科书中都学到的东西，事实当然更复杂。比如，彼时对于农村、农业的损害，其实有着不得不为之的工业化和冷战的历史特定性。

新时期以来直到当下正在书写的乡土文学作品，一直在清算这笔历史旧账，并且掉转了一个位置。“私”的观念被重新提炼出来，一直延续到黄发有老师刚才讲到的《白鹿原》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实际上把民族国家这个集体理念放在一边，或者将集体与个体对立起来，突出农民个体利益、家族本位或者乡贤文化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公私之间的交织在几十年间发生的意味深长的变化，事实上晚近三十年代的农村与农民形象几乎已经窄化和固化，反倒丧失了现实感。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笔下的新一代农民子弟，大学毕业之后或者外出打工归来，再次投身到乡土建设当中，公与私连在了一起。这可能在他那里是不自觉的显现，人物刻画也许有某些粗疏和生硬的地方，却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在文学中重新弥合那已经在现代商业化进程中日益四分五裂的共同利益。因為只有将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文学传统中对于乡土中国的不同书写重新加以整合、提炼，才有可能形成我们时代的乡土中国形象，这才是生生不息的“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准备把这三部曲好好读完之后再做思考，同时也期望叶炜在未来的写作中能进一步超越晚近乡土题材文学书写中的惯性观念。我就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引言，各位请继续。

黄发有：大先的发言触及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我也听出来他有一些话可能也没有说得很透，其实我也是这个感受。因为叶炜他有很大的一个雄心，但是可能有一些后面的写法，尤其是第三部那个是很不好写。还有就是，我对叶炜也是抱有这种很高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因为他现在这几年，确实是势头非常好，我也是希望他的新作能够在这个三部曲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提升。那下面就请丛治辰老师来讲一讲。endprint

丛治辰（中央党校文史部）：在“中国传统文化（齐鲁文化）与当代文学创作”的题目下讨论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我觉得极为合适。何况我们还身在曲阜。如果要在先秦诸子里找一个人最近于“小说”这一现代文体，我觉得就是孔子了。当然是《论语》里那个孔子，不是后来吃冷猪肉的万代文宗。他不写章法严整、逻辑森然的文章，而是带着一帮学生东奔西跑，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他的道理不是刻在木简上，而是在身体力行的生活当中。他有时候也说一些名言，但这些名言没那么坚固，往往随风飘散，换一个场合面对同一个话题，他可能说出的又是另外一套名言了。孔子的真理与教训都是活生生的，随物迁移，深谙道理的脆弱，和世界的复杂幽微。我以为这就是小说的精神。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叶炜的小说的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这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和孔子的真理与教训一样，都不是铿锵有力的训诫甚或不可更改一字的训令，而是以小说的方式呈现，是弥散在生活的丰富性中，弥散在小说的细节中的。我们在叶炜小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看到传统文化的流风余韵，正是这些弥散在生活细节中的传统文化，构成我们所说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费振钟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谈什么是活的文化，什么是死的文化。他说有些江南的古镇，把原来的居民都搬出去，弄一些做买卖的人进来，尽管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这个文化是死的。真正的文化是在人的日常生活里，不是用来表演的，而是用来过的日子，离开了那样一种活生生的生态系统，文化就不成其为文化了。我们今天说齐鲁是孔孟之乡，文化荟萃之地，不仅仅是因为两千多年前出过圣人，而是因为圣人的教训还以相当鲜活的方式留存在我们的生活细节当中，构成齐鲁地域独特的风貌。这个风貌，这个还在生生不息继续向前走的活的文化，平时我们生在其中毫无所感，也不觉得咱们的生活和别的地方的人有啥不同，但是叶炜把他凝聚起来，提炼出来，表现得深沉而饱满，这就是叶炜的小说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讨论文化的时候，未必一定要谈《论语》，更不一定要提《弟子规》这种东西了，文化是如叶炜所写，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轨迹和生活秩序里的。而前面已经说过，小说这种东西是很丰富的，不能用单一的规范去约束，尤其那些细节，难免歧义迭出。所以尽管我们身在曲阜，但也不可以简单就认为叶炜小说里的那种文化就是儒家。从生活和细节里来的文化是很驳杂的，有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也有齐地自古就有的巫祝方士的传统，极为丰富，不单是印证了，而且是补充了我们关于齐鲁文化甚或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以上是叶炜的小说与“传统”的第一重关系，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还呈现出第二种传统，那就是文学史的传统。正如黄发有老师此前谈到的，陈忠实、张炜都写过和《福地》类似的故事，这是向文学史的传统致敬，但这种致敬也让人心里非常紧张，有一种影响的焦虑：既然这样用个人小历史写国族大历史的故事已经被讲了那么多次，叶炜干嘛还要再写一个？那还有意义吗？在读《福地》的过程中，这种质疑和焦虑慢慢平复了，我以为叶炜还是写出了新东西的，他的新意很有趣，是用前面所说的那种地域文化传统，和文学史的叙事传统形成了某种抗衡。在前辈作家的类似书写如《古船》《家族》里，地域和乡土的传统在宏大历史的进程中是完全被现代国族叙事碾压粉碎的，传统的温情必然在现代的进程中消散，成为这些小说中基本的悲剧元素。但叶炜这样的七○后作者或许并不这么认识历史，他有一种前辈所不具有的信心。《福地》里有个细节，要批斗老万了，但是老万站在批斗台子上站得非常有尊严。面对那个显然组织得不太成功的农抗会时，老万说好哇，既然你们这么牛，下次鬼子来了的时候你们上？这一句话非常有力量，一下子就把大家都镇住了，这是一个传统乡绅固有的对于乡土的责任，责任落实为行动，做出了业绩，他不是依靠财富和势力，而是依靠这个业绩受到当地的认可，从而具有力量。这种传统的力量足以抗衡来自现代的压力。

叶炜的三部曲里当然还有别的文学史传统，比如《后土》里其实有共和国文学的传统，准确地说，是改革文学的传统。改革文学尽管是新时期的一股文学潮流，但根子上是共和国文学脉络里的。再比如《富矿》，我以为那里面有中国传统小说里世情小说的传统：大量的细节，建构出一个完整细腻的日常生活场景，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推动叙事，而在于描绘一幅完整的风俗画卷。但恰恰在这里，我想提出点我的困惑，和叶炜商榷：小说是需要细节的，但是小说也需要推动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细节和动力是存在矛盾的。《富矿》的细节确实非常饱满、结实、漂亮，但细节可能恰恰压过了叙述的力量，使得小说缺乏必要的爆破力。

不过从我这一点不满足的地方出发，再看叶炜的这三部小说，又能发现叶炜小说的第三个传统，就是叶炜自己的传统。叶炜的三部曲，按照小说里的时间排序，应该是《福地》《后土》《富矿》，但是按照写作的顺序却恰恰相反，是《富矿》《后土》《福地》。《富矿》如我刚才所说，细节过于饱满，而叙事动力不足；到了《后土》里，叶炜已经找到了推动小说的办法，看上去小说的叙事仍然是不徐不疾，但是两个年轻干部对旧秩序的不满和对于新秩序的渴望，构成一种内在的暗力，推动着小说的速度；而在《福地》里，叶炜的叙述动力就相当强劲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看到叶炜三部小说当中的变化，那就是“情欲”。《富矿》中大量的细节都是情欲描写，当然《后土》和《福地》里也有大量的情欲，但是不一样，《富矿》中很多情欲是不必要的。我们当然知道叶炜是希望通过写这个，来表现乡土的颓废和傳统的衰败，但是不需要这么多，细节多得有点不节制。而到了后两部，对“情欲”细节的使用就控制得越来越好了。所以叶炜的第三个传统，就是他个人写作技艺的进步过程，这是他个人的小传统，却也预示着他未来光明的写作前景。叶炜是一个起点很高，但还能够不断进步的作家，这就让人对他格外充满期待。

黄发有：丛治辰讨论得非常细致深入，另外他也把自己对作品的感受说得非常真实。下面就请舒晋瑜来讲一讲。

舒晋瑜（《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作为关注文学领域的媒体人，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叶炜的创作，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近几年叶炜作品在中国文坛形成的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等厚重的作品，也不只是他从鲁院到枣庄到曲阜一轮又一轮的研讨在文坛形成的影响，更重要的，叶炜的创作有一种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体现在他的小说从小我不断地走向大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