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女性主义”的藩篱

2018-02-22 00:16徐婉婉
雨花·下半月 2017年12期
关键词:王琦瑶长恨歌王安忆

徐婉婉

《长恨歌》是王安忆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是研究王安忆创作不可或缺的作品。整体而言,不少研究者对该小说的关照往往在“女性主义”的视阈中展开,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作品中女性形象与女性意识。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当代文学思潮中探讨王安忆创作的艺术个性,发现其创作的艺术经验。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琦瑶曾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女孩,一场选秀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在与不同男人的纠葛之中度过了漫长的一生。小说也塑造了其他的女性形象,她们与王琦瑶共同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女性群组。与女性书写潮流中的小说不同,《长恨歌》在很大程度上凸顯出有别于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性意识。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女性与男权社会的对抗,只是努力突出人物的“女性特点”,并不试图加深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具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带来了更多的解读可能。王安忆在小说中以一种走出“女性主义”藩篱的创作姿态和审美指向,完成了一次具有创新品格的艺术书写。

一、《长恨歌》与女性书写

我们不妨先走回《长恨歌》创作的时代现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女性书写思潮的影响下,一批女性作家的创作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极大关注。这批作家不仅有王安忆、铁凝等,也有后起的新生代作家如林白、陈染等。虽然这些作家都以“女性”为切入点,以“性别差异”为基础来展现女性意识,但她们的作品所展现出的女性意识差异性很大,也因此引发起人们对“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的更多讨论。从女性主义的理论观念来看,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受制于男性意识形态的压迫,力图挑战、重整性别秩序,寻求女性应有的身份权利。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多以对抗男性特权反抗男权社会秩序为诉求,小说中多为具有反叛意识强烈的女性人物。早期的女性作家更关注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剖析女性在社会与家庭两种空间内所受的双重压迫。比如,张辛欣的小说《统一地平线上》中,男女主角看似平等,但实际双方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中都是不平等的。女性因为婚姻而失去工作机会,而在婚姻中也处于“奉献”的地位,女性也因此而陷入“婚姻”与“工作”的两难选择之中。在面对女性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不平等时,一些作品如张洁的《方舟》则建构出一个女性“乌托邦”,使三名女性逃离婚姻的枷锁而形成一个女性联盟。这种逃离式的女性团体使得女性与男性进行了隔离,但是却仍然逃脱不掉社会对于离婚女性的歧视与压迫。女性联结而成的乌托邦将女性逼进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虽然对男权进行了一定的反抗,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反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颠覆”男权秩序,而是在男权之下建立起一个安全的“角落”。王安忆在其《弟兄们》中也同样构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但这一联盟最终因为婚姻、家庭关系而瓦解。尽管王安忆在《弟兄们》建构起一个女性联盟来反抗,但小说并没有呈现女性角色的反抗客体,她们的反抗似乎仅仅是对男性进行“模仿”而抛弃女性的“自然特质”,这种“女扮男装”式的反抗却恰恰是对男权的认可,“‘女扮男装实质上都不与男权秩序相悖,因为它们毕竟都是一种‘扮演或‘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或在秩序中按部就班地‘运作,对秩序本身并不构成‘颠覆和‘瓦解的威胁。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依旧是男权性质的”①。有研究者指出:“在新历史条件下,女性性别角色的转化,是女性发展的必然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女子自立的趋势,是妇女完整人格实现的必然过渡时期。没有女性‘雄化,就不会有完美的妇女形象的出现。”②而王安忆在《兄弟们》中,展现出“雄化”女性到“完美妇女”过渡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纠结与性别意识的矛盾。小说中,以老大、老二、老三相称的“弟兄们”在毕业后便各自回归家庭,女性联盟的瓦解预示着女性“雄化”的失败,同时也揭示出女性在责任、家庭以及男性主导社会中角色扮演的矛盾,这迫使作家和读者开始为女性找寻出路,探究女性的“自然特质”。

在创作中,王安忆也表现出对女性主体的隐匿而更指向“无性别”或“超性别”写作。她将目光投向城市历史与现实生活,构建出有别于“女性乌托邦”的两性世界,因而她在谈及《长恨歌》的创作时表示:“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③尽管她强调《长恨歌》是以女性来写城市,主体并非女性,但她在作品中仍然显示出对女性群体的关照,而小说中所表现的女性独立意识也在一定程度挑战了女权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女性文学”这一概念被禁锢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内讨论,我们大多认为只有当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反抗男性或女性站在男性对立面时才能将此作品定义为女性文学。而这也是为何王安忆始终认为其作品并不能称为“女性文学”的原因。④

二、王琦瑶:顺从与拒绝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对时代背景中“性别平等”观念下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塑造出形象各异的女性角色。通过展现出各女性的不同性格特征,王安忆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并重定义了“性别平等”的理念。20世纪初期,受到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女性往往被知识分子鼓励离开原生(封建)家庭而参与到社会革命中,鼓励参与到工作之中,而不再仅仅是家庭妇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性别平等演变成“女性等于男性”,使得女性刻意模仿男性,出现了许多“铁姑娘”的形象。这种情况下,传统女性“温柔”“贤淑”的特征被认为是落后的,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被标准化,个体性格特征被淡化,因此,女性被允许参与到社会政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关进一个新的“牢笼”⑤,正如有学者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女性需谨慎小心面对国族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女性命运事实上与国家命运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国族命运的大框架之下,女性个人命运变得渺小而无关紧要,而抛去国家民族大标题之后的女性事实是处于被压迫的位置,女性独立或不独立仍是由少数男性精英决定。⑥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忆塑造的不同女性形象,突破了宏大叙事下女性的被动“独立”境况,从而走出了这种藩篱,展现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设想。endprint

因而,在《长恨歌》中,女主角王琦瑶被刻画成一个温柔、性感、魅力四射的“传统”上海女性,这一形象似乎迎合了男性想象中的理想女性。在小说中,王琦瑶广受男性青睐,正因如此,有学者批评王安忆将她自己的价值观间接地植入王琦瑶这一人物身上,王安忆作为一个隐藏作者才是小说的真正叙述者。虽然小说提供了认识上海的新角度,不可否认的是小说通过描写王琦瑶对男性权力的服从而加固了男性可以物化女性的价值观。⑦的确,王琦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可了男性霸权,从她与李主任之间的关系中可以反映出来她对男权的服从。在这段关系中,王琦瑶是从属于李主任的,她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李主任给她买的爱丽丝公寓中等待,而不去过问李主任的任何事情,“王琦瑤的人生选择中不仅放逐了人的尊严、放逐了爱情,也放逐了女人的现实名分,她抓得紧紧的只是黄灿灿的金条、只是那丰厚的物质利益。以美色谋生、以温顺邀宠,是王琦瑶的自由选择。这里,自由仅仅是自愿为奴的自由,违背了其维护人的主体价值的本意。”⑧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指出:“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⑨由此看来,尽管王琦瑶缺少对权力的反叛意识,但这并不能以“女性主义”的标准进行简单的评判,而王琦瑶形象或许正是对于“女性主义”建构观念的某种冲击。在一些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往往是作为映射男性霸权的镜子而存在的。比如,在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数位女性角色都被刻画成主角庄之蝶的追从者或爱慕者,女性角色的存在成为衬托男性权力的“物品”而缺少了自我意识。与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相比,王琦瑶不再是映射男性形象的“镜子”,而男性角色转变为映射王琦瑶的镜子。例如,在王琦瑶与康明逊的关系中,王琦瑶的独立意识就通过这种映射表达出来。王琦瑶与康明逊的关系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完全是两个弱者的互相怜悯,王琦瑶“对康明逊的迁就、纵容,不过是女人自轻自贱之后的委曲求全、妥协退让”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于《废都》等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王安忆将男性人物的软弱、自私及不负责的一面展现出来,温和地拆解了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如果考虑到故事的时代背景,那么就完全可以认为王琦瑶拒绝结婚就已经挑战了传统婚恋观念,脱离了男权秩序。因此,总的来看,虽然王琦瑶并不符合所有女性主义者的要求与期望,但是她的这种自主选择为我们讨论性别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三、从王琦瑶到蒋丽莉的差异与悲剧

除了王琦瑶之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蒋丽莉。与王琦瑶截然不同,蒋丽莉在每一个时期都积极参与到革命和工作中,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女性”的人物形象。与王琦瑶相比,蒋丽莉已经变成一个典型的“铁姑娘”,她的外表、穿着打扮、行为举止、谈吐言论都全然背离传统女性标准,整体与男性靠近。她急切地想要在政治上进步,然而因为出身的缘故屡次失败。小说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并没有改变,尽管社会给予女性工作的权利,但是女性实际上仍然服从着传统的父权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背负起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女性解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性权利问题。同时,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妇女作为“女性”的个人意志也因而被隐匿在意识形态之中,“妇女解放始终被看成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妇女的最终目标只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而不是争取男女平等。这最终导致中国妇女的‘社会意识远远大于其‘个人意识。”??王安忆在小说中把蒋丽莉设置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视阈中进行观照,表现出对女性身份和个体命运的深刻反思。

在王安忆笔下,后期的蒋丽莉爱穿卡其裤、男士皮鞋,行为举止也像个男人,这些都是王琦瑶难以理解的。相比之下,蒋丽莉缺少了传统印象中的女性特征,似乎更合乎“男女平等”的观念标准。实际上,王安忆并没有对蒋丽莉这一形象进行简单化处理,而是赋予其矛盾性和丰富性。蒋丽莉出生在工厂主的家庭,物质富足,颇有些“文艺气质”蒋丽莉在涉及王琦瑶的三角关系中始终爱慕着程先生,后期她退学到工厂工作,要求政治进步,最后与工厂的军代结婚。在蒋丽莉眼中,她的旧家庭“真是一股樟脑丸的气味,是这个时代的旧箱底”,但是她又不喜欢她现在的家人,嫌弃他们总是充满一股蒜味和脚臭味。她将王琦瑶视为需要断绝关系的旧人,却又常去王琦瑶的住所,满足她对旧时光的贪恋。蒋丽莉对王琦瑶的感情是复杂的,这也构成了她精神世界的矛盾性,游移在精神的摆脱和怀念之间。蒋丽莉的个人情感与政治追求之间的矛盾不仅大大丰富了人物形象,也拓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引发读者在个体与集体、身份与政治的话语空间中辨析性别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从王琦瑶到蒋丽莉,乃至蒋丽莉的母亲,小说的叙述都是以悲剧收场。王琦瑶到蒋丽莉的性格和追求的差异性,以及她们人生悲剧的趋同性,显示出王安忆对女性书写的独特思考。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忆的女性书写并不在于彰显性别意识的对抗,而是在性别意识的自觉中充满对女性命运的悲悯与关怀。在小说中王安忆尽可能以温婉的叙述将人物的矛盾性展现出来,以一种谨慎与审视的叙事语调将性别的对立平缓化,从而展示出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新的思考空间。

可以看出,《长恨歌》不是“主流”意义上的“女性书写”文本,它之于王安忆乃至于思潮中的女性书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安忆将上海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以一种略显琐碎记忆的方式来描写这个城市,突出普通女性市民眼中的上海,重新审视和界定上海的印象。同时,她依然用这种方式关注和反思性别意识,以更宏阔的视野和独立的品格来思考女性书写的创作潮流,以温暖的方式来触摸女性的生命本体,以悲悯的情怀来关怀女性的人生命运。而这也使得《长恨歌》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超越性,它显然突破了思潮中“女性主义”的藩篱。或许,这也正是我们重读这部小说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⑤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91、205页。

②张红平:《批评的滞后——兼谈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晋阳学刊》,1992年第2期。

③齐虹、林舟:《王安忆访谈录》,《作家》,1995年第10期。

④??参见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7-168页。

⑥参见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88页。

⑦⑧⑩参见李玲:《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⑨[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性别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页

??张晓红、梁建东:《从“铁姑娘”到“新典范”——中国女性社会角色的历史变迁》,《思想战线》,2008年第1期。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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