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司法问责制及其特征

邢 琳

(许昌学院 法政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宋代司法官吏问责制，学界虽有不乏精彩之作，如王云海、季怀银等人的成果*王云海：《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季怀银：《宋代司法审判中的限期督催制度》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2 期；季怀银:《宋代法官责任制度初探》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1期；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实借鉴》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这些都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不过，系统探讨宋代地方官员司法问责制的特征的成果不多，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其尝试，以求对当今中国司法问责制的建设有所启迪。

一、宋代地方官司法问责的法律规制

宋代地方官的司法问责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穷尽了所有司法活动，下面择其要而论之。

(一)诉状受理之责

受理多半与控告联系在一起，即依法决定接受控告。有关诉状受理的机构和相关规定，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1]164-174，为了下文论述的方便，这里仅简要而论。

1.应受理而不受理

《宋刑统》规定：“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2]卷24,431对仅限于笞、杖之罚的规定，宋代在实际执行中却往往是加重惩罚。如宋真宗咸平五年，开封府一妇人在接其父母时，路上被醉人殴伤，诣有司诉冤，“不听”，后妇人投水而死，“上闻其事，大怒，由知府以下悉遭遣罚”[3]卷52,1133。再如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八月，因刘淑知苏州与提刑莫君陈,不受理章惇强买昆山民田事，而被降职[3]卷431,1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