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结构与传承关系
——来自经济思想史的启示和教益

刘秀光

(广东白云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广东 广州 510450)

一、引 言

在学术思想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反对上一代人的学术观点，是学术界的惩罚结构所造成的必然结果。”[1]27全面理解学术界的惩罚结构应该是既有当代人反对上一代人的学术观点，也有同时代人的一种学术观点反对另一种学术观点。虽然“反对”是对上一代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的批判或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中有肯定，这就是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传承关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结构与传承关系(简称惩罚与传承，下同)。

学术思想演进中惩罚结构中的“惩罚”并不是恶意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学术争论经常表现为不同的学术思想之间看似针锋相对而不可调和。例如，同时代并且都在剑桥大学工作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与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之间的学术争论就是如此。坎宁安对经济理论的有用性嗤之以鼻，而马歇尔却以此为自己的终生工作；坎宁安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马歇尔却认为它不过是经济理论的婢女；坎宁安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马歇尔的思想则更为世界主义。虽然他们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论和个人争吵，但两人均希望拓展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2]156。

对于同一位经济学家及其著作或学术思想也有迥然不同的评价。例如，19世纪70年代在所谓“边际革命”中出现的以个人心理主观分析为特征的奥地利学派，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及其经济学说的否定，可以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亚当·斯密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1776年)是一部巨大的、内容杂乱的、未完成的、混乱的著作，并且充满了含混不清、语焉不详以及深刻的内在矛盾。奥地利学派的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也以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否定了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他认为，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是，更多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则承认，亚当·斯密是伟大的综合者和体系的建构者，是第一个将其前辈所有的思想线索和片断都继承下来并且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严谨系统的理论框架的人[3]680-681。

学术思想的探索不能忽略历史。如果我们不熟悉经济学家们已经探索过的学术思想，就无法产生新的理论。如果不了解历史上那些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特征，就不能理解他们的经济学说。本文在卷帙浩繁的经济思想史文献中，从经济学流派、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等三个不同角度截取了几个片段，旨在领悟学术思想如何在惩罚与传承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与传承

在分析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与传承时，有三个不同的视角，这就是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惩罚与传承以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与发展。

(一)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是崇尚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者，也都拥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信念，但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在许多方面的分歧也是显著的。下面以几位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学术思想为代表，来说明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在演进过程中的惩罚与传承。

1．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结构

亚当·斯密的不朽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不仅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促进了19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转变。1783—1800年，英国的国会议员们有37次诉诸亚当·斯密的权威来做论证[3]748。1790年以后，亚当·斯密已经完全支配了英国的经济思想。英格兰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自认为是斯密主义者[3]755。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不仅不否认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影响力，而且还肯定他对自由放任运动的贡献。亚当·斯密的巨大成就是发起并实际领导了倡导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运动。他清楚地表达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情绪[3]727。不过，奥地利学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或否定还是远多于肯定，尤其是美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默瑞·N．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更显得有些极端。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声望几乎遮蔽了阳光。他没有提出任何正确的原创性的东西，他所提出的原创性的东西也都是错误的[3]677-678。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几乎与其他否定亚当·斯密一样的口吻否定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他们认为，李嘉图的理论体系粗糙而过于简化，其写作风格也非常难懂和愚钝，因此注定是难懂的和愚昧的。他无疑是经济思想史上最糟糕、最浮华的文体家[4]128。

19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在英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中，边际主义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对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亦称约翰·穆勒，下同)进行了猛烈攻击：那位能干但却顽固不化的李嘉图曾经把经济学这辆汽车开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上。然而，在这条错误的路线上，同样能干和顽固不化的李嘉图的崇拜者——约翰·穆勒，又把经济学进一步驶向了混乱的迷途[5]。

(2)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内容：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就自然秩序而言，在亚当·斯密之前的牛顿力学中已经揭示出了自然秩序的存在，而亚当·斯密则是运用自然秩序对经济学进行改造的鼻祖。他解释了自由竞争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内在调节器，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自然秩序。对于自由放任来说，亚当·斯密1764—1767年间的欧洲之旅，在法国拜访了重农学派的主要人物，并接受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主张。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对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的描述均来自于他人的启发。

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经过李嘉图的修订，最终经约翰·穆勒的综合与解释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李嘉图对经济理论和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以前，自由贸易学说的基础是绝对优势。然而，最早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是詹姆斯·穆勒。1808年，詹姆斯·穆勒把上年12月发表在《折中主义者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进行扩充，收录在他的著作《为商业辩护》中并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48年)被公认为英国经济学的巨著，也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这本经典著作是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等的学术思想的一次综合，约翰·穆勒也是英国古典学派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对于上一代人和同时代人的学术思想，约翰·穆勒在综合与解释的过程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例如，他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经济思想时，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和分配之间关系的观点有分歧。约翰·穆勒持有生产理论与生产报酬分配相分离的观点，但这一观点被经济学正统学派认为是一个“混乱的思考”。尽管如此，他仍然使经济学这门令人沮丧的科学重新恢复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5]55。

2．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结构

约翰·穆勒断言，价值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幸运的是，在价值规律方面，没有什么是需要当今的学者去整理的，有关价值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善了。然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指出，当他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供给和需求的分析还根本没有被发现[6]568。

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与边际主义的需求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马歇尔十字交叉”，并且使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供给和需求的“马歇尔十字交叉”图中的交点就是市场均衡点，该均衡点使得价值与价格成为同一个概念。于是，马歇尔解决了价值理论这个经济理论中最难解释的问题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在其著作《财富的分配：工资、利息和利润理论》(1899年)中，将新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扩展到了全部的生产要素。他指出，要素的报酬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生产中获得的全部收入被划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这种划分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因为每个人获得的收入恰好等于他们的边际价值，“并且丝毫也不多！”

马歇尔并不赞成克拉克用边际生产率来解释收入分配问题。他在写给克拉克的私人书信中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其生产的“净产品”的说法本身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为了估计出工人的净生产量，我们不得不考虑除了工人工资以外他生产商品的全部花费[5]78。

保罗·萨缪尔森赞同克拉克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市场收入可能给收入和财产带来可接受的或悬殊的分配，而这种差距可以代代相传[7]。保罗·萨缪尔森对克拉克的观点采取了支持的立场，但他支持克拉克的结论来自于完全竞争的假设，同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会给收入和财产带来不公平分配的警告。因此，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十七版的《告别辞》中，期盼未来的某一天，只有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有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健康的生活和安全的环境时，才向市场经济报以最后一次欢呼[6]607。

(2)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

马歇尔的著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的出版，标志着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学说的复活以及重新解释和发展。马歇尔保留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并且加入了边际分析方法以及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马歇尔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观点。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包含有边际主义原理，但却自始至终对李嘉图大加赞赏，并极力为其辩护。马歇尔也十分赞赏约翰·穆勒关于个人和社会进步的进化观点，有关个人道德方面的内容也是吸引他的地方[2]25-26。

边际主义者也为古典经济学的复苏扫清了道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等早期的边际主义者，都认为某种产品具有能够带来愉悦或者避免痛苦的作用。他们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经济规律看作是自然规律。但边际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如他们的理论不像马尔萨斯的理论那样沉闷。

马尔萨斯理论的沉闷是由于马尔萨斯不同意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学说，他认为对人口增长不加节制，将剥夺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利益。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后果的悲观预言，促使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将经济学家称为“沉闷科学中的可敬教授”。

20世纪40年代末，保罗·萨缪尔森就誓言要把“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他自豪地说，历史已经让人们亲眼目睹：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一门最为激动人心和最富有开创性的学科之一[6]606。可见，保罗·萨缪尔森与约翰·穆勒的贡献一样，让经济学回归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

(二)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惩罚与传承

在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论争。例如，货币中性和非中性、货币的内生和外生、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百分之百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黄金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相机抉择和固定规则，等等。由于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这三次论争之间首尾相接并且相互联系，因此，选取这三次论争更便于说明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

18世纪末英法两国的战争，导致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迅速扩大，政府便以增发银行券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银行券的过度发行，致使英镑纸币大幅贬值，黄金价格则不断上涨，从而导致1797年2月爆发了大规模银行挤兑风潮，于是英国政府迫使英格兰银行中止铸币兑付。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就发生在中止铸币兑付期间。

1800—1804年是金块主义论争的第一阶段。金块主义者沃尔特·博伊德于1800年11月撰写的《写给威廉·皮特阁下的信》，拉开了金块主义论争的序幕。他坚持认为，由于银行券的发行没有用铸币进行兑换的约束使得货币贬值。

反金块主义者对金块主义者的最初回应是，英国银行业当局针对博伊德《写给威廉·皮特阁下的信》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来反驳他。英国银行业当局认为，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原因不是中止铸币兑付，而是由于其他非货币因素。后来，担任金块委员会委员的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站在反金块主义的立场，并于1800年12月在英国国会猛烈抨击博伊德，声称英镑在外汇市场上贬值不是由于纸币的增加，而是由于贸易逆差。亨利·桑顿的《纸币信用》(1802年)是反金块主义的重要著作，也是对论争双方最有影响的著作[4]273-274。

作为金块主义者的李嘉图，他的批判是针对桑顿的反金块主义的观点。李嘉图的《金块高价——银行券贬值的证据》(1810年)一书，不仅得到不少英国国会议员的认可，而且促使国会成立了金块委员会调查金块高价的原因。同时，李嘉图的观点也改变了桑顿对金块高价的看法。因为李嘉图对金块高价证据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梳理”，最终使桑顿相信这次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是由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过度发行引起来的[4]306。

英国经过数年的金块主义论争，最终恢复了铸币兑付。这场学术思想的争论功不可没，这是由于不管是金块主义者，还是反金块主义者，他们除了对引起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原因达成共识以外，还认识到如果恢复铸币兑付和金本位制以后需要警惕通货紧缩。可见，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并非水火不相容。

1823年，英国经济摆脱了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1819年后的农业萧条，开始了扩张性的经济繁荣，英格兰银行的信用扩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格兰银行的信贷规模从1823年的1750万英镑升至两年后的2510万英镑，涨幅高达43%，每年平均涨幅为21.7%。然而，信用扩张除了有助于经济繁荣以外，大量货币和信用扩张都表现为对具有投机性的拉美矿业股票的投资[4]359，使得英镑汇率在1824年后期开始下跌并导致黄金外流，于是，银行挤兑和金融恐慌便接踵而至。

1824—1825年，英国的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银行危机，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盲目的信用扩张带来的经济繁荣最终会破灭；货币专注于高风险的投机性资产，将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但不无遗憾的是，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经常重复这个同样的错误。

2．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论争

1825年的银行危机之后，英国学术界在讨论货币和银行问题的时候，出现了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论争。通货学派的主张体现在《皮尔法案》(1844年)中：禁止发行部分准备金银行券，而且银行券的发行必须有足额的黄金准备。可见，《皮尔法案》旨在防止纸币过度发行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波动。不过，由于货币的供给量受到黄金的严格约束。当经济发展需要货币扩张时，黄金的数量却不能满足这种扩张，因此将发生通货紧缩。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物价水平下降并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根源就在于此。于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发行政策遭到了银行学派的严厉抨击。

银行学派代表人物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早期是金块主义者，并且强烈支持恢复铸币兑付，后来成为反金块主义者和英格兰银行的支持者。他在1838—1848年间出版了四卷本的《自1792年以来的价格及通货状况史》。图克在该书的第三卷和1840年在国会的证词中提出，商品的价格不取决于银行券所表示的货币数量，也不取决于所有通货的数量。相反，通货的数量是物价产生的结果。据此，经济思想史学家认为图克是银行学派的创立者。

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在其《论通货监管》(1844年)中，对图克的学说做了纠正：用于购买政府债券而发行的银行券是“已付清的”，这些银行券将永远处于流通中，因此会增加货币数量。银行券“仅仅是贷款因而是要归还给发行者的”，因此不会增加货币供给量。这就是被富拉顿命名的“回流法则”。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对此予以批驳，称富拉顿的回流法则如果要起作用，就要求瞬间还清所有贷款。如果贷款和偿还贷款之间有时间的间隔，那么任何回流法则都无法防止剩余的贷款被增加到任何可能的程度[4]388。

3．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的论争

金块主义论争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论争，衍生出了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的论争。真实票据原理的支持者是反金块主义者和银行学派。真实票据原理表明，只要银行券是在发放自动清偿的短期贷款过程中发行的，这些贷款也都与处在生产中的存货相对应，那么银行就永远不会过度发行银行券。真实票据原理的反对者则认为，作为意在控制物价水平的真实票据原理并不能提供这样的限制，因此他们将真实票据原理称作真实票据谬论。

《皮尔法案》的通过使得通货学派取得了胜利。该法案按照通货学派对银行券和存款进行的划分，将银行券发行限制在与政府证券资产相对应的数量以内。新发行的银行券必须以100%的黄金储备为基础，银行存款则完全自由而不受监管。《皮尔法案》实施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问题。例如，新发行银行券以100%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将带来银行存款过度膨胀。

《皮尔法案》的通过尽管显示出通货学派的胜利，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使得货币供给在增加和减少之间的反复变动来看，银行学派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与发展

1．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

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历来就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都是演绎法的代表。约翰·穆勒则声称，截至1830年，他已经抛弃了父亲(詹姆斯·穆勒)分析社会和政治哲学时所用的严格演绎法，而是在极端推论法和归纳经验主义之间寻找一个折中点[2]15。

杰文斯认为，尽管经济学的数学分析目前为人所忽略，但这种方法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方法。他敦促人们通过运用微分和恪守演绎原理，对演绎性经济理论给予支持和鼓励。杰文斯对运用归纳性和历史性研究的倡导，连同他对李嘉图的批判一起，使其在历史经济学中的声望得到了巩固。对于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马歇尔的观点似乎是对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的总结：经济学的归纳连贯起来就是演绎，经济学的演绎连贯起来则是新的归纳[2]23-27。

瓦尔拉斯在其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1873年)中，以边际生产率理论为基础并应用数学方法表述了一般均衡理论。马歇尔批判瓦尔拉斯的研究方法，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一般均衡理论不同，马歇尔是将具体商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部均衡理论，是只研究个别市场的商品和价格，而不是像瓦尔拉斯那样研究所有市场的商品和价格。

一般均衡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高级经济学的研究，并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运用混沌学、非线性动态学等多种数学工具来描述一般均衡。评论家指出，与瓦尔拉斯相比，马歇尔受过更多的数学教育。因此，马歇尔厌恶一般均衡的原因，是他知道解决一般均衡所需要的数学方法在那时并不具备[5]80-81。

在瓦尔拉斯和马歇尔之后，约翰·理查德·希克斯通过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假设，构造了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得瓦尔拉斯方程式更为具体，并将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两者沟通起来。如此看来，局部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的争论似乎宣告平息了。

1972年，希克斯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因“对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83年，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因“对一般均衡理论更加严密的阐述”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得出了确保价格机制能使资源按照人们的预想得到充分利用而必需的数学条件。

2．经济学应用性和学术性的争论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既是经济理论著作，也包含着许多政策建议，并引用了大量的现实材料和历史材料作例证[2]13-14。可见，约翰·穆勒更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而不是这些原理本身。

罗杰斯被称为“是反叛经济学家的中流砥柱”，他坚持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个实际经验的改革家，并能运用其掌握的经济史来推动自由主义理想的实现。罗杰斯认为，经济学家的作用应该是“为社会正在遭遇的不幸开出治病的药方”。他对工人和农民贫穷的原因做出了解释，并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从法律上认可工会以及改善英格兰的农业状况[2]78-79。19世纪30年代，英国涌现了一批统计学会，致力于应用和检验古典经济学说。例如，爱尔兰统计学会，其宗旨确定为解决爱尔兰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的困境。

19世纪晚期，利昂·莱维(Leone Levi)、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和A．L．鲍利等经济学家，都在研究英国的商业、工业以及社会状况，尤其是莱维和吉芬力图证明，自由竞争政策使人们受益，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莱维的《英国商业史》(1888年)研究了1763—1878年期间英国在自由贸易政策下的进步历程；吉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和假设真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鲍利在《19世纪的英格兰外贸》(1905年)一书中提出，对自由贸易的辩护是对关税改革的声援。

1885—1908年，马歇尔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为英国经济理论学派的领导者，在他的带领下，经济学转变成了一门专业的学术性学科。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并不是为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或当时任何其他合乎人们需要的公众信条辩护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将大量类似的事实汇集起来，并从中发现它们是具有某一共同本质特征的许多特殊个案的学科。英国历史经济学家杰拉德·M．库特(Gerard M Koot)指出，马歇尔对经济科学的构想严重限制了它的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的最初几十年间，很少对公共政策进行指导，也不能有效指导解决如工人状况改善以及如何赢得国际竞争等一些实际问题[2]25-28。

对于经济学的分类，马歇尔的兴趣主要在理论方面。同在剑桥大学工作的H．S．福克斯威尔(H．S．Foxwell)则将重点放在应用方面。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已经划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从经济现象中推导出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应用经济学则是为了制定经济政策而研究经济问题。前者具有“指导”作用，后者更侧重于“应用”。

在马歇尔时代，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学家们各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马歇尔担心数理经济学会使经济学失去一般受众，但他仍然使用数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庇古则十分热衷于数理经济学。以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1年)出版为界限，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使用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此后转变为现代数理分析方法[7]。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少数经济学家基于潜在地毁坏凯恩斯主义思想构建了理性预期理论，并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利用复杂的经济模型来证明，在能获得充分信息并且有远见的经纪人面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称，理性预期假说使得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大多数经济理论已经站不住脚了。“理性预期理论的出现，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通通都败下阵来。”[1]62

有一位偏爱利用数学模型来表述经济理论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曾说，“我最近试图写作一些有关经济史方面不带任何方程的文章，这太难了”。[8]不过，另一位偏爱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说，对他们来说，建模仅仅是一个游戏而已，就像篮球赛。如果其他经济学家，或者还有政策制定者，过于严肃地看待这个游戏，那是他们的问题[5]187。

理性预期学派掀起的政策无效性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鼎盛以后，随着“2000年初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标志着那些支撑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复杂思想体系开始走向了灭亡。”[9]经济思想史学家调侃式的评论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理性预期假说：(他们)拿来了亚当·斯密古老的市场机制，加入了少量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那里得来的最大化原则作为食材，搅入了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变量，并将理性预期作为调味酱拌入而成[5]178-179。

当理性预期假说为代表的那些洒上现代数学光泽的经济模型，在严酷的经济现实面前也“败下阵来”的时候，许多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开始向积极地运用经济政策来稳定经济的道路回归。因为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市场和稳定经济的主张，最终还是超越了那些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

三、学术思想演进中惩罚与传承的启示

(一)学术思想探索的开放和边界

我们从浩瀚的历史文献中走出来，可以归纳来自于这些历史文献的启示和教益：学术思想探索的开放，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学术思想探索的边界，是学术思想探索沿着正确路径前进的保障。于是可以肯定地说，学术思想探索的开放和边界的关系，并不是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

1．学术思想探索是开放和无禁区的

在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时代流行的正统经济理论或主流经济学，被新的经济学说推翻的实例屡见不鲜。保罗·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派像人一样容易患动脉硬化症。虽然学生从老师或经典教科书那里学到了经过“防腐”处理的真理，但其中的不完美之处往往被忽略了[6]568。

在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中，原有经济理论被颠覆、重建和发展，也都来自于不同学术思想的论争与探索。因此，一种学术思想对另一种学术思想应该持有包容的态度。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无论激进也好温和也罢，是奇谈怪论还是循规蹈矩之说，只要是在学术思想探索的范畴，都要给以展示的空间而不设禁区，最终交由历史和社会实践来检验。

对于不同的学术思想，轻言肯定和武断抛弃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因为今天认为是正确或错误的，在未来可能恰恰与此相反。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些似乎是一个“怪想法”，也好像是一种“异端邪说”，但很可能将从“怪想法”里诞生一款新产品，在“异端邪说”的背后出现一种新学说。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信中，再次强调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永远不缺少需要探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难题，以及需要争论的学术思想，而这些都是学术思想进步和并不枯竭的源泉。

2．学术思想探索应该是有边界的

第一，学术思想探索应该具备两个条件。虽然学术思想的探索是开放和无禁区的，但学术思想的探索应该是有边界的。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尊重反对者及其反对者的观点，是学术思想探索起码应该具备的两个充分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就构成了学术思想探索的边界，如果超越了这一边界就很可能导致学术思想探索走弯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的信中指出，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要“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样的探索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因此这无疑是学术思想探索的重要边界。

第二，学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近些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着片面追求某一种研究方法，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倾向。这种倾向或许是忘记了“文无定体”的古训，也忽略了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一个广为人知的常识是，经济模型不仅有数学模型，而且还有纯文字、统计表和各种各样的图示。现代经济学中有的看似精美的(甚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数学模型，的确会神奇般地使得经济学变得严谨，但在接受经济社会现实检验的时候，不少数学模型居然显得如此苍白。可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也时常有“看走眼”的时候。

第三，学术思想探索对待不同观点的态度。尊重反对者及其反对者的观点，对于学术思想探索的成功也至关重要。1811年李嘉图结识了马尔萨斯，他们既是密友又是理论对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伟大的争论和难以置信的友谊”，直到他们去世才告一段落[5]44-49。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关于英国《谷物法》(1815年)的争论，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伟大的争论”。《谷物法》强制实施进口关税，免受外国优质农产品对英国农产品的冲击，借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李嘉图反对《谷物法》以及地主阶级的所作所为，而马尔萨斯则对地主阶层大加赞扬，他认为由于地主等阶层只买不卖，就避免了社会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地租问题上，马尔萨斯认为，高额地租对土地所有者是有益的事情。李嘉图则认为地租是非劳动所得，是脱离粮食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数量之外产生的。

(二)学术思想探索秉持的辩证法

虽然新的创新性的思考永远是批判性的，但不能重复费尔巴哈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错误。或者说，创新性的思考需要批判精神——惩罚结构，而在惩罚结构中包含着前人的或他人的智慧与启迪——传承关系，两者的统一就构成了学术思想探索中的辩证法。

历史是学术思想探索的基础，因此学术思想的探索不应该忽略历史。然而，在英国的学术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随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理论界也“很快就出现了忽略亚当·斯密以前的所有思想的不好习惯，好像新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是亚当·斯密一手创造、无中生有的。”[3]570如前所述，亚当·斯密的思想也是与他之前的科学伟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自然秩序以及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思想有密切联系。

即使貌似“超凡脱俗”的理性预期假说中的“理性预期”，也是来自于约翰·穆思(John Muth)的。1961年穆思在《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的《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论文，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了商品市场的分析。卢卡斯则是在1972年发表的《预期和货币中性》的论文中，将穆思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从商品市场带进了宏观经济学中。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在不断变化。在一个急剧变革和不断创新的时代，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存在着的诸多难题，都将鞭策着学术思想的探索者去寻求答案和提出新的见解。

在学术思想演进中，既坚持批判精神又有世代传承，从而使得学术思想永葆生生不息的活力。学术自由和维持学术思想探索边界的完美结合，是来自于经济思想史的启示和教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定会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理论工作者最有价值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