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超生即辞退”合法合情

胡印斌

在全面二孩的语境下，修改以往与之不适应的条文，正当其时，既是在落实国家政策，也是在回归人情人性。

据报道，自2017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函广东、云南、江西、海南、福建五省，要求各地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超生即辞退”规定后，目前这五省都已有反馈。其中，福建省已于去年11月做了修改，江西、海南、云南三省已将修改此规定正式列入今年立法计划。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于今年1月18日公开表态“抓紧落地”。

实际上，去年10月，此事经媒体公开报道后，已经引发了一轮舆论关注。如今再入视野，系因五省中最后一个广东省也表态“抓紧落地”。这也表明，对于那些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现实的法规条例，适时进行调整是不可阻挡的大势。

“超生即辞退”运行多年，早已成为经济社会的一项刚性措施、“硬杠杠儿”。因为违反计生政策而失去工作的，除了企业员工，还有为数不少的政府及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作为一项曾经的利器，“超生即辞退”当然不可避免带有特定的时代特点，目前也尚难准确评价其功过。但无论如何，既然时代变化了，计生国策出现了调整，全面二孩的人口政策已经成为新的时代背景，那么，修改与之不相适应的法规条例，就勢在必行。这样的修改越早越好、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本来，很多事情是不可追溯、无法假设的。比如生二孩，错过了就错过了，但几乎所有自己错过的人都会由衷地祝福那些“赶上了好时候”的人，这很正常，乃是出于守护人类共同利益而做出的必然响应。但如果个别地方仍抱残守缺，不愿意直面民意，回应社会关切，则必然会引发强烈不满。

“超生即辞退”源出于计生政策的“一票否决”，当下，这一制度基础已经不存。即便一些地方依然面临着一定的人口压力，也不能再以此约束民众。何况，以剥夺民众劳动权、将其逐出工作岗位的方式治理超生，本身就是一种捆绑惩罚，也涉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并不足取。

法本乎人情。法律的每一次进步，均呈现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关怀，也是在朝着人情、人性方向的努力。在全面二孩的语境下，修改以往与之不适应的条文，正当其时，既是在落实国家政策，也是在回归人情人性。

这种转变也符合世界潮流。据专家介绍，当下，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正在由管制与服从转向治理与服务。具体行政方面，即从消极行政转向积极行政，从秩序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从限制行政转向开放行政等等。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验证了这种演变趋势。

退一步讲，即便此前有些地方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目前看来，似乎也属杞人忧天。据国家统计局刚刚披露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人，而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国家卫生计生委预判的2017年将达到2109.9万人相比，落差更为明显。由此亦可明了，再抱着“超生即辞退”的法宝不放手，近乎笑话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