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禁欲主义催生爱情之花

刘岗

内容摘要：《西厢记》演绎了一曲颠覆禁欲主义的颂歌，而且是演绎禁欲主义催生爱情之花的颂歌。禁欲主义的虚妄不攻自破。在强大的爱情面前，在青春的灵动面前，在生命的冲动面前，空洞的说教，僵化的教条，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王实甫以谑谐的笔法，对虚妄的禁欲主义进行了否定，对真善美进行了礼赞和讴歌。

关键词：《西厢记》 禁欲主义 爱情

禁欲主义与爱情之花犹如水火不相容一样，是不可能共存的两样东西。然而，在《西厢记》里，禁欲主义恰恰成为爱情之花的接生婆，催生出这朵千百年来令人心旌摇动、心醉神迷的爱情奇葩。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之花摇曳生姿，焕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不能不让人慨叹：看上去柔弱不堪的爱情之花，却具有冲破众多阻力、迎风怒放的强大力量！这人间至美之情实在是上帝对承受苦难的人类的最大奖赏。愛情需要机缘。崔张爱情的机缘是张君瑞博取功名和崔莺莺新承父丧。功名和父丧都是爱情的天敌，然而却也可以成为引发爱情的引信。真正的爱情是纯美无暇的，是超出一切世俗之外的阆苑仙葩。礼教的禁锢，父丧的悲戚，功名的诱惑，都应该远离爱情。死亡不应该阻止生命之花的绽放，功名利禄不应该玷污纯洁美好的爱情。爱情就是爱情，不应该是其他东西的附属物，不应该附加任何条件。守孝三年是虚妄的，蜗角虚名是虚妄的，这些都应该给伟大的爱情让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去的不应该束缚活着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悲悼死者之后，生者还是要继续生活，恋爱。爱情需要空间。普救寺是佛门净地，却成为爱情的圣地；西厢是僧人礼佛参禅的地方，却成为崔张爱情之花的绽放之所。以斫丧人的性灵来普救众生的教条看来完全落空，而“西厢”作为多重的禁忌也完全失效——佛门的戒色失去作用。五行学说里“西”这个方位所蕴含的杀伐禁绝也无法阻挡生命的激情，金秋季节的分离并不能使崔张爱情有丝毫减损。“孝—戒—空—西—金—秋”联合组成的力量不仅不能斩断情丝，反而成为爱情的见证。在寺庙里一见钟情，在礼忏亡灵时眉目传情，在西厢里尤云殢雨。

《西厢记》就是要演绎一曲颠覆禁欲主义的颂歌，而且是演绎禁欲主义催生爱情之花的颂歌。禁欲主义的虚妄不攻自破。在强大的爱情面前，在青春的灵动面前，在生命的冲动面前，空洞的说教，僵化的教条，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不仅张君瑞情不能已，就连寺庙里的和尚也神魂颠倒，完全没有办法做好法事。“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僗，觑着法聪头作金磬敲。”“击磬的头陀懊恼，添香的行者心焦。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王实甫以谑谐的笔法嘲弄了和尚，实则是对虚妄的禁欲主义的否定，对真善美的礼赞和讴歌。

普救寺其实不能凭借佛法的色空和戒忍普救众生，相反倒是人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爱情才能普救众生，法本长老的成全姻缘才能普救众生。从这一点上来说，王实甫实在是开时代风气之先河——王实甫塑造出法本长老比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塑造出劳伦斯神甫要早二百多年。宅心仁厚的两位长老并不以禁欲主义的教条来宣讲全知全能的神，而是以此岸世界的现世幸福来渡引芸芸众生到达精神皈依的彼岸世界。佛教在元代处于比较开放的状态，因此才有法本长老成全崔张姻缘的可能。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佛教与基督宗教后来却同途殊归。佛教越来越远离世俗、远离庶众、弃绝人性，试图以此向神性靠拢，但却越来越不堪，沦为依附权贵的附属，这一点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当今中国僧侣的堕落可以看出。而基督宗教后来不断进行改革，越来越因应人性中本真的一面，以认可世俗的幸福来博取信众的皈依，把婚姻生活看做是天主创世和救世工程的实现，并以主持婚礼来表达对新婚夫妇相爱合一的祝福。爱情需要时间。几个重要的时间关口令人印象深刻。父丧在身、扶柩返乡，本来应该是哀毁骨立、清心寡欲的崔莺莺，却在此时此刻义无反顾的爱上张君瑞，王实甫对礼教的菲薄不言而喻；西去京城、上朝取应，本来应该是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的张君瑞，却在此时此刻不管不顾的爱上崔莺莺，王实甫对功名的不以为然也就可想而知；崔张一见之下、一见钟情，生命萌动的力量如此强大，一举摧毁圣人的清规戒律和宗教信条的禁锢；崔张在礼忏亡灵时眉目传情，看似神圣的道场成为情侣顾盼流连的场所；孙飞虎欲掳莺莺做压寨夫人，五千兵马围住普救寺，强横的武力在宗教的说教面前肆无忌惮，完全不把去恶扬善的佛陀放在眼里；杜确发兵救友、成人之美，正义以其强大确保正义的到场，这看上去是友情力量的强大，实则是爱情力量的强大；崔张爱情好事多磨，在生机勃勃的阳春三月，在露滴香埃的月射书斋之夜，二人得效于飞之愿；崔张看轻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却在崔老夫人的逼迫下，二人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金秋时节，不得不分手道别，暌违一年，功名的挤压和时令的肃杀成为爱情的敌人；崔张历经波折、终成眷属，“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爱情的敌人力量强大，爱情的力量却更强大。爱情需要安全。普救寺不仅不能普救众生，甚至连自身安全都没法保障。面对孙飞虎的暴戾恣睢，普救寺一干僧俗人等全都束手无策。佛门的清望，圣贤的说教，公卿的名望，在孙飞虎的恣情掳掠面前，在半万贼兵的铁桶包围面前，统统显得软弱无力。只有在强大爱情和深厚友情支持下的张君瑞能够打败淫邪的暴力。王实甫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普救众生的不二法门只能是爱情和友情，虚妄的禁欲主义和鄙俗的功名利禄只能在形形色色的挑战面前偃旗息鼓。爱情需要纯洁。爱情是人的天性中最本真最纯净的情感，不能也不应掺杂不属于爱情的各种杂质。不管是清规戒律的约束，还是功名利禄的干扰，抑或是礼教习俗的禁锢，抑或是门当户对的偏见，抑或是宵小之徒郑恒的中伤，抑或是时间空间的阻隔，都无法破坏纯洁的爱情。爱情只听从内心的驱遣，只听从爱神的召唤。爱情越纯粹，也就越强大。元稹的《莺莺传》看上去很符合政治正确的纲常名教，却无视纯洁的爱情不能容忍意识形态的玷污，于是始乱终弃、道貌岸然的元稹只能留下一个反面的例证，一个被人道主义的《西厢记》战胜的例证。禁锢越多，束缚越多，爆发出来的反抗力量也就越强大。相反相成的法则再次得到印证。王实甫生而不幸，在蒙昧野蛮的元代厮混于勾栏之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王实甫生而有幸，在意识形态控制松弛的蒙元统治时期找到一个生存空间，将那些违反人伦的纲常名教和金科玉律的吊诡之处尽情展示出来，并宣示一个普世爱情准则：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王实甫大体上与但丁和薄伽丘属于同一时期，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倾向不谋而合：人既不能沦为肆行无忌的两脚兽，也不能让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压制人的本性，使生龙活虎的人变成干枯的木乃伊；有血有肉的人不应该是贡献给神的祭品，也不应该是形形色色教条的牺牲品。正是由于先贤们不断演绎人的自我发现和解放，人的自我发现和解放才逐渐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山东体育学院社科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