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客观背景对反乌托邦文学中“新社会”设定的影响

2018-02-26 13:28杨方之
牡丹 2018年36期
关键词:极权主义老大哥奥威尔

杨方之

本文以反乌托邦小说《1984》为例,探究客观背景对反乌托邦文学中“新社会”设定的影响,并选择了时代背景、前人著作或理论、作者重要经历三个角度,采取文献调查法探讨《1984》中部分设定所涉及的现实渊源,从而类比推理出现实素材对反乌托邦文学的影响方式。同时,有利于读者对《1984》及类似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进行更深入的阅读,为类似《1984》作品的创作或文学批评提供一定思路。

一、概述

(一)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从反乌托邦文学“新社会”设定出发,分析以《1984》为例的作品所涉及的现实渊源,从而延伸其对后世类似作品的影响。

(二)研究背景

《1984》是世界文坛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之一,是一部由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著的极具预言性质的政治讽喻小说。其构想了一个彻底的极权主义国家“大洋国”。在他的笔下,“大洋国”的人们思想受监视,人身自由被剥夺,随时有遭遇政治迫害的危险。《1984》设想的是一种被扭曲的共产主义,其“新社会”设定与当时社会背景有相关之处,同时也映射了作者部分政治理念。

《1984》以文喻政,从各个角度预想了未来的极权主义统治,书中关于未来政治构想的范围较广,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同时,《1984》语言的暗示性极强,内涵丰富,其文学价值也值得深入研究。这导致当前对《1984》的研究内容各有千秋,切入角度多样(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文学价值等),关注点不一(政治色彩、文体特征、语言艺术、思想情感和人物形象等)。

《1984》中许多内容与当时社会背景相关联,但由于其内容甚广甚多,学者在论文写作中多将“《1984》与现实相关联的部分”作为其论文研究主题的补充与拓展,少有对《1984》中的设定所对应历史渊源的具体解析。

二、有关《1984》及乔治·奥威尔简介

(一)《1984》简介

《1984》作为一部政治寓意深刻的文学作品,是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之一。书中幻想了1984年的某个极权主义社会“大洋国”,以篡改历史,简化语言,采用电屏监视,鼓励家人相互告发为手段,对国内民众采取政治思想专制。故事中主人公所在的国家大洋国只有一个统治阶层——英格兰社会主义,按照书中所描述的“新语”,简称“英社”。

(二)作者乔治·奥威尔简介

乔治·奥威尔,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其父在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工作)。1917年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学习,毕业后于1921年前往缅甸,加入帝国警察部队,1928年辞职。1936年底,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40-1943期间,奥威尔供职于BBS Eastern Service,其间写了一系列文学和政治评论。1949年出版了震惊世界的反乌托邦作品《1984》,1950年去世。

三、新社会

(一)新社会部分设定概况

1.电屏与思想警察

无处不在的电屏,权力无限的思想警察,都是小说中用来监控群众的主要方式。电屏是一种结合电视与监控功能的电子产品,是先进科技的产物。基本所有人的家中都會被强制连上电屏,并且无法关闭。监控者通过电屏时刻观察,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以随时发现“犯罪证据”。

与电屏相提并论的监控者则称为思想警察。他们是一类毫不讲理的冷酷的执法者。如果民众被判犯有反英社等思想罪行,会于夜晚被思想警察秘密抓捕,并且丝毫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被抓捕的犯人将被“蒸发”,即被送往“101室”秘密处刑。101室有着令人最恐惧的东西,足以使所有犯人精神崩溃。犯人被“蒸发”后,其留在世间的一切记录都会被思想警察销毁。思想警察善于伪装,文中的加林顿就伪装成杂货店店主,暗中监视着主角的反叛行为。

2.新语

新语是新社会被推崇的语言。与“旧语”(普通英语)相比,新语减少了大量词汇,代之以同一词语的自身形式变换。例如,“卓越”“精彩”被“加好”“双倍加好”替代,大量的形容词与动词被视为浪费,而新增的词语则追求形式与意义的简化,新语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字功能的改造,逐渐缩小人们进一步思想的边界,从而减少“思想罪”的可能性。

3.老大哥

“老大哥”作为英社党的最高领导,并未在小说中有具体描写,但其影响无处不在。老大哥的巨幅画像出现在城市各处,邮票、书籍封面、硬币上全部都是老大哥的头像。老大哥说的话都是正确的,老大哥作出的判断都是英明神武的,他是人们的政治领袖与精神信仰。对老大哥的崇拜,甚至演化为类似宗教的一种仪式。《1984》第一章第一节描写道:“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老大哥!老大哥!”老大哥的“出现”总能让民众安心,任何对老大哥不敬的行为将会遭到思想警察抓捕。

(二)该类设定的内涵

以上所述的几类设定,首先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体现。所谓极权主义,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运用强制手段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完全控制了社会秩序,严重剥夺了个人的生存与思想自由。电屏日夜监督民众,思想警察将民众的人身自由视为无物,肆意将个人行为套以思想罪的标签,秉着“宁可错杀一千个也不放过一个”的理念抓捕大量无辜者,最终目的是以强制手段扼杀任何不忠的念头,维护统治阶层的绝对权威。

“新语”则是极权主义在思想方面的专制表现。语言的含义被急剧压缩,语义解释的范围大大减小,民众的思维也将逐渐趋于简单。同时,新语由于其表达的僵硬性,注定了脱口而出的话语或者随心写就的文字不会有很多解释空间,这便为“思想罪”的判定提供了方便,实质上更加有利于统治阶级从细小的切口来监督民众的日常生活。

老大哥是极权主义政府的象征,虽然并不是文中真正存在的人物,但无疑可以从老大哥身上提炼出统治阶层的核心理念——他们不仅要总揽一切大权,还要从思想上控制人民,让人民无条件信任甚至盲从他们的指示,巩固统治阶层的地位与威信。

其次,这几类设定都是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集大成者。反乌托邦文学作品通常是抨击乌托邦社会表面和平安定,内在却充满不可抑制的危机与矛盾:技术高度发达,非但没有带来幸福的生活,反而给民众带来了长久的不安全感。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已被扭曲,形成了一种极端政治,用非常规手段压制人民,形成了一个高度极权的社会。人们精神世界空虚,独立理性思考能力急剧下降,变为只会听从指挥的行尸走肉……这些概况都可以从《1984》的社会中瞥见:先进的电屏将民众生活一览无余,统治阶层即是正确的象征,新语动用行政手段禁锢思想。因此可以说,这些设定汇集了反乌托邦文学作品的共性,又匠心独具,寓意深刻,《1984》被誉为三大反乌托邦作品之一也就不足为奇。

四、客观现实给《1984》虚构社会所提供的联想依据

(一)时代背景

1.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是发生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一场内战,由共和国总统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等左翼联盟对抗以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等右翼集团。

虽然左翼共和军得到苏联国际纵队的帮助,但由于右翼国民军势力强大,且得到了德意法西斯势力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英法美绥靖政策的消极态度,最后其以反抗失败告终。西班牙内战是代表着进步的世界民主力量与代表着极权独裁的法西斯势力的抗争,左翼联盟的失败使得欧洲法西斯势力趁机抬头,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是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主动参加了这场战争,并答复友人“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虽然西班牙内战最后以法西斯势力的胜利屈辱结束,奥威尔在参战不久后因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疗养,但西班牙内战坚定了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与对法西斯纳粹主义的强烈反对。

《1984》中的社会披着所谓英国社会主义的外衣,内里却是对民众造成巨大压迫的专制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权的类法西斯独裁统治。《1984》是奥威尔对一切伪社会主义的抵制与讽刺——“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指向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2.苏联大清洗及严重个人崇拜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斯大林主导的大清洗运动开始,苏联进入了一段黑暗时期。人们开始被秘密警察监视,大量无辜者因为不存在的反革命罪名而遭到迫害,人人惊恐不安。“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囚犯被囚禁在有“专制压迫性政府系统”之称的古拉格集中营,被人民内部委员会草草审判,相当大一部分人被枪决,还有少数人被撤职或被流放。20年间,在古拉格集中营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估计超过170万,高级军官、将领与革命领导者被清除了90%以上。

伴随着大清洗运动的是长期盛行的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时,人们似乎都相信,只要有了斯大林,有了对斯大林的崇拜,就肯定会有好日子……”所有这些崇拜和讴歌之词都把斯大林变成了一尊神。

该运动对《1984》新社会设定的影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苏联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与《1984》中的思想警察极为相似,这两者都是中央旗下的部门,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苏联秘密警察与书中的思想警察都负责对民众的监视,多在夜晚抓捕罪犯,并且都运用严刑逼供等暴力手段,甚至强迫无辜者承认不存在的罪行;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与书中的审讯室“101室”都是当时民众心中噩梦般的存在,一个普通人可能会因为无意间的言行被强行扭送至那里,并在那里遭到身心双重侮辱,甚至像猪羊一样被宰杀。当然,《1984》中也另作了一些处理,使这种恐怖现象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人们被思想警察抓捕后,刑罚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人完全相信统治阶层,爱戴老大哥,也就是书中审判者说的“我们要打击敌人,更要改造敌人”,犯人要被予以几轮彻底的洗脑,令他们在行刑前不会有任何的反抗情绪。同时,“电屏”一物也提供了监督的高科技手段,这是大清洗运动未涉及的。从这个层面来说,《1984》的设定更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升级版。

其次,苏联人民对斯大林强烈的个人崇拜也可与《1984》中民众对老大哥的狂热情绪相媲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街头到处都能看见斯大林的画像与雕像,无数城市和景点都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同样,在《1984》中,大洋国的大街小巷也贴满了老大哥的巨幅画报。在苏联中央会议上,斯大林讲话结束后鼓掌声长达几十分钟;《1984》中,对老大哥的崇拜几近演变成一种宗教仪式。

因此,可以看见苏联大清洗运动及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同《1984》中的社会有众多共通之处。鉴于苏联的肃反运动与个人崇拜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尤为典型,鉴于这些社会现象发生时间(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距《1984》创作时间(1948)较为接近,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984》中新社会设定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当时苏联政治上的社会背景。

(二)前人理论或思想著作

1.强权理论

强权理论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的一种政治理论。简单来说,强权政治理论可以概括为“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强权政治理论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是一种霸权主义政治原则。正如前文所述,《1984》中社会的强权主义是无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等是以暴力逼迫民众服从,而“新语”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独裁专制,虽然看似比思想警察的抓捕窥视平和得多,但在“新语”传播的过程中,人們的思想逐步被控制,思维趋向简单。一旦“新语”字典编写成功,必是得强制推行的——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强权主义,会使整个新社会的普通民众变为行尸走肉。

2.乌托邦思想及反乌托邦思想

乌托邦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也是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前身。乌托邦是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虚构出来的所谓美好社会,其字面意思是“空想的国家”。另外,乌托邦内部为了维持表面的社会秩序,依靠统治阶层对底层进行强权管理,统治者具有无上权力。

反乌托邦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相对,指对乌托邦社会的批判思想。反乌托邦思想认为,乌托邦社会的表面和平,是依靠统治阶层强权控制所得,必然存在各种弊病。正如上文所述,《1984》作为反乌托邦小说的典范,描写的就是一个科技发达、物质充裕、表面和平有序的社会,但只要稍微观察一下,人们便能发现这整个社会充斥着阶级歧视、极权主义与贫富悬殊。之所以社会矛盾没有激化,是因为民众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受到统治者全方位的压迫,甚至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存在这种压迫。因此,《1984》寄予了作者乔治·奥威尔对所谓乌托邦社会的讽刺与深深的担忧。

3.作者少年时期重要经历

奥威尔的家庭并不宽裕。少年时代,他凭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然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在学校受尽歧视,同时寄宿学校肮脏嘈杂的环境与强烈不合群的感受也是他成年后的阴影。他曾描述过,一个贫穷的孩子在贵族子弟云集的学校中吃到的苦头堪比一个理智的人在极权主义社会感到的孤立——这个极权主义社会就是作品《1984》中的黑暗社会,而主人公作为在这个社会中极少保留理智的人,最后也逃不过在种种反抗后还是遭到通缉的命运。故事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与奥威尔阴暗学生时代的心灵孤独感有一定相符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了作者在寄宿学校体验到的强烈屈辱感与不适感。

五、结论

《1984》的新社会设定并不是完全由作者主观臆造的,正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由物质决定,新社会是参照了多种客观事件而加以构造的。《1984》社会设定的现实渊源是建立在时代背景、前人理论与作者生平经历基础上的一种非全盘借鉴。显然,它是由多种事件组合加工而成的,并且这多类客观事件对《1984》的影响程度也有轻重之分。以《1984》为例,可以类比推理得出,客观现实素材对反乌托邦社会虚构设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多重事件共同作用。

(广州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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