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杨树达的遗稿去哪了？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必须讲明，祖父主要著作中的绝大部分，在祖父生前都已经出版了。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是他著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1954年以旧历算，共出书7种（包括再版）。去世几年后出版的，有《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等。

杨树达

至于祖父没有出版的重要著作，只有《文字形义学》一种（1955年写定本）。《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也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版。

但这并不意味着祖父没有出版的著作就不多。祖父一生勤于著述，白天晚上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弥留之际发出的呐喊也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呢”。

在《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中，我曾提到，祖父丧事刚一办完，我们就开家庭会议，议决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但祖父还有一些遗稿存留家中。这些遗稿后来到哪儿去了？

我的记忆里，祖父的遗稿，存留在湖南长沙湘春中路36号安庄二楼楼梯口左侧的储藏室。该房间许多时候并未上锁，我进去过好几次。1965年迁往学宫街后，这些遗稿便被保管于堂屋西南角的一口大木箱内。“文革”中我翻过这个木箱，记得里头也有别的文件，如七伯父杨德豫小时候的日记，以及祖父的各种证件等。这些遗稿，有两个去向：一是大约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被北京中国书店工作人员于铭收购；一是八伯父于2001年去世前，移交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了。

七伯父在《〈文字形义学〉概况》一文中曾这样说：

父亲逝世以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北京中国书店的一个工作人员来到长沙家中，将包括该稿在内的若干书稿贱价购去（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母亲卧病在床，精神萎顿，因见来人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遂予轻信）。中国书店后来又在北京以贱价将该稿售出。因书店售出时并未登记购买者的姓名单位，所以此稿不知流落何处，20年来踪迹杳然。

我对当时情形略有印象。大致的情形，正如七伯父所说，1960年年底或1961年年初时，祖母病卧在床。祖母出生于1894年圣诞节，当时已经66周岁。平日我在附近《新湖南》报社幼儿园全托，周六下午才被接回。其他人白天上班，所以七伯父所言“当时家中只有母亲和一保姆，再无他人”，是确实的。于铭来时，持有两位学者的介绍信，其中一位我依稀记得是马宗霍，他是祖母极为熟识的人。当时祖母住楼下西南间，我父母则住东南间，窗户朝向前花园。祖母即让人自己上楼去找。那人将遗稿装满两箩筐，雇工人挑下楼，然后拿出一摞清单，让祖母过目后签字。祖母草草看了看，便签了字。

难道是祖母穷极了，卖遗稿换钱？我以为绝对不是。祖母一生，大大咧咧，对钱财毫无概念，有钱即花，花光了事。祖父在世时，是不让祖母掌管钱财的。七伯父曾说，祖母有时钱不够花，就向在上海的银行做事收入颇丰的哥哥张家祺（迪人）要，他也就几百几百地寄来。1943年，张家祺得了一场病，当时日本人实行药品管制，得不到有效治疗，去世了。如果需要用钱，将这些遗稿出版，所得稿费，较之卖给中国书店的所得，不知要高出多少。我以为，祖母一是病中头脑昏聩，二是见到熟识学者的介绍信，也不知当时于铭说了些什么，便将这些遗稿统统托付给他了。

当时经堂叔杨伯峻先生（即杨树达的侄子）极力争取，祖父的一些遗著被列入出版计划。而家人到二楼楼梯口储藏室找寻时，一些重要遗稿却不见了。家人询问祖母，一位叫辛田的曾受科学出版社委派来长沙取遗稿，科学出版社是否退还？祖母说不清楚。后来的中国书店于铭来收购遗稿，是否列有清单，祖母是否签字，也记忆模糊。因此，当杨伯峻先生问起时，家人以为科学出版社所借遗稿没有归还，中国书店于铭收购手稿手续存在问题。杨伯峻先生据此在北京找到金灿然、齐燕铭（金是寿伯中华书局的领导；齐是祖父挚友吴承仕的学生，任教北平中国大学，祖父三十年代应吴之邀兼职中国大学，与齐熟识）出面说话，开始追查手稿去向。最终的结果如上述信中所述，科学社既已归还，于铭处也有清单和签字。这样，杨伯峻先生着实尴尬，出面的领导也有所抱怨。1963年4月的来信中，就有这些情绪的流露。

除了著作，祖父遗稿中的日记，恐怕是最为人所关注的了。

我曾翻检七伯父留给我的一些他与其他学者的往来书札，才知道整理出版祖父师友遗札，是由张舜徽先生最初提议的。1984年、1985年，我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当时，各通书札按什么顺序排列，是个问题。有人提出，按写信者的姓名音序排列，又有人提出按其姓名的笔画排列。七伯父提出，同一作者的书札放在一起，按写信时间排列；作者次序的排列，以每一作者第一通书札的时间先后为准。这样，从头读起来就有历史层次感。但这样排列也有困难，因为许多作者书札落款中只有月、日，没有年份。七伯父又提出，祖父保留下来的这些书札，日记中都有记载，建议我到中国科学院善本书阅览室去查。这些日记，是于铭从祖母处购得后，中科院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买的。这样，我就有幸与这些日记朝夕相处了半个月（两次，每次一周）。

这些日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祖父1920年到北京一直到去世写的，一共51册。一部分是祖父1905年到1911年年底在日本留学时写的，只有四五册。前一部分不知何故，有两册没有被于铭购去，一册为第四十六册，是1949年年初到1950年长沙解放前后的记载；一册为第五十册，是1952—1953年高等院校“思想改造”即“洗澡”时期的记载，弥足珍贵。下面这封五伯父杨德骧给七伯父的信就谈及了这两册日记：

七弟：

多时不通音信。数月前得悉你身体欠佳，离职疗养。不悉疗效如何？深盼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

寿哥（即杨伯峻，编注）从长沙回京，谈及父亲文集事。诗集部分由寿哥负责，从父亲多年的日记中摘录。此项工作由寿哥委托孙秉伟（我四女婿，66届老高中毕业生，教了10年书，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年年初毕业，留校）趁八月份暑期之暇，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父亲日记中誊录完毕。唯日记缺两本，在长沙家中。寿哥商之于我，为使诗集完整，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寄京，摘出其中诗文，保持诗集的完整性。

再，据小婿孙秉伟禀我，科学院图书馆对父亲日记极为珍视。每册外加塑料皮，每八册装入一精制小木盒，不是特殊介绍信，概不外借。图书馆同志也表示为缺少两本，深表遗憾。因此，我想到是否可商之诸弟妹，将该两本日记转让该馆。作价若干，双方共同协商，使父亲部分手稿（日记也是父亲手稿的一部分）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后辈也可稍慰先父在天之灵。不悉弟妹们意下如何？我郑重声明，也代表六弟郑重声明（六弟六月份因公来京，我们曾议论过）：图书馆作价若干，我们一文不受，留给弟妹们生活困难者。具体分配方案，由弟妹们协商决定，我们不置一喙。

我近来身体尚可，每日仍半班，但工作忙，下午除可安静地午睡一小时以外，其余时间基本仍从公。

你已是五十开外之人，多年苦难，身心备受摧残。今日罹疾，非一日之寒所致。盼诸多珍摄，早告痊愈。

九弟调长沙，不知调成否？念念！

诸弟妹处不另，望及时请代致意！

即祝

早日康复！

五哥德骧

八二.八.卅一

笔者的五伯父杨德骧，是杨树达先生次子，抗战前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

七伯父收此信后，次年长沙诸长辈才得以聚集一堂，讨论两册日记是否交给中科院图书馆，我也参加。大家一致同意，不要钱，捐献出去。此时，我冒昧地插嘴说：最好让他们复印一份，给我们留底。长辈们说，逢彬的意见很好，就请他们复印这两册，但不作为先决条件。我又说，我指的不仅仅是这两册，而是所有五十一册和留日日记。对此，长辈们不同意，说这有“交换之嫌”。我至今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将证明其正确性。

中科院图书馆很快回信了，信中热情洋溢地表彰杨家，也完全同意在收到两册日记后，将精心复制副本寄来。副本很快寄来了，复印得非常清楚，用深蓝色厚毛边纸作封面，线装，相当精美。可惜的是，后来廖海廷先生借去阅读，其中一册封面不慎弄坏了。在1984年第4期的《图书情报工作》杂志，有一篇署名“余单”的短文《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积微居日记〉已成全帙》，文中说：“经与杨氏亲属商谈后，欣然于1983年12月捐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这两册日记，曾长期存于家中，我认真读过，存于中科院图书馆的四十九册，也翻阅过半个月。这些日记用的是毛边纸，大小约为16开本的书，每册厚薄不一，在1.5厘米至2.5厘米之间，竖行毛笔书写。日记还用了例如阏逢摄提格、旃蒙单阏的太岁纪年法。留日日记，写于1905—1911年祖父留学日本期间，用的新式笔记本，比32开本略小，厚约2.5厘米。这种笔记本类似旧时流行的知识介绍笔记本，地脚留得较多，用来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本土及殖民地等。虽是日文，但我能看出个梗概。记得介绍“清国”，将内地十八省作为本土，而将蒙藏、新疆青海以及南洋诸国算作“殖民地”，大约“殖民”就是移民的意思。日记是英汉对照，左边页中文，毛笔竖行书写，右边页英文，钢笔书写，花体，书法特别漂亮。但该日记由于年代近百年，且用现代工艺制作纸张时用了大量的氯，纸张已经发脆，翻阅时稍不注意，即成碎片。这几册再不出版，待成齑粉，也就晚了！

至于藏于家中的其他手稿，在长期与祖母住一道的八伯父去世之前，已经移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于这些手稿中有些什么，七伯父十分关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直至七伯父2013年年初去世，我也没能完成他老交给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