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靖霖：一个让我高兴让我美的事儿

那子

都市励志剧《生逢灿烂的日子》自开播以来收视口碑双佳，从场景、道具、台词到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还原了往日的北京胡同生活。这部讲述一代人悲喜故事的电视剧勾起了人们许多回忆。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果靖霖在这部剧中不仅是主演，更是编剧。通过讲述这个曲折的故事，他希望将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尽可能展现给观众，为人们带来一份怀念和思考。

一个诗情画意的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然而那个时期的诗人却为诗坛带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比如北岛、舒婷、顾城、海子等。受他们的影响，70年代人的精神世界在诗的滋养中舒展开来，成长起来。他们的精神底色，都曾经被“诗和远方”浸染过，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没了时间，也少了诗情画意，但那个时代从没离开过果靖霖的心里。那份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促使他把它记录下来。尽管平时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还是见缝插针，花费十年利用拍戏间隙把它写下来了。

《生逢灿烂的日子》邀请了张嘉译、姜武等实力派演技派参演。看完剧本，大家表示非常喜欢，但对年龄有所顾虑。从二十八九岁开始演到不惑之年，按剧情的发展，后半段的戏角色的年龄贴近演员自身的年龄，演起来肯定没问题，但是在前半段要充小伙子确实有点勉强，就连果靖霖也有这样的顾虑。

“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想想看，如果他们不演，而找一些30多岁的演员来演，前面肯定没问题，可是一到中年，他们又得装老，观众也难受。权衡之下，我说反正我们是70年代生人，又写的是70年代的事儿，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办，谁爱骂谁骂吧。” 果靖霖说。

这样的组合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熟男天团”，不仅因为熟男，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表演当真是严丝合缝，成为了一个整体。用果靖霖的话说，他们哥仨凑起来太难了，后面有没有来者他不知道，但可以说这个年龄段这个级别的在一起演戏是前无古人。要知道，他们中间无论谁都能在外面演大男主角，凑一个戏让他们打打酱油，串几天戏容易，但真是在一个戏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呆着难度真的挺大的。

果靖霖从小生活在胡同大院里，与在剧中饰演的老三不同，他生长在充满生活、文化气息的氛围中。“我们小时候，如果用一个词简单概括，就是没事找事。”

“首先在胡同里的孩子，父母几乎都是双职工，每天上班，没人管你；其二，物质条件极其匮乏，那时家家都没钱，没有玩具；其三，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玩。那干嘛呢？玩什么呢？得找点事儿，为什么叫‘灿烂的日子？因为没事儿找事儿是最灿烂的。比如有人说咱们去找块木头吧，木头找来了，干嘛呢，做把关云长的大刀吧，你会锯吗？不会。我见过我爸爸锯，那锯吧，锯着锯着，这刀太不像了。咱们改吧，改红缨枪得了。红缨枪也做得不成样子了，那就再弄一根棍子吧。一根棍子只能一个人玩，我玩了你没得玩。所以，从中间一锯，一人一根，然后开始打，最后脑子上打一大包，哭着回去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嘛？”

果靖霖饰演的老三是个乖乖的孩子，但他本人小时候不这样。小时候他严重偏科，语文非常好，作文随随便便到市里就能得奖，但上了初中学代数，100分为满分，他只得9分或10分，特别尴尬，果妈妈都无语了：“你们多少分满分，你怎么考9分回来？”没辙，他就这水准。

好在果靖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成长环境特别好，大师云集的地儿，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家的对门就是北京人艺宿舍的后门，隔壁是梅葆玖先生的家，过几个门是社科院的宿舍，金岳霖先生、钱锺书先生都在那儿住，不远处是美院的宿舍，郁风、黄苗子、黄永玉都在那儿住过，他家后面的院子是大雕刻家刘焕章的院子。果靖霖跟他们的孩子是同学，都有来往，他可以随便到他们家去玩，其中玩得最好的是吕中和吴桂苓的儿子吴兵，现在的电影学院教授。

“那时候买粮食都凭本，统一的粮站、粮店和副食店，去买的时候，一排队我前边就是林连昆，他回头看着我：‘小子，让大爷摸摸。我就伸脖子，他摸着我喉结，说：‘看长出来没有？快了啊。梅葆玖先生每天很勤奋很干净，没事刷自己的汽车。我们偶尔决定逗逗他，便拿着长把的苕帚当马骑，学他嘴里唱着‘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不挂帅谁挂帅，老先生就在一旁乐了，然后拍拍我们。”果靖霖说着也乐了。

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

果靖霖的父母是机关干部，原本和文艺并不搭边，也没交集，但生活在充满文艺气息的胡同里，使得他在中学时便有机会在电影《普莱维梯彻公司》里担任主演。然而，他父母依然坚决反对他考表演，他们更希望他成为一名军人、律师或者医生。“一听戏剧学院，我爸爸就愣了一下，说：‘唱戏去呀？我说戏剧学院不是唱戏的。‘戏剧怎么不是唱戏啊？不是唱戏，是演话剧。他说：‘哦，跟唱戏也差不多。那时，我们吵得很厉害，为了考学，我都不住家里了，住朋友那儿去了。”

果靖霖从小就向往舞台表演，向往去中戏读书，遗憾的是当年中戏只招收新疆代培班，没有机会考中戏的他只好选择了考上海戏剧学院。大三那年，果妈妈突然离世。作为儿子，他觉得这辈子没挣一分钱孝敬妈妈，心里总是别扭，没钱其实可以跟朋友借，但那不是自己挣来的，他不想那么做，便卖血得了400多块钱为妈妈买了一件漂亮的大衣。

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果靖霖以满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当他豪情满怀要奔赴戏剧殿堂之时，却不得不面临人生低谷的开始。“现实完全把我打蒙了，特别滑稽，到了青艺感觉坏了，老院址在东单，那块已变成一片废墟。他们临时租了一个地方，在劲松一个超市的二楼，底下是卖香肠的，从一个小楼梯走上去，这是我的单位？我当时就蒙了。我说：‘我来报到来了。人家说：‘你谁呀。也是，乱七八糟，谁还关心一个毕业生，我心说你别不要我。‘我怎么上班啊？‘现在不用上班，拆掉了。‘什么时候上班？‘不知道，待两年吧，盖一个剧院是需要时间的。那时候我们只发60%的工资，我记得很清楚，一共198 块5毛钱，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幸好同时分配来的还有王劲松，我们便一起抱团取暖，去高碑店（那时候那里还是农村）租了个房子。冬天冷，就两条被子一起盖，两个大男人一被窝。”后来剧院有了办公地点了，跟国家话剧院合并成新的国家话剧院。果靖霖搞过几年先锋戏剧，直到 2005年34岁的他饰演《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叛逆的高洋，才被觀众所熟知。endprint

《袁隆平》是向60周年国庆献礼的重点影片，在短短两个月的拍摄时间里，果靖霖要扮演30岁到60岁的袁隆平，要表现跨越30年的人生历程和内心变化，压力可想而知。功夫不负有心人，果靖霖最终因为细腻的人物塑造获得了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男演员奖，这个奖对他来说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他的得奖感言打动了很多人：“我想说今天晚上我会做一个好梦，我希望远在天堂的妈妈，还有我的妻子能来看我，亲亲我，抱抱我……”

“拍《袁隆平》的时候是她做完手术后最好的时期，否则我也不会去，但没想到拍完就复发了。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她给我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让我重新看待人生，看待生死，看待很多东西。另外，这样的打击也是一个催化剂，帮助我成长。其实也是在她走了以后，我觉得我需要把我以前的人生重新梳理一下，才有《生逢灿烂的日子》的创作。”

对话果靖霖

Q：你饰演的高洋、楚云飞、袁隆平……这些角色都不太一样，你也曾经说过“不像，太像不成艺”，可否具体解读一下？

A：首先这是一种能力，你捕捉人物形象的能力，塑造角色的能力，今天你可能演张飞，明天你演赵云，这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天赋。再說像与不像的问题，你演一个角色，首先是你演，怎样演出人物的魅力，怎么展现你表演的魅力，这是要做一个嫁接的，太像了，你完全成这个人了，就不对了，你就没有自己了；但你完全都是自己，演谁都一个样，千人一面，那也不好看，也不对，所以这需要一个度，需要一个嫁接。比如今天演一个医生这样演，明天演一个大商人还那样演就不对了，就像勾兑鸡尾酒，有一个比例问题，哪个性格成分多加一点，哪个少加一点，要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最后配完了口感才好。

Q：据说很多熟悉你的北京人都管你叫果大爷，年龄不大，人家为什么称呼你大爷了？

A：在这个圈子我属于局外人，也不大会交往。说得来的朋友可以喝酒，两三个人，别太多，多了我觉得就扯淡了，生活中比较散漫，爱好广泛，花鸟鱼虫，养养狗，没事读读书喝喝茶，这让我很快乐。

Q：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A：我唯一的一点就是，从来没有放弃对我自己精神世界的建设。我希望我这辈子能活得更明白一点，我没有具体目标。我觉得老天爷已经很眷顾我了，30多岁就能成名，39岁拿到了影帝，不到40岁成了一级演员，那么多观众也喜欢我，有喊得出我果靖霖名字的，有看着我觉得脸熟喊不出名字的，我觉得这已经对我很好了。

Q：你怎么看待创作《生逢灿烂的日子》这件事？

A：这肯定是一个让我高兴的事儿，让我美的事儿，尤其像我这样的业余编剧。我是个票友，我很自由，有点时间我就写写，没时间我就不写了，要是做职业编剧怎么能这样呢？

Q：有遗憾吗？

A：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是难言之隐，但说说也无妨。里面有很多穿帮镜头，那跟我负责不负责没关系，我就要穿帮，因为我没办法不穿帮。那个年代的北京胡同没有空调外挂机，没有电表箱，但现在的胡同都有。拍的时候，我不能敲人家门，说您给我拆了，谁干呀，人家不干。现在在北京找个胡同很困难，有三分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又没资金去搭一条街，有人说后期电脑技术能擦掉，得擦多少？那是按秒收费的，我确实没这么多钱，遗憾就遗憾吧，我只能对观众说对不起大伙儿了。

Q：还在写下一部戏吗？

A：刚写完，准备明年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