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还是生活治理？

熊万胜

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博弈主体之间关系紧張而缺乏规范，导致基层治理规则的多元化和模糊化，西方的简约放权、公共自治都难以应对。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广泛的人口流动，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上述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此，本文作者提出了“生活治理”的新思路，即直接面对有差别的个人展开治理，在尊重群众生活的同时，积极改造群众生活，如此才能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中国发生的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对百姓生活的治理，其直接指向是群众怎么过日子。这样的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过程，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因此可称为生活治理。

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会采取很人格化的方式直接面对个人或者组织，对不同的个人或组织区别对待，用人格化的方式对群众的私人事务深度介入。这与西方国家采取法治化方式或者借助社会中介来规制私人生活的做法十分不同。这种做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实质内容，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治理传统，有着久远的历史。一个新的也是本土化的框架必须要能够将这类事实概念化，概括出社会治理的本土形态。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下，笔者认为很多的社会治理其实都是一种生活治理，首先指向的是私人生活，而非公共议题。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社会也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