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与应用
——以《世说新语》为例

薛繁洪

(青岛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科，史料的搜集与应用是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以往研究历史，人们多关注于正史记载，而对于诗词、歌谣、小说、笔记、戏剧等，多列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梁启超认为：“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1]可见，梁启超已较早地认识到小说的史料价值。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篇幅短小且内容驳杂的文体，最初出现于魏晋时期。《世说新语》文体归属历来争议颇多，本文采用其属于笔记小说的观点，故文体争论不在此赘述。由于笔记小说多由作者自发而作，受政治约束较小，故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史更具有说服力。

一、从《世说新语》中看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

(一)引述正史，可信度高

以往研究历史时，人们更看重官方史书，“我国古代史家对于各种文字史料之价值的估价，往往倾向于以正史、典志、政书和名人文集为高，稗史、笔记等而次之。”[2]鲁迅称《世说新语》“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3]，考究文本可知，此书主要取材来源之一是官方史书。正史的记载往往侧重于客观事实，记载帝王将相、皇室宗亲、名臣贤士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极高的实录性。《世说新语》中所载人物众多，所述也多为真人真事，它大篇幅征引前代正史作为史料来源，可信度相当高。《贤媛》篇记述汉成帝时期赵飞燕诬陷班婕妤的故事：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日：“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4]

而《汉书·外戚传》亦有相关故事的记载：

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婕妤，婕好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赠黄金百斤。[5]

通过《贤媛》篇与《外戚传》篇对比可知，该故事基本照搬《汉书》的内容，故事如出一辙，只是细节处略有不同。相比之下，《汉书》更为详尽，标明年份，而《世说新语》化繁为简，省略具体年份，个别文字稍作改动。如《汉书》：“修正尚未蒙福”，而《世说新语》则为“修善尚不蒙福”，“正”与“善”，“未”与“不”，意思基本相同。作为官方史书的《汉书》史料价值之高，而《世说新语》径自引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补正史之所缺

《世说新语》主要辑录了汉魏至刘宋这一段时期的人物故事，尤其详记魏晋文人名士的逸闻轶事，但正史记载甚少。该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时人的言行风貌和精神状态，弥补了正史不足之处。

魏晋盛行清谈，名士或聚于山林、或会于亭阁，谈玄论道，如何宴、王弼高谈老庄之学，金声玉振，成为佳话。名士清谈的具体情节正史中很少有记载，《世说新语》则详而录之。《文学》篇记载了王弼(字辅嗣)与裴徽谈玄时的情景：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6]

《文学》篇还记录阮修(字宣子)因言辞巧妙被征辟为官的趣事：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一！”遂相与为友。[7]

以上可见，魏晋名士善于清谈，不仅热衷于玄学，还把谈玄深度作为选才的衡量标准，阮修因言语含蓄而被召为官。除了清谈，还有品评人物，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得到了充分诠释。因此，研究《世说新语》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的精神状态。

二、笔记小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一)善用各类笔记小说，树立广域的史料观

20世纪上半叶，学者已认识到官方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局限性，开始把目光投向“难登大雅之堂”的野史笔记上。顾颉刚在《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一文中强调：“看野史笔记比正史官书要紧。”[8]“因为谣谚野史等出于民众，他们肯说出民众社会的实话。”[9]

笔记小说除了部分内容借鉴于前代正史外，也有来源于当前社会的轶闻琐事。小说除了注重人物艺术塑造外，还宏观地反映了社会背景。齐世荣认为，小说的史料价值之一在于“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全貌或某一部分(道德标准、风气习惯等)。”[10]《方正》篇中讲到初到江左的王导欲攀结太尉陆玩，陆玩以“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11]为喻拒绝王导，认为两家结为婚姻为乱伦之事。这不仅突出了陆玩自恃清高、轻视北人的傲慢形象，还深刻地反映出当时极为严重的门阀观念。

除《世说新语》外，同时期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及后世仿“世说体”的《唐语林》《续世说》等著作的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在历史研究中同样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因此，我们要善用各类笔记小说，拓展寻求史料的目光，树立一种广域的史料观念。章学诚曾言：“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12]因此，当前研究历史要重视谚语、歌谣、小说、笔记等“接地气”的民间资料，从而拓宽获取史料的途径与种类。

(二)注重辨别史料真伪，细微之处寻找讹误

笔记小说作为史料并非尽善尽美，经过历代学者多次推敲考证，仍会从细微之处找到错误，如情节、时间、人物等方面存在着不实之处。由于古代文史不分，许多优秀史籍如二十四史亦文亦史，文学色彩与史学价值兼顾。《世说新语》径自引述《史记》《汉书》等正史，它除了文学色彩浓厚外，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不少学者引用此书内容作为立论依据。但《世说新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书，它只是一部笔记小说，注重文学艺术上的人物形象塑造，故事细节上仍待考究，如刘孝标为此书作注时就做了不少纠正补缺工作。《言语》篇记载庾翼向晋武帝献扇的故事明显有悖历史真实性：

庾穉恭为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钟夔先听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后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13]

本条人物与史实不符，考证《晋书·庾翼传》：“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14]庾翼(字穉恭)是在兄庾亮卒后出任荆州牧，而庾亮卒于咸康六年(340)，此时距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已有50年了。晋武帝早已作古何来“上扇”之说。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云：“按庾怿以白羽扇献武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不闻翼也。”[15]庾怿与庾翼是同辈兄弟，也不可能发生进献扇子的事。另外，侍中刘邵仕于晋成帝咸康朝(335—342)，怎么可能侍奉于晋武帝呢？因此，笔记小说作史料并非完全真实，应与相关文献相互佐证，方能辨别真伪。

三、结语

笔记小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与视野。尽管笔记小说在部分故事情节上带有夸张或虚构成分，部分人物、时间上张冠李戴，但在宏观上反映了社会的真实面貌。以《世说新语》为例的笔记小说大量引用正史，史料可信度高，但仍存在一些讹误。当前在研究历史时，要树立一种广域的史料观念，既要尊重正史的权威，也要从笔记小说、诗词歌赋甚至是神话传说等非正史中挖掘史料价值。同时，还应该谨慎取舍史料，切勿盲目征引，应使各个文献相互佐证，从细微之处中找出讹误。尽管不能完全复原历史原始面貌，也要力求高度相似，从而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