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传统与蜕变的碰撞
——1840年前后梁章钜之评述

欧阳少鸣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转型时代与梁章钜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章钜作为一代经世名臣和著名学者，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是一个绕不开、必须提及的人物。

梁章钜(1775-1849)，字闳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县，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礼部员外郎，湖北荆州知府，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江苏巡抚，两次兼署两江总督等职。

梁章钜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有成就的政治家、卓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家。林则徐在为梁章钜所作的《墓志铭》中评价这位同乡：梁章钜一生所著的著作共计70多种，800余卷之巨，盛赞他是有清一代“仁宦中著撰之丰，无出其右”，是“卓然当代伟人”[1]！

梁章钜于道光十七年(1837)夏抵广西，任广西巡抚，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转任江苏巡抚，第二年正月(1842)因病无法理政，奉旨开缺调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进入一个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时代也由传统进入了近代，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思想文化界于此社会重大变革之际，同样也酝酿着蜕变。梁章钜与其他的官员、知识分子一样，背负着嘉庆、道光年代以来的思想烙印，面对着巨变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梁章钜，内心深处必然承受着煎熬、思考和焦虑。面对巨变的时代，他所要寻求的救世之道和自我的立身之道，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和著述中，都有反映。凡此种种，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二、转型时代梁章钜的欲求和关注点

鸦片战争前后梁章钜的思想可从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所复加勘补增删的《退庵随笔》中窥得。这部笔记展现了梁章钜成熟的思想，可以说是其60年人生感悟、政治报负和主张、从政经验等的总结。梁章钜一生受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极深，该思想几乎影响着他一生的仕途和著述。梁章钜对空疏无实用的宋学与考据之学不感兴趣，而是意欲重振经学，匡济天下，学以致用，进而改革时弊。因此，此书具体而直观地体现了他敢于正视现实，关注与思考时政与民情，言辞切中时弊。梁章钜的关注、思考与议论，不流于空谈，而是结合其宦途经历，言而有物。如税赋沉重与民间贫富不均严重的现象，无以复加的吏治腐败的问题，关乎经济命脉的漕运、盐课、农耕、水利等诸问题，不仅直指问题核心，而且揭示出其弊端与后果，进而探寻解决问题的药方、对策，以求致用。他的言语论述，往往能体现出深深的忧患之心。[2]

总之，通过这部写于鸦片战争前夕的著作，我们既能看到嘉道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对梁章钜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到梁章钜隐隐然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的担忧，以及苦寻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方的焦虑和苦恼。

三、转型时代梁章钜的担当

如果说经世致用是梁章钜内心的最大欲求，那么，面对1840年前后的国家巨变，温文尔雅的梁章钜没有丝毫的犹豫，尽最大可能地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鸦片问题，无疑能丈量一个当时从政为官者的良知与底线。梁章钜禁烟的态度坚决，他既肯定要重治吸食鸦片者，更强调不能只“治其流”而未“清其源”。梁章钜就任广西巡抚后，即开始不遗余力地查禁鸦片，严饬各属遍行查禁，铲除烟苗，严绝滇、黔外来贩卖之路。在梁章钜的严令下，广西各府、州、县认真稽查、并破获多起贩卖烟土案与官吏包庇烟贩案。对于官员中敷衍塞责者，则是严处不贷。此外，梁章钜还命令云、贵交界栽种有鸦片处，立即铲除，并订立查禁章程，用连环保法，务求彻底绝灭鸦片祸患。梁章钜在广西开展的禁烟行动，使“莠民不无侧目，而良民无不欢欣”[3]。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英军攻破虎门，进逼广州，局势危急。梁章钜坚定地拥护林则徐的抗英路线，亲自督兵镇守与广州接壤的梧州，勘查山势地形，“择其要隘，添拨官兵驻守，严密巡查”，还晓谕各属居民“团练壮丁，自相保聚，水路则临流设险，陆路则筑卡挖壕”，使广西境内帖然无事。他抨击广东投降派琦善“专以钳制人口为能”“开门揖盗”的罪行，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勇猛，指出：“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藉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使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4]他是当时督抚中第一个将广东义民抗英说帖上奏给朝廷，也是第一个向朝廷提出以“收复香港为首务”建议的官员。

四、转型时代梁章钜的文化选择与成就

梁章钜以其卓越的学术研究和诗文创作成就，在清代中晚期文坛上成为一个引领风骚的人。清代思潮与学术，到了嘉、道时期，经世致用的倾向愈加强烈。梁启超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言：“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这种经世倾向和“客观的考察”，导致文学与学术的边界更加模糊，学不废文，文不废学，二者甚而相互渗透。与此同时，从创作的原动力上来看，文学对独创性和原创性有了更强的欲求，且需要以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可以说，梁章钜是这种趁势和倾向的代表性人物。

梁章钜在广西任上，依旧著述不辍，于道光十八年(1838)其64岁时终于编撰完成了《文选旁证》一书，共计四十六卷。成书于六朝的《文选》其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文学魅力，但随着时代久远发展，后人对其的阅读欣赏有了一定困难，于是后代学者便对其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这样，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便有了文选学这样一个专门的学问研究类别。清代，汉学大兴带动了文选学研究，使之成为了“文选学”的复兴期。在整个清代的选学中，梁章钜的《文选旁证》一书可视为集大成之作。《文选旁证》重在校勘和训诂，但梁章钜在校勘时，间或也会插入自己的评述，这些评述不仅简明扼要，而且深刻精湛，表现出不同一般的见识。梁章钜对《文选》坚持数十年不间断的研究，加之其学问淹贯，识见宏通，博识通达，并且能够秉持有难弗避而易者弗从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终将选学精华荟萃一炉，成就“集大成”之大观，展现了梁章钜自身令人仰止的学术素养。其所著的《文选旁证》一书也丰富了“文选学”的意蕴。

面对时事艰辛，退守于考证校勘，贯通于学问探幽之中，既是性情喜好所致，似乎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编撰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楹联丛话》，是一部极具开拓意义、在中国楹联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问世，结束了中国上千年楹联史有作品而无研究的状况。

梁章钜对楹联的重视，源于他对楹联功能的认识。梁章钜在《归田琐记》“归田”条中说：“大抵古人著述，各有所本，虽小说家亦然，要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故虽历千百年而莫之或废也。”梁章钜编撰《楹联丛话》看重的正是楹联所具有的审美和教化的实用功能，这种认识是此前学者所未曾有过的。

梁章钜《楹联丛话》的理论研究形式，深受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的启迪、影响，其中犹以诗话对联话的影响最大，特别是诗话对诗歌的品评方式。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梁章钜系统地提出了以“工”“切”“雅”为核心的楹联创作、鉴赏的标准与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楹联理论，对于楹联的发展意义重大。

1842年，67岁的梁章钜离开了官场、政坛，但他的故乡也回不去了，只能“浪迹”于江湖。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也使思想界发生了变化。像梁章钜这样活跃在政坛和文化前沿的人物，不可能不受时代巨变的影响。他身处当时政坛与学术的前沿方阵中，弄潮于嘉庆、道光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之时，相交于纪昀、翁方纲、阮元、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新旧人物思想的碰撞中，折冲于朝廷与地方的重大时务之间，面对着民族与家国巨变，凡此种种，都映射在他的政务和文化著述活动中。因此，在1840年前后这个时代巨变的时期，作为活跃在政坛和文坛的重要人物，梁章钜所折射出的时代风云是很值得剖析的，必定会带来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