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皙暎小说中的社会底层“归属”意义

宋砚轩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 大连 116000)

对于农民工个人而言，“归属”是指农民工通过辨别自己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找到自己的“同类”，它赋予了农民工保持自身独特性的权利。韩国产业化时期社会巨变，在底层农民在没有适应期的情况下，仅以农村的思维模式无法融入城市生活，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认同，即在城市中得不到归属感。在寻找“归属”的路上徘徊是韩国产业化时期底层民众的宿命。

关于“归属”主题，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梳理出人物寻找归属的过程，并且从城乡落差中的体现的“归属”“故乡”情节这两个方面分析黄皙暎作品中对于“归属”主题的表达。

一、城乡落差中的体现的“归属”

黄皙暎初期小说主要关注点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韩国社会飞速发展，在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矛盾，以及工业的发展对农业文明的冲击和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现象。工业的发展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被破坏，造成自然的失衡，人们不仅失去了养育自己的故乡，而且失去了心灵的港湾，导致内心无所归属。无论是《去森浦的路》中英达、郑氏、白桦结伴返乡，还是《大力士之梦》中放弃演员工作结伴过日子的日峰与爱子等都是如此。面对无法融入产业化的现实，黄皙暎初期三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把“归乡”作为应对措施。对于故乡的寻找，表面是对现实的逃避，而其内部是对“归属”意识的寻找。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激增，农村转移人口经历了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由传统的乡土社会直接进入了现代的城市社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对城乡流动人口的身份重新进行界定。[1]但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使城乡流动人口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2]《大力士之梦》中，日峰出生在海边一个大力士世家，他没有继承祖辈打鱼的生计，而是搬到山里开起了小饭店。在山村生活的时候，日峰作为大力士在邑里的摔跤比赛中击败对手获得村民和喜爱的姑娘的追捧。

“就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一次次被光荣的选为大力士。大力士的旁边有鼻息粗壮、两只角威风凛凛的黄牛作伴。暗恋我的姑娘们暗送秋波，败下阵的家伙们喝醉了乱喊，乡下的孩子们排了一大长队跟在我屁股后面一直跟到野外。我心里那种高兴劲而真的就跟娶媳妇似的。”[3]

日峰通过击败对手得到周围人的追捧，在胜利中获得了自身价值的肯定。可以说，在乡村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主人公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是满足的，自身的价值也是被肯定的，但日峰进城后沦落为搓澡工，梦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时常“莫名其妙地掉泪”，“宴席上的高喊声和自豪的胜利，还有牵着威风凛凛的黄牛。那些过去的光荣，好像都随着这澡堂里的肥皂泡消失了一样。也或许是在我离开邑里的那一天，那些东西都消失在大雾里了”。[4]日峰适应了乡村的社会空间，但城乡社会空间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日峰城市社会空间缺失的状况，也就是说日峰在城市的生活中找不到被重视、被需要的感觉，他找不到自己的社会空间。作者在日峰做色情电影演员后两次提及他人的“目光”：第一次是日峰在拍片时总是感觉被别人注视；第二次是与爱子一起生活之后，他坚信失去的健康能从别人的眼神中重新找回来。这里的“目光”是一种社会空间在客观世界的反应，在农村时是处于被追捧和被崇拜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城市空间的缺失，使主人公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差距使主人公价值评价扭曲。这种在城市中的迷失，反映出个人价值与空间的不契合，以及农民工在生活中找不到归属感的现实状况。主人公到了文明层次更高的城市仍然从事底层劳动，在底层的人际交往中没有超越之前的生活，在城里作为可有可无的存在反而继续带着身份认同的迷茫恐慌地活着。

归属感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理活动，只有在人们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之后，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5]农民工对归属感的寻找，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个人价值认可的寻找。日峰崇拜祖辈的打鱼生活，但因为母亲的担忧他搬到山里开小饭馆，生活也有了起色，但他不安于乡村生活，他在摔跤比赛中、在卡车司机带劲的骂声中以及在城里做援交工作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当人们有所归属时，自我的存在感也在弱化。当主体在原有环境中的自我身份得不到验证或者被自我和他人质疑时，主体就有必要去寻找外在的事物来证明自我身份。在小说中，主人公日峰想通过寻找“健康生命力”来寻找自我价值的肯定，进而寻得在城市中的归属感，体现了黄皙暎批判产业潮流下的物质至上主义，具有强烈的再生意识。

二、“故乡”情节中体现的归属感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对于故乡的追寻从没有停止过，无论何种身份的人，在异乡遇到困难或恰逢明月佳节时，都会激荡起内心深处的波澜。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对于故乡的书写模式是不同的，故乡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被延伸出更多的隐喻意义。苏奎曾说：“当下的‘城市外来者’小说在人物形象命运结局设置上存在两种叙述模式，对抗城市或返乡。”[6]社会制度巨变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对立尖锐，在融入城市失败后，故乡的风景、回忆不仅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为了抗拒无法融入陌生城市避免自我迷失的一剂良方。

故乡是相对于城市空间的一种物理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物理空间是一种具体化和经验化的空间实践，它包含了生产和再生产关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几乎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划分的模式。[7]农民工的故乡就是农村，城乡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空间间隔，这种空间的划分实质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在居住空间的反映[8]，这种间隔确立了故乡在农民工心中的特殊地位。相对于城市的压迫空间，农村是农民工天然的庇护所，农民工在这个空间的保护下避免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农村不仅为主人公隔绝了城市的畸形空间，也为其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乌托邦”。黄皙暎曾因非法访问朝鲜而流亡德国，这使他拥有了作为“邦外人”的经历。他在作品中明显地表现出他对于故乡的追寻，也正因为他在故乡之外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所以他的感情更加客观，没有传统模式上的乡音、乡情的书写，但在客观与冷静的叙述中，传达的是虽然归属是寻而不得的，却一直在寻找的路上。

对于产业化时期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返乡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在城市中他们没有技术和资本，很难获得生活的保障和他人的尊重。当他们的各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会怀念乡村，怀念乡村的宁静和温情，希望能在故乡寻求心灵的慰藉，回到家乡仿佛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

在《去森浦的路》中，作者没有详细刻画主人公郑氏的体貌特征，而是通过英达得知“是个三十多岁的面熟汉子”。《论语》有言：“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三十岁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期，但当郑氏听到白桦的过去后，说出了“不光是监狱，细算起来，整个世界不都是苦海吗”这样与年龄不相符的人生感悟；在听了英达关于玉子的回忆后，默然地说出“人啊，时间长了不见就自然忘了”，这侧面反映出他在城市和监狱生活中遭遇的痛苦和磨砺，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生活本质有自己的认识。小说突出表现了他的认识与年龄的不相符合这一点，反映了产业化、城市化时期农民工的疾苦，这样一个早早经历了苦难的人物，最终选择回到熟悉又陌生的故乡。说到熟悉，是因为他即使多年没回去也能清楚地记得森浦“能有十户人，是个很美丽的岛。到处是肥沃的土地，鱼也是想抓多少就有多少”的景象；说到陌生，当被问及森浦在哪时也只是冲着南边茫然地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毕竟郑氏“十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也没个认识的人”，现在的森浦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成熟的男人，在痛苦的流浪生活中开始怀念故乡的慰藉，仅凭脑海中的记忆回家，可以说郑氏身上带有回归的本能，哪怕故乡只是一抹记忆也会比现在的生活好。城市的繁荣并没有让他得到归属感，反而迫使他走上回家的路，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执着。

相比郑氏，英达是纯粹的流浪汉。郑氏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而英达则是走在流浪的路上，森浦对于他来说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为了路上有个说话的伴儿才怀着茫然的心态同行罢了。小说里没有交代他的故乡，但在火车站要分别时，英达说：“只要有活干的话，去哪儿都行……”，所以他的回归心理并不明显，他是在寻找需要他的地方。在这个冬季失业的英达，因为没钱和爱人分离，又因为和老板娘偷情狼狈出逃，他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没有找到需要他的地方，没有获得相应的认同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跟随郑氏踏上回家的路。在流水线般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厌倦现状的同时又害怕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对生存状态的质疑和自我认同的模糊，在原有的生存体系中自我认同得不到验证，从而走向外围的空间，寻找自我认同。

厌倦了城市生活的农民工们非常渴望有一个可以抚慰疲惫心灵的空间，而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空间就是故乡。文中的“故乡”更多是起到象征作用，对于农民工来说它是相对于城市的，是被理想化的空间。在城市中得不到的归属感，在在熟悉的故乡中可以轻易找到，重返故乡仿佛也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结论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产业化运动所构建的社会空间造成的农民无所适从的心理，以及家园被剥夺后无所适从的心理占据了农民所有的心理空间，导致农民没有剩余的领域去生产属于自己的完整心理空间，他们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被束缚在产业化进程中。当自我存在的身份与价值得不到认同时，人们会在原有的生存空间中感到彷徨，只有突破原有的环境，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正因如此，黄皙暎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一直在寻找，实际上他们是在寻找自我认同感，而在城市中寻找认同感失败后，离农农民转而将目光放回记忆中的农村。对于离农农民来说，它是相对于城市的，是被理想化的空间，在城市中得不到的承认，可以在熟悉的故乡中找寻，而农民在城市里的失败和故乡的丧失也象征了在产业化大背景下的离农农民无处可归的残酷现实。

小说中出现的娼妓、流浪工人、佃农等人物都属于下层人民，人物的塑造并不是典型生活的总体再现，而是一种目的，或者说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塑造出来的“寻找者”，即“有问题的个人”。黄皙暎通过这些“有问题的个人”间的同类意识共同去面对现实，在此过程中来认识自我。无论是《去森浦的路》中英达、郑氏、白桦结伴返乡，还是《大力士之梦》中放弃演员工作搭伙过日子的日峰与爱子，都是如此。面对无法融入社会的现实，黄皙暎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把“归乡”作为应对措施，对于故乡的寻找，表面是对现实的逃避，而其内部是对“归属”的寻找。

[1]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7-14.

[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3][4]黄皙暎.客地——黄皙暎中短篇小说选[M].苑英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82.8.

[5]吴小勇.身份凸显性：启动我的开关[J].北京心理科学进展，2011，(5)：712.

[6]苏奎.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外来者”[J].文艺争鸣，2007，(1)：84-89.

[7]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2015，(1)：13-20.

[8]王玲慧，万勇.居住分异现象及其对策[J].住宅科技，1998，(5)：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