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上海经验：浅析《繁花》的“在地性”

杨 莹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3)

一、上海人讲述上海人自己的故事

关于小说的名字“繁花”，李敬泽指出：“小说整个看下来……把人生比附于自然的盛衰、枯荣、盛极必衰，最后万物凋落的局面。”[1]“花开繁盛，必将衰败”，这“花”犹如人的青春，大好年华，匆匆而逝；“繁花”也暗含着对沪文化的怀旧。花开花败，那些旧的“花”则成了上海的过去，成了“纸上历史”。

(一)对上海本土的书写

《繁花》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因此《繁花》的“在地性”建立在个人亲历的当代上海生活的基础上，通过描写那些人、那座城市、那里发生的事情而延展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上海市民，他用自己从小就在那个区域成长的经验，写出这部现实主义的，内容“真实”的文本，为读者展列出他记忆中上海的模样，因此，《繁花》带有强烈的内质自传性。整部小说的主人公沪生、小毛和阿宝，分别是成长在干部家庭、纯粹工人家和资本家这三种阶级成分的孩子，文本以他们之间的友谊，串起其各自的人生和这个时代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主人公的原型或许是作者本人的同龄人，而文本中呈现的故事人物，也可能是作者幼时、青年的伙伴，以及中年乃至晚年人生的一个朋友圈里的故事。

(二)上海味道的沪语写作

《繁花》不仅注重故事的内核，表现人物及其生活，其语言特色也十分明显。作者将外来的东西杂糅在作品中，不但弱化了作品中的排他性，而且使作品增添了一定的独特性。《繁花》的语言就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加以公共语言的改造形成的一种腔调，运用改良或置换等方法，把上海口语化强烈的文字进行了修改，成功实现了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修改后，《繁花》的语言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双语”状态的文本。《繁花》最主要的任务是把上海话传递给外地的读者，既要让外地的读者看得懂，又要保留上海话本身的韵味，打通语言上的障碍。例如，方言根据字音进行更改，将“邪气”改成“霞气”*“霞气”在上海方言中是“非常”的意思。。上海人用“邪气漂亮”表示女孩子漂亮，20世纪30年代的沪语小说中使用的词汇也是“邪气”，但“邪气”似乎不能贴切地表达文本的意思，作者把“邪”替换为彩霞的“霞”，顿时整个词汇呈现出一种色彩的感情。

其次，保留基本看得懂的词汇。在使用“一支鼎”*“一支鼎”在上海方言中表示“顶级的、出色的”的意思。“黄鱼脑子”*“黄鱼脑子”指上海人自嘲或者讽刺别人脑子不好使。“铁板新村”等这些方言时，为了让非上海的读者理解词汇的含义并读懂文章的大意，作者会在这些方言的前面进行铺垫。例如，“铁板新村”前面用了“火葬场”，因此，“铁板新村”其实就是一个铁皮盒子，实际就是火葬场的意思。此外，还有“**不响”的高频率言语。文章中，“**不响”，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上海人最频繁使用的就是“不响”这个词汇，又因在汉语词典中有“闷声不响”，这便使得这个“不响”既符合上海人的说话习惯，又能让非上海的读者理解。文本中的高频词“不响”，由于“不响”的人物、时间、地点、状态是不同的，其引申的心理涵义也不同，如“一个不响，让我们看见人物的态度与神情：装糊涂，尴尬，不悦等”。[2]

文本中特色方言的书写，是“在地性”内伸出来的一个层面，并非刻意要追求的东西，但确实把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语言做了一些文学性的改造，可以说是“重写”了上海语言，这不仅提升了小说的文体特色，更能让上海方言者保留了一份荣誉感。

二、上海文化与上海人的生活

(一)真实的上海“历史”

在《繁花》中，作者抛弃了以知识分子的口吻评价上海的小市民写作，注重表现真正的上海生活。与其说《繁花》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好的上海当代史。

金宇澄说过，上海是没有什么历史的，上海的历史都在地面上，如果上海地面的建筑都被扫平了，那上海真的就没有什么历史了。《繁花》中的建筑各式各样，如高级干部租住的“外国租界的洋房”，二、三级的干部们住的“高级公寓”，以及老式的立柱房屋，即“本地房屋”；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道路，也像缩印版的交通图，真实的街道名称、准确的地理位置；房屋旁边的商店——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20世纪60年代所有有钢琴家庭的钢琴都被集中在这里，等等。对上海历史的追溯，除了建筑，还有上海外滩的“情人墙”——“姑妈”追述的记忆，而今天的外滩呈现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留痕的江堰，《繁花》中“挽留”了这段随时光而去的历史。

(二)回归“传统”的文体

《繁花》在书写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带有一定的历史感，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也很容易把自己沉浸在这种历史感当中。《繁花》把人们对过去历史的想象整理出来，并提供了整理这段历史的一个切入点，让人们在进入的同时把这个历史“走”一遍。

“说书”文体，毫无疑问，其属于历史感的一部分。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说书这一文体的主体部分已经基本上远离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领域，“说书”这一概念本身带有历史感——可能没有清晰的历史年代感，只是着眼于一些模模糊糊的能力、才智等的一种基本的范式。在说书人的讲述当中，个人性被抽象化成单面的某个特征的、脸谱化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又包容更多的经验和感受在里面——就像拉开一个距离去看人、看事情、看历史，其与非常贴近地去看产生的道德感受是不同的。小说中除了文字，作者画了很多图，是作者记忆中的地图、地区和建筑，即进行了再处理后让读者拉开一定距离去看。《繁花》对历史的阐述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仍承担着一定的历史感。

三、“在地”中的超越

《繁花》叙述的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文本中的故事包含了许多人共同的记忆。因此，小说所书写和重组的上海经验，远远超出每个有局限的视角看到的上海，其意义比狭隘的地域视角要高。相对于其他方言小说而言，《繁花》可以说是在纸上重新建构了一个上海，这具有一定的超越意义。

在历史感的基础上，《繁花》对当代上海经验进行了重新讲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文学书写和历史书写的空白。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时代，《繁花》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60代事件的描写，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那个脱不去的国际背景在起作用，香港亲戚、国外邮票、奶油蛋糕，以及还没有被破坏的教堂、青年人和知青当中在看的外国小说、破四旧的漏网之鱼等，不管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还是今天的生活当中在延续的痕迹，上海自始至终处在国际化的先行区，这表明《繁花》眼界的超越性是达到一定的层次的。另外，小说中写到小毛的娘对信仰的转换，由信“主”转变为信仰“领袖”，这其中“领袖”的层次所表现的超越性同样呈现在文本中。

四、结语

金宇澄将自己的写作姿态放的很低，甚至称自己只想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3]他在婉转的讲述中，把在上海环境当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作家经验老老实实地写作出来，将泥沙俱下的历史也包裹在其中，“所有的不合理、残酷、灾难我都看到了、经历了，可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它，但是我把它写下来了，并且呈现在文本中。”这种“记录”是对历史的讲述，其在一定层面上更适合于通过文学进行传达，而非历史，毕竟文学可以把没有办法清晰的内容讲述出来、包容进来，而《繁花》做到了这一点。

[1]李敬泽.大家谈繁花[N].人民日报，2013-09-04.

[2]西飏.做看世间的两岸[J]收获，2012，(9)：167.

[3]金宇澄，朱晓茹.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N].文学报，2012-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