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上古史研究学术走向分析

2018-03-07 20:12林贤东
文化学刊 2018年3期
关键词:古史学术界考古

林贤东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广州 510515)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呈现的是学术流派纷呈、百舸争流的局面,然细究起来,亦不外乎是几代学人走过的“信古——疑古——释古” 之曲折路,特别是“疑古”与“释古”,即对古史的怀疑与对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最主要的两种思潮。暂且不说这两种思潮与其他思潮的关系如何,光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足以给当代史学研究者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慨。本文不可能在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上会有什么惊人之举,也无意探讨谁是谁非的问题,毕竟这是当今学术界争论极其激烈的话题之一,只想就“释古”一词谈一些看法。

一、“释古”一词的由来及思想来源

“释古”一词最早见之于冯友兰先生为1938年出版的《古史辨》第六册撰写的序言当中,冯先生说:“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于冯先生的“释古”一词,大都作为一个“阶段”来看待,虽然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而提出来的,但还是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在审查史料之基础上然后重建古史的“趋势”[1]。凭借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地位,后来“释古”一词就成为“重建中国古史”的代名词。现在学术界似乎已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但凡提及“释古”二字就会想到李学勤先生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之论说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如同别人一提起“疑古”二字就会让人想起以顾颉刚先生为主将的“古史辨派”以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关于“释古”一词的出现,李学勤先生认为是疑古思潮兴盛所致,然事实是“释古”一词的出现主要是当时考古的大发现,也正是如此,以致于有学者称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实际上是提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第一人,如果按照上面“释古”的代名词而论,则李济先生无疑是最先提出“释古”思想的人,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关于“释古”二字的文章。然而李济先生的思想却被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而现在有很多人直接将“考古”等同于“释古”就是一个明证。

二、“释古”与“疑古”之争

李学勤先生曾言:“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此言不虚,“信古”现在几乎无人提及,而“疑古”和“释古”之声却时常萦绕于古史研究者耳边。二者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对对方的斗争,它们的笔墨官司打了整整几十年,至今仍未停息,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的争斗会在短期内结束[2]。虽然也有学者试图通过变换概念的做法来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努力归努力,二者之间固有的矛盾仍旧无法调和。

自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论断出现后,“释古”一词就像长了翅膀飞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研究上古史的学者耳熟能详的字样。伴随着李先生学术声望的提升和社会活动的开展,“释古”一词逐渐在学术界传播开来,而这随之而来的是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对古史进行第二次大反思的“释古”运动,而将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称为“第一次大反思”。尽管“释古”学派一再声称没有否定“古史辨”派成果的意思,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却已成事实[3]。学者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如果“第一次大反思”没有明显的错误,你干吗还来个“第二次大反思”?

三、“释古”的功绩与困惑

现在的学者大多将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工作称为“释古”工作。其实这工作早在疑古盛行的时候王国维先生就已经做过了,并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是此思想的源头。简言之,“释古”工作就是要利用地上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献进行相互印证以便科学地重建真实的中国历史,将中国真实的历史呈现在国人面前,特别是文献记载相对缺乏的中国上古史。这样的思路大体上是不错的。近代以来许多有关上古史研究中,许多难题的最终解决就得益于“二重证据法”。由此也可见此法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也正是现代许多学者对“二重证据法”如此推崇的原因之一。

这看来是很好的,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下去,是不是中国古史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此方法来解决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夏文化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夏代是否真的存在?二里头文化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夏代遗存?也许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早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二里头文化在绝大多数的国内学者看来就是夏文化。在许多人看来,夏文化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释古”的功劳,当年徐旭生先生就是根据史书的记载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夏文化的发现应该说是“释古”工作相当完美的结局。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国内学术界,还应将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只有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机制、背景、特点了解得更清楚。关于夏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与国内截然相反,国外绝大多数的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这难道是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一种偏见吗?问题就在于“释古”二字。许多年来,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考古学只能而且只有用来补充印证中国古史材料时才有作用,一切的考古工作都要围绕着古史材料展开,所以等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史书记载的夏代地望相吻合的时候,学者们就义无反顾地将其与夏代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方法,此遗址就是夏文化,再多的考古发现都只能是对夏文化内容的补充和印证,而不可能再是其他什么物质文化遗存,以至于成为我们今天非常认可的“定论”[4-5]。一旦出现与此相左的论断,便在学术界掀起“群起而诛之”怪异现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释古”者认为中国的考古学被认为是“释古”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应当与中国古代史料相结合的,是用来“证经补史”的,只有用来印证史料的才有价值,甚至还有学者美其名曰“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而持不同政见者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该成为历史学的附庸,应该保持本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有文字的发现,或是能够印证史前记载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不为人知的东西,而发现一无所知的东西更具有价值。之所以出现如此迥异观点,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对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存在不同的意见所导致。

关于“释古”工作,还需考虑对考古文化遗存的阐释和文献的解读问题。考古发掘出土的东西往往带有偶然性,其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等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而解释或者阐述的高明与否,则取决于阐释者本身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以及各方面的素养。这样一来,给我们的感觉便是考古学就变成一门阐释性学科了,面对同样的物质文化遗存,具有不同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学术背景的人对此的解释显然是有别的,至于谁的解释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就无人知晓了,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坦然面对上面讨论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的巨大反差了,因为这应属于正常的学术观点的交锋,亦无需大惊小怪。也就是说考古研究也是具有阐释性质的,而以此为一翼建立起来的“释古”工作也是带有阐释性质的[6]。构建“释古”工作的另一翼“文献”如何利用,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哪些文献可以用来参与上古史的重建?哪些文献不能?虽几经争论,然此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原来被顾颉刚先生认为是伪书而将其封存在保险柜里的诸书,而现在通过考古发现又被“释古”者认为不伪而将其从保险柜里一件件取出来作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研究资料,但是现在问题又出来了,一些新“疑古”派似乎要起来捍卫顾颉刚先生的辨伪业绩,又多方引证并强调、呼吁现在上古史的重建不能引用此“伪书”。对于初涉上古史坛的人来说,不免被这现象搞得晕头转向——我该相信谁?这样一来,以阐释性质颇强的考古研究和颇具争议的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释古”工作,其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

四、“释古”——想说爱你不容易

面对日益增多的考古学资料,当国内的理论解决不了的时候,一些国外的解说理论也纷纷进来了,比如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时,就出现了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弗里德的“阶层说”,克赖森的“早期国家学说”等,这应该说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虽然关于这些理论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过程中能起到多大作用仍有争论,但是这些理论对于开拓中国学者的视野、为国内学者在探讨中国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过渡提供了一个考察视角和了解国外的研究方法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话又得说回来,仅凭这些理论就想解决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种种问题,就想将“释古”工作顺利地开展,却也是不切实际的。正如陈星灿先生在探讨国家形成时说的,(由于)“国家形成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探索这一问题的艰巨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描述和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并且对所有考古材料作出合理解释”[7]。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由于“释古”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和古史重建的艰巨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种阐述和任何一种理论可以回答中国上古史的所有问题并且对其重建过程作出真理性的解释。

综上所述,“释古”的前景是美好的,但是要真正完成“释古”大业却也是不易的,它似乎离你很近,让你有种唾手可得的感觉,然而它彷佛又离你很远,给人有千里之外的感觉,而我们更多的感觉是它离我们不远也不近,然而却有雾里看花之感,一句话,“释古”——想说爱你不容易。

[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2]谢维扬.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下)[N].光明日报,2006-12-12.(05).

[3]田旭东.二十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陈淳.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2004,(4).

[5]沈长云.夏代是杜撰的吗——与陈淳先生商榷[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6]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J].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7]陈星灿,刘莉.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J].读书,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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