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向老友梁羽生所做的“汇报”

慕津锋

梁羽生，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他在1954年创作的《龙虎斗京华》是中国“新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其后，随着他的《七剑下天山》《草莽龙蛇传》和金庸《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相继问世，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虚构历史武侠故事为内容的“新武侠小说流派”。该流派以梁羽生为开端，金庸为高潮。梁羽生对此曾有评价：“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该流派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并对武侠中的“侠”进行了全新阐释：

“旧武侠小说中的侠，多属统治阶级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梁羽生语）

1983年8月2日，梁羽生最后一部武侠小说《武当一剑》在《大公报·小说林》刊载完毕，他随后便宣布封笔；1987年9月，他偕夫人移民澳大利亚。2006年7月2日，已是82岁高龄的梁羽生先生，在悉尼将自己珍贵的藏书、对联、书信、手稿、剪报、照片、著作等文献资料共计882件，全部无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代武侠大师的珍贵文献资料最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落叶归根。由此，梁羽生也成为第一个走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武侠小说家。为了更好地保存与研究这批资料，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成立了“梁羽生文库”。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因病在悉尼去世，享年85岁。

在“梁羽生文库”众多珍贵资料中，有一封金庸1995年致梁羽生的书信。该信共三页，八个段落， 1772个字。信的主体打印而成，开篇的“文统老友”和结尾处的“弟 良镛安15.Oct.95”则由金庸亲笔书写。

在信中，金庸向远在悉尼的好友梁羽生详细介绍了自己此次发病与治疗的相关情况，并讲述了朋友对自己的真挚关心。在字里行间中，我们感受到这两位老友之间那份深深的牵挂与情谊。

谈起金庸与梁羽生的相识，还要追溯到1949年。那年夏天，25岁的陈文统（梁羽生）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报考香港《大公报》翻译。当时《大公报》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金庸）做主考。金庸觉得陈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他。从此，他们便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

1952年，他们先后又调到《新晚报》编副刊。这段时间是他们交往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岁月。他们常在一起“煮酒论英雄”，谈论最多的就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他们在很多观点上非常合拍。他们认为，白羽的文笔最好，《十二金钱镖》干凈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蜀山剑侠传》则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谁曾想，不久，因一个偶然机会，他们竟要亲自提笔上阵开始创作自己的武侠小说。自此以后，他们逐渐联手开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一个全盛时期。

1954年1月，香港发生了一场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的武术比赛。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且还成为当地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

此次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想：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他很快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遂作出决定，由《新晚报》试点先去实践。1月18日，《新晚报》总编罗孚说服了平时喜读武侠的陈文统，让他马上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1月19日，此次比武结束的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便开始在“天方夜谭”连载，陈文统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梁羽生”。《龙虎斗京华》既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梁羽生也声名鹊起。《龙虎斗京华》的刊载标志着新武侠小说时期的开始。

1955年2 月初，《新晚报》总编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又向查良镛紧急拉稿，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毕，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只能落在从未写过武侠小说的查良镛头上。查良镛当时并不愿意，但面对罗孚等人苦苦的劝说，他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此事。2月8日，查良镛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此书同样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就这样，以梁羽生、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流派逐渐形成，他们所创作的新武侠小说不仅在港澳、在东南亚、在台湾，而且在世界的华人中都开始产生巨大影响，他们让新武侠精神深入人心。

二人在《新晚报》工作时期，除创作武侠小说外，平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他们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聂绀弩，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金庸与梁羽生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却只爱围棋。

50年代末，金庸离开《新晚报》，开始创办《明报》。二人的来往也少了许多，但情谊依旧。晚年的金庸与梁羽生，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悉尼，远隔千里，难得见面。在仅有的几次见面中，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金庸前往悉尼参加作家节，那时他们已十年不见。梁羽生热情地邀请金庸到家中做客，当金庸来到家中，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跟金庸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梁羽生还有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桃花泉弈谱》也是金庸送的。两位古稀老人这次难得见面，最大兴趣依旧是下棋。他们一下就是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梁羽生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早已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羽生的声音很响亮：“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几天后，梁羽生便永远地走了。当听到老友去世的消息，金庸悲伤不已，特写挽联悼念自己这位半个世纪的老友。endprint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金庸原本打算这次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60年的老友再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可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也成为金庸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金庸信中所提自己心脏问题，其实早在80年代便初露端倪，只是一直没出现太大的状况。但这次在家中的发病，却十分危急。当时又恰好妻子林乐怡（金庸第三任妻子）外出替金庸宴请朋友，金庸在浴室发病无人知晓，后来金庸在晕倒后自行醒来，因还想继续当月27日开始杭州嘉兴之行，尤其是要到嘉兴参加自己年少时的恩师张印通（1897年—1969年）的铜像揭幕礼，所以，金庸醒转后并未通知医生。对于恩师张印通之事，金庸看得很重，因为张印通对当年的金庸有知遇之恩、栽培之情，在金庸当年逢遇大难时，更是仗义相助。这使得金庸对恩师张印通一直铭记在心，心中感情极深。

1936年，金庸在龙山学堂毕业后考入嘉兴一中，当时校长便是张印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全面爆发。同年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一线登陆，嘉兴危在旦夕。张印通校长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艰险，毅然决定带领全校师生南迁。在旅途中，张印通校长与学生同吃，同住，同行。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嘉兴一中全体师生终于到达丽水碧湖镇，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掉队。曾因旅途艰辛，有老师建议队伍解散，各自逃命。张印通校长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到底。”当时的情景和张校长掷地有声的话语，一直深深地印刻在金庸的脑海中。五十五年后，金庸忆起此事时特赋诗一首，以示对母校的深深谢意。

当年遭寇难，

失哺意彷徨。

母校如慈母，

育我厚抚养。

1939年6月，查良镛从浙江省立联初（嘉兴一中在碧湖镇并入该校）毕业进入联高。校长依旧是查良镛非常熟悉、极为敬重的张印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查良镛非常珍惜碧湖的求学时光。在这里，他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但这段安静的学校生活，在1940年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危机，这几乎断送了查良镛的求学生涯。1940年，查良镛在联高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文章。文章描述了阿丽丝千里迢迢到联高校院，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蛇，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世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纷纷逃避。该文章一经刊登，便立即傳遍学校。金庸本是一时兴起创作此文，他想借阿丽丝之口说出学生心里对学校的训育主任的厌恶，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结果，代表国民党政府的训育主任知道此事后大怒，一定要严办查良镛。如果被学校开除，查良镛不仅会失学，他的吃饭、住宿也都会成大问题。这对一个16岁的学生而言，真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为人正直、善良的张印通校长极力为自己的学生查良镛争取最轻处分，但无奈训育主任权力远大于校长，张校长只得尽力将训育主任坚持的开除改为退学，这样年轻的查良镛还可以在其他学校寻找到求学机会。张校长后来帮助查良镛转学至衢州中学，继续其学业。对张印通校长在自己危难时的知遇恩情，查良镛铭记在心。所以，金庸在家出现这么大的身体问题时，他还依旧想去嘉兴参加恩师的铜像揭幕礼。只是后来心脏问题太大，必须要做手术，并在港静养，金庸嘉兴之行被迫终止。

从信的第一段后半部分开始，金庸用了四段向梁羽生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心脏出现问题的具体原因“急性心血管栓塞……冠状动脉有三条严重阻塞”，和心脏所做“搭桥”手术的具体情况以及术后曾出现过中风等情况。在这之中，金庸还向梁羽生讲述了这段时间几个好友对自己的真心关怀，让自己切身感受到友情的可贵。

在第二段的后半部分，金庸首先提到“初中同班同学，明报共同创办人沈宝新兄在病房外自始至终守候了八个半小时。我们相交五十余年，到老来友情弥笃”。

沈宝新与金庸，在嘉兴一中因战乱迁到丽水碧湖时，就在同一个班级。当时沈宝新18岁，查良镛只有14岁。查良镛（金庸）是年级长，沈宝新是年级篮球队员。后来，沈宝新从浙江大学农学专业毕业后，曾在中国邮政、储汇银行工作。1946年他到香港担任香港嘉华印刷厂经理。1948年底，金庸从上海调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1959年，金庸决定自立门户独立办报的时候，他找到沈宝新这位老同学帮忙。很快他们达成共识—注册野马出版社，先出版《野马》十日旬刊八开报纸，以发表武侠小说为主。沈宝新当时住在《成报》附近，当他看见这家日报利润极好，便与金庸商议将《野马》办成日报，金庸非常赞同。于是1959年5月，他们把十日旬刊《野马》改为《明报》日报。

《明报》刚刚创办时候，两人合资：金庸出资8万元，沈宝新出资2万元。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金庸则担任总编辑和主笔。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出版。金庸以他的武侠小说和著名的政论吸引读者，沈宝新在经营手段上努力。合作三十多年，他们从未吵过架，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两人性格温和，从不斤斤计较。经过沈宝新与金庸的艰苦奋斗，并肩战斗，《明报》逐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渐渐走向成熟，走向成功，最后成为香港最大的报纸之一。

金庸后来回忆沈宝新的时候说，交朋友要在年轻时候交，可靠。“我是小朋友，他（沈宝新）是大朋友。”他们的友谊经历岁月的考验，日久弥新。

在信的第2页最后一段，金庸又讲到好友王世瑜专门从温哥华飞港看望自己。曾两度成为金庸手下的王世瑜，他与金庸的交往也极富戏剧性。

20世纪60年代，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他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其升职之快，在《明报》堪称一时无二。60年代末，金庸创办了《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不久，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但由于王世瑜的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王世瑜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对于金庸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王世瑜从内心对他是极为敬服的。他后来对金庸有过评价：“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所以当听说自己的老师、伯乐、老领导身体出现这么大问题时，一定要从温哥华，不远万里回来探望。王世瑜在《明报》的经历，表明金庸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在用人方面有四大才能：endprint

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

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

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

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金庸在信中另外还谈到好友蔡澜（蔡澜、金庸、黄霑、倪匡并称“香江四才子”）为使自己康复，所做的虔心祷告和至诚的关心，这让自己同样感动。

“好友蔡澜先生每日早晨四时半起身，沐浴梳洗后，焚香恭书般若心经一篇，于七时过海送来医院，盼我静心领悟心经中世法本空之旨，有助康复，日日如是，直至我脱险出院，尤为感怀。”

日日如是，这一点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至真至诚至信的朋友，谁可能如此尽心尽力？

老友叶运的举动，也同样让走过生死的金庸感怀。“明报三十余年的旧同事叶运兄因病双目失明，得讯后摸索来到病房，要摸住我的手，听到我说几句话，这才放心离去。”要有怎样的情谊，才能让一个已经看不见这世界的老人，摸索着前往医院去看望自己的朋友。去了之后，只是希望能摸摸金庸的手，听听金庸的声音。

这种朋友世间难得，能得金庸这种朋友，他们是幸福的；能得叶运、蔡澜、沈宝新、王世瑜这种朋友，金庸是幸福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中要有知己，知己之间要有情有义，“大侠”的生命中应有这种重情重义的知己，方不枉此生。

这些朋友的真挚关心，让金庸感受到时间友情的可贵，看到自己在人世间的幸福，“……使我深刻感到人生感情的可贵，觉得虽然大病一场，经历了肉体极大的痛苦，其实还是所得多于所失。……以我这样冷冰冰的性格，平日很少对人热情流露，居然还有这许多人关怀我，真心的爱我，觉得我这个人还不太讨厌，……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百分之十六，心中的温暖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这些真情让金庸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不妨再多活几年，瞧他以后还会做些什么”。

在信的最后，金庸告诉梁羽生，医生告诫自己“要节劳、忘忧、膳食清淡，适当运动，心血管病六七年内当可不致复发”。在这里，其实我们能看出，金庸其实也在告诫自己老友梁羽生要多注意保养身体。都是古稀之人，只有按照医生说的这四点，老人的身体问题才会少一些，身体也才可能健康些。由此可见金庸对老友深厚的情谊。在金庸近7个月的住院时间里，梁羽生也定是心生牵挂，多次问候。现在病情总算稳定了许多，身体也渐康复，終于可以提笔致信时，金庸第一时间便要写信告诉老友自己的情况，请他勿再牵挂。“患病期间，多承关怀，现简述病情经过，并深切谢意。”

读罢此信，笔者不禁感慨：曾经的“新武侠小说三大家”，古龙1985年英年早逝，梁羽生也已在2009年驾鹤西去，现只余94岁高龄的金庸先生独自在香江边静静地看这世间的风云变幻。曾经风光无限的武侠小说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要感谢金庸、梁羽生这两位武侠大师曾经为读者创作出那一部部经典的著作，是它们让我们相信这世间是有大爱、大义、大忠、大美的。直到现在，我们依旧相信：武侠所传递出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精神绝不会消亡，它必将长久地留存在这世间。这些著作也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属于它们的深深印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