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宗王官佐系统考述

内容提要 北魏配合封爵制度，为地位尊显的宗王设置幕府和封国两系官佐。这套制度是在汉晋旧制基础上融汇南朝前半期制度成果的综合产物，并成为后世隋唐效仿的典范。宗王府佐和国官权责明确、界限分明，前者执掌日常行政，后者因王不治国而由事务官变成咨议侍从官。在门阀士族体制下，流内部分的宗王官佐例取门第二品的名族子弟，专供其释褐、迁转之用。朝廷牢牢掌握宗王官佐的委任和管理权，并通过朝官兼任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渗透，以加强对王国的控制，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固。宗王与府佐是上下级间的施敬关系，与国官则维系形式上的君臣之义，但所承载的责任义务大为逊色，此乃皇帝蓄意切割所致，中古王国势力代表的封建贵族政治终将回归皇权专制的正轨。

关键词 北魏 封爵 宗王官佐 王府 王国 皇权专制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7-0087-10

北魏王朝奉行家国一体、尊崇皇族的方略，频繁册封宗室成员王爵，并仿照汉族旧例开国置佐，协理府邸和食邑的相关事务。对于这些王国属官，唐代杜佑《通典》卷三一《职官一三·历代王侯封爵》：“诸王侯亦各有师、友、文学、侍郎、掾属、舍人等官。”实际上，北魏宗王属官序列的完整、正规程度远非如此简略。作为国家官僚机器的重要环节，其对管理宗王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还应该强调的是，北魏这套体制系统吸纳魏晋元素，深刻影响后世，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据此为研究的切入点，何尝不是透视中古制度文化渊源流变的绝佳窗口。学界相关论著较少，仅有刘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北魏宗室阶层研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9年），故本文尝试从硬性的制度框架和任职者的主观因素展开，予以详细考察。

一、北魏宗王府、国两系官佐的分野

遍检史籍，我们发现北魏为宗王配置属官最早的记载发生在太武朝，即公元424-452年间。《魏书》卷二四《崔玄伯附崔徽传》：“乐安王范镇长安，世祖以范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险多变，乃选忠清旧德之士，与范俱镇。以徽为散骑常侍、督雍泾梁秦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副将，行乐安王傅，进爵济南公。”文中的王傅，后来改称王师，乃宗王首席辅导官。同期，太原士族王慧龙，勃海大姓高允、高济都曾任过此职。①不过，涵盖北魏前期官制的太和十七年（493年）前《职员令》除王师、友、王家尉、吏以外，并无王国官吏翔实的品级规定，或许史家抄录时的无意遗漏，抑或由朝官兼任，故而不载。但在贯彻门阀士族流品理念的太和廿三年（499年）后《职员令》中，跻身二品士流且数量庞大的宗王属官系统清晰在列，详情见表1。[北齐]魏收：《魏书》卷113《官氏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2995～3003页。

根据表格所示内容，不难发现，北魏宗王属官的编制规模照比两晋大幅扩张，两晋王国职官制度参见张兴成：《两晋宗室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页。明显拥有两套序列：一是傳统的宗王封国系统，包括师（傅）、友、掾属、郎中令、文学、大农、中尉、常侍、侍郎、上中下三将军、中大夫、典书令、典祠令、学官令、典卫令；萧梁、隋、唐三代把师、友、文学纳入王府系列，北魏秉承魏晋传统，仍将其置于王国麾下。另一是增设的宗王幕府系统，包括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列曹正参军、行参军、长兼行参军、主簿、祭酒、参军都护。后者应是南朝宋齐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宋太宗已来，皇子、皇弟虽非都督，亦置记室参军。”宋太宗指宋明帝刘彧（465-472年在位），他为照例封王的皇子弟设置参军，标志着王府与王国并立体制正式形成。萧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皇弟、皇子府，置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咨议参军，及掾属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等参军，功曹史，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文学，主簿，正参军、行参军、长兼行参军等员。嗣王府则减皇弟皇子府师、友、文学、长兼行参军。蕃王府则又减嗣王从事中郎，咨议参军，掾属录事、记室、中兵参军等员。自此以下，则并不登二品。王国置郎中令、将军、常侍官。又置典祠令、庙长、陵长、典医丞、典府丞、典书令，学官令、食官长、中尉、侍郎、执事中尉、司马、谒者、典卫令、舍人、中大夫、大农等官。嗣王国则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农等员。蕃王则无常侍。自此以下，并不登二品。”可见，宗王府、国两系官佐已截然分开。在此方面，北魏与萧梁是完全同步的，接受的都是南朝前半期的制度成果。笔者怀疑，正是太和十七年（493年）精通朝仪典章的南朝降臣王肃北归，为孝文帝带来了这项方案，使之能够紧密跟踪江左的步伐，此制后经北魏、北齐和梁、陈两条路径输送给隋唐，可谓殊途同归。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撰的《唐六典》卷二九《诸王府公主邑司》追溯历代宗王属官源流至北魏时，严格遵循府、国并举之格局。这表明北魏王府和王国已经分别置佐。

还应注意到，北魏宗王无论府佐、国官，其编制员额和官品秩级皆随爵位传袭世数递降。始封亲王到三蕃王才有两系官佐，三蕃以下则罢府佐、唯余少量国官，这与魏晋王官不以蕃次论高下的情况大相径庭。归根结底，是要凸显儒家“亲亲，尊尊”之道德伦理。特别是脱胎夷狄的北魏统治者，更是把辨别亲疏远近的纲常名教奉为圭臬，以期荡涤平等无别之部族遗俗，树立阶级国家之身份框架。具体落实到封君权益上，便产生所谓“亲疏世减”的信条。史载，尚书右丞张普惠奏疏：“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北齐]魏收：《魏书》卷78《张普惠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2页。北魏王官的规模大小与蕃次位差也是这一原则的生动展现。

二、北魏宗王的王府僚佐

北魏始封亲王至三蕃王均有权开府置佐，王府等级分别比照正一品司空、正二品将军、从二品将军，正三品将军。笔者仍心存疑虑，宗王王府与其出镇加挂将军军号所开幕府是否重叠？为澄清该问题，现从清人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中提取出镇宗王信息，对比王府与军府等级，以判明二者关系。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二十五史补编》第4卷，中华书局，1955年，第4533～4597页。endprint

表2显示，宗王王府的行政级别普遍高于外镇军府（23例，占比82%），惟个别重镇强王二者持平（5例，占比18%）。充分说明，王府与军府绝不是一回事。况且，以王府近臣掌管方镇要务，必然导致藩镇割据，这是专制皇权绝对无法容忍的。明乎于此，便可准确甄别研究素材，避免张冠李戴了。

关于北魏王府幕僚的职责权限，直接资料非常匮乏，唯有两方墓志可见端倪。《李璧墓志》：“中军大将军彭城王翼陪鸾驾，振旆荆南，召君为皇子掾。参算戎旅，谋协主襟。”⑧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李璧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可知王府掾属负责出谋划策、参赞军机。又《元仙墓志》：“寻转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轻车将军、司空皇子中兵参军。及珥笔云闺，曳裾楚席；清誉之德，超孟公而独绝；风流之称，迈申穆而不追。”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元仙墓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主要处理文案等行政庶务。

宗王王府一般辟除置佐，《魏书》卷五七《高祐附高谅传》：“太和末，京兆王愉开府辟召，高祖妙简行佐，谅与陇西李仲尚、赵郡李凤起等同时应选。”不过，北魏辟召早已不复汉魏风采，由长官自行任命变成启请朝廷，尽管也尊重府主的意愿，但尚需中央批准的程序，从而增强皇权的统筹控制力。刘军：《试释北邙元魏墓志中的辟除制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这些王佐的迁转同正规朝官别无二致，既可充当青年士子的起家官，如河东大族裴景颜“起家汝南王开府行参军”，[北齐]魏收：《魏书》卷96《裴延俊附裴景颜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4页。又能成为晋升的阶梯，如京兆士族韦崇“为司州中正，寻除右将军，咸阳王禧开府从事中郎，复为河南邑中正。崇频居衡品，以平直见称。出为乡郡太守”。[北齐]魏收：《魏书》卷45《韦阆附韦崇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2页。河间士族邢亢“释褐司空行参军，迁广平王开府从事中郎，兼通直散骑常侍”。[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附邢亢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9页。特别是背靠宗王势力，享有广阔的人脉资源，使王佐成为炙手可热的美差。正因如此，这些职位被强势的名族贵胄垄断，就现有资料来看，皇子中兵参军元仙、城阳王府法曹参军拓跋太拔侯出身皇族，系虏姓冠首；皇子掾李璧出自勃海李氏、诸王从事中郎高法永出自勃海高氏、赵郡王开府属崔元珍出自博陵崔氏、广平王开府从事中郎邢亢出自河间邢氏，系山东著姓；咸阳王开府从事中郎韦崇出自京兆韦氏、汝南王开府行参军裴景颜出自河东裴氏、淮南王府长史赵琰出自天水赵氏，系关陇郡姓，俱为胡汉高门。以上人物分见《元仙墓志》《元保洛墓志》《李璧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3、59、118页；[北齐]魏收：《魏书》卷57《高祐附高法永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63页；同卷《崔挺附崔元珍传》，第1273页；卷65《邢峦附邢亢传》，第1449页；卷45《韦阆附韦崇传》，第1012页；卷69《裴延俊附裴景颜传》，第1534页；卷86《孝感·赵琰传》，第1882页。中古士族家学渊源深厚，凭借卓越的心性修养和知识技能效命王府。如李璧“艺因生机，学师心晓。少好《春秋左氏传》，而不存章句，尤爱马班两史，谈论事意，略无所违。性严毅，简得言，工赏要，善尺牍”。⑧邢亢“颇有文学”，裴景颜“颇有学尚”。[北齐]魏收：《魏书》卷65《邢峦附邢亢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9页；卷69《裴延俊附裴景颜传》，第1534页。他们随侍左右，对提高宗王素质产生积极作用。

三、北魏宗王的王国属官

由上文表格可知，北魏宗王不论蕃次一律开国置属官，只是数额、等级存在差异而已。与堪称中古制度蓝本的两晋相比，北魏王国属官的设置呈现如下特点：首先，晋制王国属官系统的整体等级与国主高卑无关；北魏则以蕃次为准，彰显血缘关系的远近，特别是皇子亲王与蕃王在属官级别上保持相当的梯度落差，昭示皇权主义的至高无上。其次，与晋制相比，北魏王国属官品级变动幅度最大的是师或傅。它位列晋令第六品，在北魏新令中升至正三品，实际效力值相当于晋令的二品，远高于晋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孝文帝太和新令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品令都是剪裁沿用许久的魏晋旧令而来，操作办法是切割旧令六品贵族线，其上重划士族门第二品之流内正从九品，新旧令的拆分换算关系大体是：旧令一品为正一、从一、正二品，二品为从二、正三、从三品，三品为正四、从四、正五品，四品为从五、正六、从六品，五品为正七、从七、正八品，六品为从八、正九、从九品。参见氏著：《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245页。且任职者中不乏权倾朝野的股肱重臣，如孝文朝元老李冲为咸阳王师，游明根为河南王师。[北齐]魏收：《魏书》卷53《李冲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81页；卷55《游明根传》，第1214页。此举旨在加重师傅的辅导威权，提高培养宗王的力度，同时也是监控的手段。再次，两晋宗王委内史治国，内史为近信王官；北魏宗王有国而不之国，内史除称谓外与普通郡太守无异，与国主亦无往来，故不在王国官序列。复次，晋制王国郎中令、中尉、大农合称“三卿”，构成权力核心；北魏三卿之名不复，[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4《城西·冲觉寺》：“王国三卿为执戟者，近代所无也。”校勘记：“吴琯本、汉魏本无三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6页。后者符合事实。在后《职员令》里也是分开记录的。最后，西晋王国官系列是配合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遣诸王就国而完善起来的；④张兴成：《两晋宗室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3、67～71页。北魏并不强迫封君就国，王官陪伴宗王居于京师府第或至任所，其发展与封国并无实质关联。

北魏王国属官的职能史无明载，借助其摹仿的蓝本晋制可略知一二。两晋王国三卿掌握權力主体：郎中令统领侍郎，负责诸王宿卫及王国选举；中尉下辖王国将军，典领兵马；大农执掌王国财政收支。④由于北魏宗王不就国，王爵与封邑实际处于半脱钩状态，王官职权自然削弱。其中，三卿式微，仅限宗王参议文案、拾遗补缺。王国不置常备军，中尉所辖将军无兵可统，郎中令的宿卫职能转给典卫，但惟皇子亲王设典卫，率领人数寡少的贴身卫队。史载，咸阳王元禧谋逆，“自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数人，左右从禧者，唯兼防阁尹龙虎。”[北齐]魏收：《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38页。防阁武士即典卫属下。宗王既与王国隔离，衣食租税便由国家统一调度，无需大农操持。《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同书卷六九《裴延俊附裴瑗传》：“（汝南王）悦散费无常，每国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赐极意。瑗每随例，恒辞多受少，伺悦虚竭，还来奉贡。”试想，若大农财权在握，哪能任由宗王挥霍。余下常侍、中大夫本侍从顾问，典书、典祠分掌文书、祭祀，丝毫没有变化。endprint

总体来讲，北魏王国属官有从繁琐的事务官向单纯的侍从谏议、顾问官演变的趋势。规谏、督责的事例频见史籍，《魏书》卷二七《穆崇附穆子弼传》：“世宗初，除尚书郎，以选为广平王怀国郎中令，数有匡谏之益，世宗善之。”同书卷六○《程骏传》：“为任城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同书卷七二《阳尼附阳固传》：“领汝南王悦郎中令，寻加宁远将军。时悦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谏，并面陈往代诸王贤愚之分，以感动悦，悦甚敬惮之。”足见，王国官犯颜直谏能对宗王产生约束作用。王国官也可为宗王出谋划策、起草章奏。《魏书》卷八五《文苑·袁跃传》：“迁车骑将军、太傅、清河王怿文学，雅为怿所爱赏。怿之文表多出于跃。”王国官还能参加朝会，为解决王家事务建言献策。如清河王怿郎中令韩子熙就国官为罗太妃从服一事当廷发表意见。[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2页。王国官亦可代表宗王出席礼仪活动，《元绪墓志》：“夏四月廿七日迁柩于东都。……诸王遣候宾友奉迎者轩盖相属于路。”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页。王国官更像宗王的随从秘书。实际上，王国的实际政务完全由朝廷接管，封国徒有其名，国官名不副实，显露出中古爵制从实封过渡到符号的痕迹。

关于北魏王国官的任免权，学者已有专门研究，结论是师、郎中令、大农、中尉、常侍、侍郎等高级职位由朝廷任命，封君无权干预；舍人等低等属吏，封君可以自选，但受很大的限制。翟桂金：《北魏爵禄制度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这无疑是晋制的延续，两晋宗王的用人权仅限八品典祠令以下官属，中郎傅相由中央代选，自选官属无行政职能，甚至难入清流，因此自选权意义不大。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58～59页。本文所要补充的是北魏王国官的选任途径问题：首先，皇帝任命。孝文帝诏：“仲尼在乡党，犹尚恂恂，周文王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虽连萼宸晖，得不尊尚师傅也？故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冲可咸阳王师。”[北齐]魏收：《魏书》卷21《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34页。孝文帝亲为外镇冀州的皇弟挑选师傅，说明只有亲尊莫二的近属重王才能蒙此恩遇。其次，朝臣举荐。《魏书》卷六○《韩麒麟附韩子熙传》：“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举子熙为清河王怿常侍，迁郎中令。”同书卷七七《杨机传》：“于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诏选清直之士。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愉甚敬惮之。”朝臣熟悉士林，推荐者多得其人。再次，宗王启请。《魏书》卷五二《阴仲达附阴遵和传》：“初为高祖挽郎，拜奉朝请，后广平王怀取为国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为怀所亲爱。”此法虽经皇帝诏准，但充分体谅宗王诉求，故稍有纵恣，就会陷入用人混乱的局面。复次，升迁调转。张度自上谷太守入为武昌王师；司马跃由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还京任祠部尚书、大鸿胪卿、颖川王师；柳敬起释褐中书博士，转城阳王文学；张袭除主文中散，稍迁员外郎，京兆王大农；崔瑜之“释褐奉朝请，广陵王羽常侍，累历蕃佐，入为司空功曹参军事、太尉主簿”。以上人物分见[北齐]魏收：《魏书》卷24《张衮附张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615页；卷37《司马楚之附司马跃传》，第860页；卷45《柳崇附柳敬起传》，第1030页；卷94《阉官·张宗之附张袭传》，第2019页；卷57《崔挺附崔瑜之传》，第1273页。多层次、多元化的选拔方式确保王国官来源的稳定和人尽其才。

值得一提的是，王国职位可供士子登仕起家，在起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事例有李裔“初除汝南王悦常侍”，李昞“起家高阳王雍常侍”，薛洪隆“解褐阳平王国常侍”，韦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郑贵宾“解褐北海王国常侍”，杨昱“起家广平王怀左常侍”，韩子熙“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举子熙为清河王怿常侍”，崔鸿“太和二十年，（始）拜彭城王国左常侍”，贾思同“释褐彭城王国侍郎”，房悦“解褐广平王怀国常侍”，朱元旭“起家清河王常侍”，卢同“起家北海王详国常侍”，郑道忠“始为高阳王国常侍”，唐耀“出身中山王国中尉”。以上人物分见[北齐]魏收：《魏书》卷36《李顺附李裔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43页；卷39《李宝附李昞传》，第890页；卷42《薛辩附薛洪隆传》，第944页；卷45《韦阆附韦珍传》，第1013页；卷56《郑羲附郑贵宾传》，第1248页；卷58《杨播附杨昱传》，第1291页；卷60《韩麒麟附韩子熙传》，第1334页；卷67《崔光附崔鸿传》，第1501页；卷72《贾思伯附贾思同传》，第1615页；同卷《房亮附房悦传》，第1622页；同卷《朱元旭传》，第1624页；卷76《卢同传》，第1681页。《郑道忠墓志》《唐耀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248页。就现有资料判断，并非所有王国官都能作起家官，最多的是常侍，偶见侍郎和中尉，品级位列新令正七至正九品，换算为旧令五、六品，恰好对应士族一、二品的乡品。起家官品与乡品的对应关系参见[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北魏士族起家情况参见刘军：《北魏庶姓勋贵起家制度探研——以墓志所见为基础》，《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换言之，王国常侍、侍郎和中尉是北魏士族阶层独享的起家官，鉴于其地位的尊贵、悠闲和文翰性，确系士族青睐的“清官”无疑。阎步克：《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界定清官就有诸王官属，《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4页；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所举清官也有王国属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页。当时以王国官入仕备受珍视，《魏书》卷八九《酷吏·高遵传》：“遵贱出，兄矫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丧位。遵遂驰赴平城，归从祖兄中书令允。……允为营宦路，得补乐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诸父。”若王国官无足轻重，高遵何必对高允感恩戴德。endprint

北魏王国官地位显赫，朝廷甚重选任，基于家世门第、综合素养和仕宦履历确立严格的标准。首先，北魏明辨士庶，新令流内国官一般选用士族名望。不乏来自全国最高门第胡人勋臣八姓和汉人五姓七家：前者有北海王师陆琇，京兆王文学、高阳王友穆绍，广平王郎中令穆子弼；后者有清河崔氏乐安王傅崔徽、广陵王常侍崔和、彭城王常侍崔鸿，博陵崔氏广陵王常侍崔瑜之、广平王文学崔楷，范阳卢氏北海王常侍卢同、始平王师卢渊、彭城王友卢昶，荥阳郑氏高阳王常侍郑道忠、北海王常侍郑贵宾，太原王氏乐安王傅王慧龙，赵郡李氏南安王常侍李映、清河王郎中令李肃、汝南王常侍李裔、广平王友李郁，陇西李氏咸阳王师李冲、高阳王常侍李昞。余下皆地方冠族，河南乙氏汝南王友乙瑗；广平程氏任城王郎中令程骏，游氏河南王师游明根，宋氏广平王郎中令宋燮、宋翻；勃海高氏秦王傅高允、楚王傅高济、任城王郎中令高怀、乐浪王侍郎高遵、高阳王友高聪；河间邢氏乐浪王傅邢祐、汝南王文学邢晏；清河房氏广陵王郎中令房叔祖、广平王常侍房悦；北平阳氏京兆王郎中令阳令鲜、汝南王郎中令阳固；昌黎韩氏清河王常侍、郎中令韩子熙；弘农杨氏广平王常侍杨昱；陈郡袁氏清河王文学袁跃；魏郡郡望北海王常侍染华；上谷张氏武昌王师张度；高阳许氏广平王常侍许玑；中山李氏齐郡王友李预；渔阳高氏广陵王师高闾；鲁郡唐氏中山王中尉唐耀；齐郡贾氏彭城王侍郎贾思同；河东薛氏临淮王友薛积善、阳平王常侍薛洪隆、广平王郎中令薛崇业，柳氏城阳王文学柳敬起、汝南王常侍柳仲景，裴氏汝南王郎中令裴瑗；姑臧贾氏京兆王郎中令贾祯，阴氏广平王常侍阴遵和；京兆韦氏京兆王常侍韦珍；陇西辛氏京兆王常侍辛凤达；天水杨氏京兆王中尉杨机；河内司马氏颍川王师司马跃；琅琊王氏汝南王友王诵、清河王友王翊。个别寒微因缘际会方能入围，高阳王友李邕是外戚，京兆王大农张袭系阉党，清河王常侍朱元旭、咸阳王郎中令吕伯庆乃投诚功臣。以上人物分见[北齐]魏收：《魏书》卷40《陆俟附陆琇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905页；卷27《穆崇附穆绍传》，第671页；同卷《穆崇附穆子弼传》，第675页；卷24《崔玄伯附崔徽传》，第624页；卷66《崔亮附崔光韶传》，第1482页；卷67《崔光附崔鸿传》，第1501页及《崔鸿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卷57《崔挺附崔瑜之传》，第1273页；卷56《崔辩附崔楷传》，第1253页；卷76《卢同传》，第1681页；卷47《卢玄附卢渊传》，第1047页；同卷《卢玄附卢昶传》，第1055页；《郑道忠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30页；[北齐]魏收：《魏书》卷56《郑羲附郑贵宾传》，第1248页；卷38《王慧龙传》，第876页；卷36《李顺附李映传》，第846页；同卷《李顺附李肃传》，第845页；同卷《李顺附李裔传》，第843页；卷53《李孝伯附李郁传》，第1178页；同卷《李冲传》，第1181页；卷39《李宝附李昞传》，第890页；卷44《乙瑰附乙瑗传》，第992页；卷60《程骏传》，第1345页；卷55《游明根传》，第1214页；卷63《宋弁附宋燮传》，第1418页；卷77《宋翻传》，第1689页；卷48《高允传》，第1069页；同卷《高允附高济传》，第1092页；同卷《高允附高怀传》，第1090页；卷89《酷吏·高遵传》，第1920页；卷68《高聪传》，第1520页；卷65《邢峦附邢祐传》，第1449页；同卷《邢峦附邢晏传》，第1449页；卷43《房法寿附房叔祖传》，第971页；卷72《房亮附房悦传》，第1622页；同卷《阳尼附阳令鲜传》，第1603页；同卷《阳尼附阳固传》，第1611页；卷60《韩麒麟附韩子熙传》，第1334页；卷58《杨播附杨昱传》，第1291页；卷85《文苑·袁跃传》，第1870页；《染华墓志》，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页；[北齐]魏收：《魏书》卷24《张衮附张度传》，第615页；卷46《许彦附许玑传》，第1038页；卷33《李先付李预传》，第791页；卷54《高闾传》，第1206页；《唐耀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248页；[北齐]魏收：《魏书》卷72《贾思伯附贾思同传》，第1615页；卷42《薛辩附薛积善传》，第946页；同卷《薛辩附薛洪隆传》，第944页；同卷《薛辩附薛崇业传》，第943页；卷45《柳崇附柳敬起传》，第1030页；同卷《柳崇附柳仲景传》，第1031页；卷69《裴延俊附裴瑗传》，第1535页；卷33《贾彝附贾祯传》，第794页；卷52《阴仲达附阴遵和传》，第1163页；卷45《韦阆附韦珍传》，第1013页；卷45《辛绍先附辛凤达传》，第1025页；卷77《杨机传》，第1706页；卷37《司马楚之附司马跃传》，第860页；卷63《王肃附王诵传》，第1412页；同卷《王肃附王翊传》，第1413页；卷65《李平附李邕传》，第1461页；卷94《阉官·张宗之附张袭传》，第2019页；卷72《朱元旭传》，第1624页；卷51《吕罗汉附吕伯庆传》，第1140页。士族占有压倒性优势，足证时论“王国舍人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及“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之不虚。[北齐]魏收：《魏书》卷27《献文六王上·咸阳王禧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534页；卷93《恩幸·王睿传》，第1988页。其中，传统汉人高门遥遥领先胡人勋贵，这样安排旨在帮助宗王拓宽交际网络，尽快融入中原主流社会，夯实自身的统治力。

其次，北魏为改善宗王的文化修养，增强其治国理政的水平，特别注重王国官的学识、才干和德行。熟稔经史、礼典和文学的知识精英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博涉经史是王国官必备的素质，治学严谨堪称楷模。史载，广平王元怀友李郁极富儒者风范，教授不已，王礼聘河北宿儒徐遵明，“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遵明所答数条而已。”[北齐]魏收：《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郁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179页。类似者还有高允、李预、高聪、高闾、贾思同、崔鸿、卢昶、贾祯、穆子弼、邢晏。礼学乃华夏文明的精粹，以此见胜的王国官不在少数。如高闾兼领广陵王师之余，“与太常采雅乐以营金石。”[北齐]魏收：《魏书》卷54《高闾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6页。乐浪王侍郎高遵协助皇帝祭祀宗庙，“常兼太祝令，跪赞礼事。”[北齐]魏收：《魏书》卷89《酷吏·高遵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1页。又颍川王师司马跃曾任祠部尚书，就是后世礼部尚书的前身，执掌王朝仪礼事务。[北齐]魏收：《魏书》卷37《司马楚之附司马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60页。关于北魏祠部尚书的职权演变，参见刘军：《北朝祠部尚书考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太和以后，江南文学新风席卷北方，文辞之士备受垂青，高闾、高聪、阳固、王诵、邢晏、王翊、袁跃、李邕等人便凭此时尚技艺入职王国。前文所引清河王元怿文学袁跃为国主代笔深得器重的事例，足以说明文学之士在王国系统内部地位的上升。就学术风格而言，北魏王国官讲求博古精深，虚玄浮华往往没有市场。实际的干才也是选拔王国官的要件。如广平王文学崔楷，“性刚梗，有当世干具。”[北齐]魏收：《魏书》卷56《崔辩附崔楷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53页。汝南王郎中令裴瑗，“夙夜恭勤，为悦所知。军还，除奉朝请，转给事中，汝南王悦郎中令。”[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附裴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5页。又清河王常侍朱元旭，“開解几案。……神龟末，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元旭与陇西辛雄、范阳祖莹、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并以才用见留。”[北齐]魏收：《魏书》卷72《朱元旭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24页。这种用人倾向与北魏实干进取的官场风气一脉相承。王国官还要有道德操守，通常选用清直之士。汝南王郎中令阳固，“刚直雅正，不畏强御，居官清洁，家无余财”，⑧[北齐]魏收：《魏书》卷72《阳尼附阳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12页。可谓举得其人。此类重节操者还有张度、韦珍、贾思同、杨机、宋翻、韩子熙等。宗王身边多有孝行楷模，发挥示范功效。如乐安王傅王慧龙乃“古之遗孝”，任城王郎中令程骏和京兆王郎中令贾祯“居丧以孝称”。以上诸人分见[北齐]魏收：《魏书》卷38《王慧龙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77页；卷60《程骏传》，第1345页；卷33《贾彝附贾祯传》，第794页。在气质类型方面，宗王本性虽喜好卢同、阴遵和乖巧之流，但朝廷力推高允、游明根、高怀、程骏、李冲、陆琇、卢渊、穆绍等沉静低调之人。总之，北魏按照德才俱备、品学兼优的原则选聘王国官，耽道乐古、务实干练、沉稳刚直是其共同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中古南北士风对立背景下北方学士的典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化时代拓跋宗王共同的文化面貌，也决定了他们必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刘军：《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以洛阳邙山墓志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endprint

再次，与汉朝厉行左官律歧视王国官不同，北魏王国官与正规朝官在待遇上并无实质差别，而且二者还有兼容的趋势，朝廷逐渐选用京官兼领王国官，其本职主要有：尚书官：咸阳王师李冲为吏部尚书，颍川王师司马跃为祠部尚书。始平王师卢渊，“高祖考课在位，降渊以王师守常侍、尚书。”[北齐]魏收：《魏书》卷47《卢玄附卢渊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9页。中书、秘书官：广陵王师高闾为中书令，齐郡王友李预为秘书令，清河王友王翊为中书侍郎。邢祐、程骏、李邕、崔和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或秘书郎，薛积善、高允、高济以中书博士出任王国官。门下、散骑官：北海王师陆琇为散骑常侍，京兆王文学穆绍为散骑侍郎，后以通直散骑常侍带高阳王友，汝南王常侍王诵亦为通直散骑常侍，崔楷、宋燮、许玑、裴瑗以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出任王国官。九卿：颍川王师司马跃和河南王师游明根皆为大鸿胪卿。监察官：高怀、吕伯庆、张袭皆以中散任王国官。都督诸军事：乐安王范镇抚关中，王傅崔徽为平西将军、督雍泾梁秦四州诸军事。禁卫武官：汝南王郎中令阳固为步兵校尉。王府僚佐：《任城王妃李氏墓志》：“前国大农、府功曹史臣茹仲敬造。”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页。王国大农同时又是王府功曹。中正：乐安王傅王慧龙带铨量资品的并荆扬三州大中正。京畿行政长官：京兆王郎中令贾祯为洛阳令。上述王国官本兼各职的品阶大致对等，一举打破两者泾渭分明的身份界线，强化皇权向王国内部的体制渗透，突出国家意志在监控宗王方面的主导权。

四、北魏府佐、国官与宗王的关系

北魏三蕃以上宗王统辖府、国两系官佐。尽管都听命于中央，但他们与宗王的关系不尽相同。王府僚佐一如八公和将军幕府，与府主不过是上下级间的“施敬”，去府便形同陌路，无敬可言。王国属官与宗王尚有君臣名分，常以“国臣”自居。《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昱传》：“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有纵恣。”同书卷一○八《礼志四》载宣武帝诏：“比决清河国臣为君母服期，以礼事至重，故追而审之。”双方长久维系具有封建附庸性质的“君臣之义”，不会因去职或单方离世而改变。史载，阳固曾任汝南王郎中令，“及汝南王悦为太尉，选举多非其人，又轻肆檛挞，固以前为元卿，虽离国，犹上疏切谏。”⑧又清河王元怿被权臣元叉谋害，暴尸街头，郎中令韩子熙“为之忧悴，屏处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北齐]魏收：《魏书》卷60《韩麒麟附韩子熙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4页。宗王则要履行提携举荐之责，为国臣经营仕途。汝南王郎中令裴瑗时常接济国主元悦的生活，“悦虽性理不恒，然亦相赏爱。悦迁太尉，请为从事中郎，转骁骑将军。”[北齐]魏收：《魏书》卷69《裴延俊附裴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535页。前引忠言劝谏的郎中令阳固也被元悦辟为太尉从事中郎，就此跻身中央核心层。出土石刻资料为王国君臣这种特殊的人际结合提供力证。《郑道忠墓志》：“始为高阳王国常侍，所奉之主即承相其人，虽义在策名，而遇同置醴。”③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186页。《崔鸿墓志》：“释褐彭城王左常侍，虽位从委质，而礼均纳友。”③“策名”即将名姓书于宣誓臣服的策贴，“委质”则为献纳信物以示忠诚款实，皆是缔结人身依附的契约和仪式。鉴于双方的紧密关联，国臣晋升皇室近侍家臣会受一定限制。《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冲觉寺》：“拔清河国令韩子熙为黄门侍郎。徙王国卿为执戟者，近代所无也。”以在政治实践中规避二元君臣关系的逻辑障碍。

但若据此断定王国君臣凝聚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就未免偏离事实了。实际上，北魏君臣之义在专制皇权的压制下已大为逊色，君臣彼此的责任义务日渐弱化。史家热烈讴歌阳固和韩子熙的壮举恰好反证该行为的罕见。韩子熙为主伸冤，无法掩盖“元叉秉政，朝野震悚。怿诸子及门生吏僚莫不虑祸，隐避不出，素为怿所厚者弥不自安”的尴尬事实。[北齐]魏收：《魏书》卷72《阳尼附陽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11页。更多的是背主求荣的事例，《魏书》卷三六《李顺附李肃传》载，李肃曾任清河王郎中令，“熙平初从灵太后幸江阳王继第，肃时侍饮，颇醉，言辞不逊，抗辱太傅、清河王怿，为有司弹劾。灵太后怒之，出为章武内史。”试想，若无强人指使，单凭李肃的圆滑，断然不敢顶撞宰辅旧主，联系李肃从弟李曒为元叉弟元罗平东府长史的人情交集，不排除听命元叉蓄意为之的可能。易言之，君臣之义沉重的道德承载难挡个人、家族利益的轮番冲击。

北魏切割王国君臣纽带是中古贵族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央收拢王国官的委任权，用朝官兼任王国官等举措都是控制的手段。同时，皇帝还可直接监管王国官。《魏书》卷五八《杨播附杨昱传》：“正始中，以京兆、广平二王国臣，多有纵恣，公行属请，于是诏御史中尉崔亮穷治之，伏法于都市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同书卷五六《崔辩附崔楷传》佐证道：“正始中，以王国官非其人，多被刑戮。”名为整饬王国纲纪，实为拉紧驾驭宗王的套索，标志着宣武帝宗室政策的调整。刘军：《论北魏宣武帝宗室政策的变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1期。皇帝又借助礼仪疏间王国君臣。史载，朝议协商清河国臣为罗太妃服丧等级问题，宣武帝前诏曰：“《礼》有从无服而有服，何但从轻而重乎？怿今自以厌，故不得申其过隙，众臣古无疑厌之论，而有从轻之据，曷为不得申其本制也。”续诏曰：“今更无正据，不可背章生条。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远。礼缘人情，遇厌须变服。可还从前判，既葬除之。”[北齐]魏收：《魏书》卷108《礼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5～2806页。依魏晋惯例，国臣为封君服丧采取“释轻从重”的原则。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60页。宣武帝诏书却反其道而行，不仅强调国臣“遇厌须变服”，且规格大大降低。为君母从服乃君臣关系之折变，其制既已从轻，则君臣人际结合自然削弱，反映出北魏处置王国君臣关系的深谋远虑。endprint

五、余论

在中古政权分立、充斥多元文化的历史环境下，起点较低的鲜卑王朝北魏却能取精用弘、推陈出新，其中就包括自成系统、个性鲜明的宗王官佐制度。陈寅恪先生对北魏在衔接汉晋至隋唐典章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枢纽”作用曾有精辟的论述 。本文为此忝作新的注脚。北魏王官的这种时代特性必须与同期对峙的南朝及随后的隋唐进行比较方可充分彰显。相形之下，南北王官在建制规模、品秩等级、职责权限、委任办法和用人倾向方面并无实质差别，但北魏有效规避了南朝王官体制的几大致命缺陷：首先，南朝宗王并置府、国两系官佐，但府官与出镇军府属吏竟是同一套班底，他们掌握军政实权，难免发生拥兵自重的局面；北魏已如前述，王府、军府截然有别、各行其是，宗旨就是防范宗王利用近密随员把持方镇。其次，南朝宗王属吏多为与之沾亲带故的裙带关系，因而易于形成利益集团，一俟皇权衰弱，多有襄赞宗王成就帝业者；北魏固然不能彻底杜绝这种现象，但朝廷在王官人事任命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不会一味迁就宗王意志，上举事例足以表明，多数王官供职前的履历与宗王实际并无交集，堵塞了结党营私的途径。再次，南朝王官除师、友、文学为清华之选外，整体地位式微、作用削弱，对宗王的干预控制力极其有限，势必导致宗王为所欲为；北魏尽管也有类似趋势，但流内王官皆为士族垄断的清职，声望尚显，办事权虽已弱化，监督、规谏职能却相应地得到补偿性强化，变相巩固了对宗王的管控。复次，南朝王官的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文学术艺上，一般而言，词藻浮华之士居多，务实干练者罕见，宗王耳濡目染，难免滋生怠惰；北魏王官欢迎文学之士，但更器重才学兼备的实干家，受其熏陶的宗王迅速成长为国家干城，此乃南北士风使然，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由此可知，南北王官体制尽管系出同门，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然北魏结合自身政治实践，汲取汉族的经验教训，反而后来居上、更胜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说，北魏不单是传统制度文化的继承者，也算得上是创造者。北魏宗王官佐体系又以东魏、北齐为媒介深刻影响隋唐。《唐六典》卷二九《诸王府公主邑司》载唐代王府僚佐职权：“咨议掌吁谋左右，参议庶事。……祭酒掌接对贤良，导引宾客。……长史、司马掌统理府僚，纪纲职务。掾掌通判功曹、户曹、仓曹事。属掌通判兵曹、骑曹、法曹、士曹事。主簿掌覆省王教。记室掌表、启、书、疏。录事参军事掌付事勾稽、省署钞目。录事掌受事发辰，兼勾稽失。功曹掌文官簿书、考课、陈设、仪式等事。仓曹掌廩禄请给，财物市易等事。户曹掌封户、田宅、僮仆、弋猎等事。兵曹掌武官簿书、考课、仪卫、假使等事。骑曹掌厩牧、骑乘、文物、器械等事。法曹掌推按欺隐，决罚刑狱等事。士曹掌公廨舍宇，缮造工徒等事。参军事掌出使及杂检校事。”又载王国属官职权：“王傅掌傅相训导，而匡其过失。……友掌陪侍游居，规讽道义。文学掌仇校典籍，侍从文章。……国令、大农掌通判国司事。国尉掌分判国司事。……典卫掌守卫居宅事。舍人掌供引纳驱策事。学官掌教授内人事。”如此清晰严整的职类规划无疑都是在北魏基础上延伸、发展得来的。另外，唐代王官例由中央选任，代表朝廷监管宗王，凸显官僚办事工具的功能取向，種种作法恐怕源自皇权主义更盛的北魏，而非贵族主义席卷的南朝。毋庸置疑，在汉唐宗王官佐制度的传袭上，北魏所起到的桥梁作用是南朝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北魏为配合宗王体制的健全，在汉晋旧制基础上，积极吸收南朝前半期的最新成果，并置王府、王国两系官佐。二者各司其职，权限分明，前者主要负责宗王幕府的日常行政运作，后者由于北魏王不之国的特殊爵制而从事务官褪变为咨议侍从席位。这种变化对隋唐产生深远影响，是拓跋鲜卑对中古制度文明建设的一大贡献。受阀阅士族流品理念的左右，北魏流内部分的王国官佐几乎被门第二品的士族垄断，成为他们起家、迁转的专有阶梯，自然而然地享有清官之美誉。随之而来的是士族深厚家学底蕴和优异气质修养对宗王的熏陶，以及行为价值取向的重构。北魏宗王官佐的组织任命方式是朝廷管控王国的有效途径，他们均由中央委派，对中央负责，并越来越多地由朝官兼领，使专制皇权不断向王国内部渗透，最终达到统驭的目的，此乃古代解决王国问题的妙药良方。这些官佐与宗王的关系相当微妙，在皇权的强大干预下，君臣之义名不副实，基于恩德纽带的人身依附日渐淡薄，紧密的利益同盟土崩瓦解，以王国势力为代表的封建贵族政治终将回归皇权主义的正轨。总而言之，北魏宗王官佐系统是王朝官僚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了拓跋国家全部的政治基因，通过对它的了解足可透视皇权的运行规则和演变趋势，也使北魏在中古制度传承链条中的地位显露无遗。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