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生态观的哲学反思

刘魁 胡顺

摘要：鉴于当前严峻的生态问题，斯拉沃热·齐泽克重新阐释了晚期拉康哲学的核心概念——“实在界”，并用其分析生态危机，认为如今的生态危机和失衡的自然是实在界对人类侵犯大自然的应答，通过“一小片实在界”揭示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悖论式要求，形成了与目前生态学截然不同的生態理论。在他看来，“自然”并不存在，面对生态危机，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从“逃避”走向“直视”，直面生态危机已经爆发的现实，不作毫无意义的“投射与回溯”，不做价值中立的选择，必须走得更为激进，转向生态政治革命的诉求。虽然齐泽克的生态观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锋芒，但这并未回答“人类的未来在何方？”这一根本性问题，忽视了人在面对各种灾难时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以及辩证性，对生态政治革命的主体变化与具体途径考虑不足，这就需要进行彻底的哲学反思。由于危机总是蕴含着机遇，人类如果无法遏止诸如气候危机、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到来，或许只能走向适应，确立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这同时也孕育着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诞生。

关键词：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生态危机；适应

生态危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的全球性危机。对此，目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人为干预自然造成的生态失衡现象，关键在于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克制人类贪婪的消费欲望，走绿色发展的生态拯救之路。对此。当代欧洲著名的“左翼”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i zizek）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自然并不存在”的著名命题，主张警惕目前流行的环保行为为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利用，变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契机，倡导面向社会主义的、激进的生态政治革命道路，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表面上看，齐泽克的主张荒诞不经，似乎是故意哗众取宠，实际上他的看法别有深意，对于全球生态危机问题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可轻视。当然，他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深刻性，但缺乏系统性，解剖问题深刻，提出的对策却只有理念，过于简单，有待进一步完善；有些观点则过于激进，思辨性过强，操作性不强，值得进一步斟酌。鉴于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与紧迫性，我们有必要深入剖析，以便生态危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齐泽克的激进生态观

齐泽克批判生态危机的主要理论渊源是拉康以“实在界”为中心构建起来的“三界理论”。

他指出：“关于生态危机，拉康的研究能告诉我们些什么？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学着接受生态危机之实在界，接受这一残酷无情的现状，而不赋予生态危机之实在界以任何信息或意义。”因此如何理解拉康的“三界理论”对于如何理解齐泽克的生态思想无疑具有前导性的意义。所谓“三界”，即指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在拉康看来，刚出生的婴儿在意识上与自己的母亲区别不开，婴儿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也不曾知觉，母亲都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物本能，这样一种“原初统一”的状态是不需要语言的，也就是实在界（theReal），而非真实的自我；但到了某个时刻，婴儿开始把自己的身体与他人他物做区分，从而步入想象界即镜像阶段中，婴儿通过观察镜中的图像实现了“自我”认同，完成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但这个“自我”仅仅是一个外部图像的认同，是一种想象的认同，由此，婴儿开始进入象征界即语言的世界，婴儿经历了母亲的“缺场”才会需要言词，这时婴儿才能成为作为主体的自我，处于语言符号的文化世界中。但“拉康眼中的实在界并不是现实生活的客观世界，而是一种脱离语言符号秩序的‘缺场的在场。‘实在是一种原始的无知和无序，是欲望之源，是一种在人的思维和语言之外而又永远‘已在此地的混沌状态”②。从中可以看出，实在界包含两方面的规定性：一是抽象性，即它是现实的客观世界背后的那个抽象性的存在，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是不可知的；二是去符号化，这一规定使其与充满语言符号之象征界相对立，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从拉康出发，齐泽克赋予了“实在界”这一概念更多内涵，认为实在界与语言符号建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口，这集中体现了人的天性即人是言说的存在，并且这种裂口偶尔会以惊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齐泽克还提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实在界的应答”，“实在界的应答”作为一种意义投射，承载着某种隐含意义的记号，通过“一小片实在界”表现出来。一方面，他认为实在界不再是抵制符号化的存在，而是对（符号性）现实的支撑，因为符号领域总是漏洞百出、不完善的，人所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些是语言表达不出的，符号是围绕着某个外隐之核建构起来的，而“实在界的应答”正是用来弥补符号界这一不足，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维护着易碎的（符号性）现实。另一方面，另一类“实在界的应答”又是以令我们大吃一惊、头晕目眩的形式出现的，它导致了现实的丧失。

在上述基础之上，齐泽克把被打乱、被颠覆的大自然进程以及如今的生态危机与“实在界的应答”有机地联系起来，让“实在界”这一概念通俗化、世俗化，形成了较为激进的生态观，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大自然”并不存在。齐泽克认为“大自然”这一概念不过是人类抽象思维运作的结果，是符号宇宙的功能之一。齐泽克强调，“大自然”并不存在，“真正危在旦夕的，是我们从不曾怀疑过的前提，是我们所有意义的极限，是我们对‘大自然的如下理解——大自然是有规则、有节奏的过程”。他对此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当人们提及由于人类的开发引发自然失序、失衡时，人类已经意识到这是实在界对自身实践活动的应答，我们日常生活的平衡遭到破坏，事实上人们在思想中已经不自觉地默认了一个前提性的原则即自然界是有规则、有节奏的。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自然，其实保护自然的终极障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关于自然的概念即自然是有序的、平衡的。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假设，放弃对“大自然”的崇高设想，使其消除符号宇宙的功能，大胆提出“自然并不存在”。齐泽克认为，混沌理论中“奇异的吸引子”现象已经证明自然本身就是不平衡的，一切事物的原始状态，都是一堆毫不关联的碎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齐泽克认为，当前流行的生态学、生态理论所主张的那种稳定的、平衡的自然并不存在。既然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人类无需修复一个稳定的、平衡的自然界。“这样的意向——自然即平衡的循环——不过是人的回溯性投影而已。”这种“回溯性投影”只能发生在充满语言符号秩序的象征界，这说明人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直面实在界。既然所谓的“自然平衡”并不存在，那种认为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高度适应、协调和平衡的状态也只不过是人类的幻象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现实”就是一种幻象——建构（fantasv——constrruction），它可以帮助我们掩盖我们欲望的真实之欲。

其二，生态危机是“实在界”对人类侵犯大自然的应答。在齐泽克看来，生态灾难已经发生。齐泽克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就是由于“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与屏障。一方面，普通大众沉迷于所谓的“象征性秩序”中，往往拒斥生态危机已经发生的事实，坚称生态灾难、生态失衡将来一定会发生；另一方面，齐泽克在这里着重强调了象征界中“一小片实在界”对人类的重要性，“主体之间要想进行有效的交流，‘实在界的应答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一小片实在界来充当赌注，来确保符号性交流具有一致性，任何符号性交流都是不可能的”。虽然人们总是在拒斥生态危机已经发生的事实，但却不否定生态危机是“实在界”对人类侵犯大自然的应答，而不是对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应答。正是这“一小片偶然的实在界”使人类以为生态危机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结果，由此试图通过对人类自身采取限制措施以阻止生态危机的到来，由此认为生态危机一定不会发生。正是这两方面的现状揭示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悖论。齐泽克在其新作《事件》一书中指出：“拉康那里的象征性秩序本质上是不自恰和错误的，它带有一种拒斥而封闭的对抗性，它是由欺骗性的虚构物所组成的秩序。”所谓符号秩序之象征界本质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屏障把實在界从日常生活中驱逐出去，但却阻挡不了“一小片实在界碎片”在象征界中的存在。

二、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处方

齐泽克发现，在充满了语言符号秩序的“象征界”，普通大众对生态危机的理解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赋予了其过多的含义。他认为，面对生态危机，人们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是知而不信式，齐泽克称之为“恋物式的分裂”。这种“分裂”就体现在“知”与“信”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对于生态危机，人们知道、清楚危机会爆发，但内心对于危机发生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实际上，这是对生态危机的一种麻木不仁、置之不理的态度，心理上产生抗拒，不愿意认真对待，只想自在生活；第二种是知而不甘式，齐泽克称之为“神经官能症式的转换”。这些人已经认知到生态危机问题的严肃性，生怕灾难的爆发，即使明知没有意义，也要试图避免生态危机。这种行为有点类似于强迫症，会产生一种狂热反应，不停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运动，并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如不使用塑料袋、捐赠旧衣物等。在齐泽克看来，这些做法无济于事，因为生态危机是已经“在场”的恐怖事件，不是还没有发生、或可以避免的未来事件，这些做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第三种是知而甘罚式，齐泽克称之为“精神病式的投射”。这种反应不仅承认生态危机，把生态危机看成是对“实在界”对于人类行为的惩罚。为了克服生态危机，它主张甘于接受大自然对人类贪欲的惩罚。由此，许多人主张人类必须停止过分地掠夺自然，改变其生活方式，过一种“扎根于大自然之中”的生活，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伙伴，从主奴关系走向伙伴关系。

在齐泽克看来，这三种反应本质上是一种逃避，即逃避灾难之实在界，都是人的一种病态的表现。针对“实在界”与人们日常符号性现实之间的这道“裂口”，他指出：“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完全接受这道裂口，把它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极力通过恋物式否认将其搁置，通过强迫性行为将其隐匿，或者通过把（符号性）信息投向实在界，缩小与实在界与符号界的距离。”第一种反应着重体现了“知”与“信”的分裂，从而将“这道裂口”悬置起来，没有将生态危机这种情形融入自己的符号宇宙中。第二种反应则是把生态危机转换为创伤性内核，试图通过一种强迫性、狂热的行为来掩藏“这道裂口”。第三种反应作为是对“实在界的应答”，把生态危机看作是大自然对人类征服与掠夺行为的惩罚，进而对人的生活提出限制，通过这种投射来缓解实在界与象征界的裂口。对此，齐泽克开出了他的生态政治处方：

首先，对于生态危机，齐泽克主张从逃避转向“直视”，直面生态危机已经发生的事实，抛弃幻想与逃避，转向一种没有“自然”的生态学。

如前所述，人们要么害怕于目前生态学所揭示出的生态灾难的种种后果，要么逃避与生态危机之实在界相遇。他认为：“要与环境和谐相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全盘接受裂痕、裂缝之类的结构性拱出，然后尽可能试着予以修复。”正是由于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这道“裂痕”导致了人们无法直面生态危机本身，同时这道“裂痕”也是维系人类日常生活的基础，避免实在界的入侵；而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修复这道“裂口”，不是害怕，也不是逃避，而是激进式地直视生态危机，接受创伤性的回归，而不作毫无意义的“投射与回溯”。这种“直视”是自我否定式的，我们关于生态平衡、秩序的自然等这些美好的东西其实早就烟消云散了，生态灾难、自然失衡仅仅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所谓的平衡循环的自然也只是人类自身的幻象，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人们之所以想恢复这种平衡的秩序，是因为人们在此之前就预设了自然是某种秩序性的存在，而这种所谓的“平衡的秩序”不过是生态灾难造成的“裂痕”，人类真正需要一种没有“自然”的生态学，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不赋予生态危机之实在界任何符号意义”，而是直面生态灾难本身。

其次，生态学要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警惕生态运动为资本主义利用，防止生态运动的资本化。

齐泽克认为，目前流行的生态学、生态美学等已经异化为一种新的“宗教鸦片”，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一方面，预言灾难一定会发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提出限制；另一方面，又麻醉人们，使人们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害怕过激的政治改革。齐泽克对此深刻地指出：“环境灾难不仅不会破坏资本主义，反而可能会给它提供新的动力，开拓新的投资空间与机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成为主导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宗教鸦片”的产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依赖市场导致的。在面对生态危机时，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调节以及资本的力量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转变为新的投资机遇。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中的简约生活、慢速发展、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等理念为新自由主义所利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开发的正当性。究其根源，正是资本主义导致了人们无法直面生态危机之实在界，让人们处于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做出一个“亦此亦彼”的选择，生态治理必须发生转变，生态学转向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学。

最后，人类要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要走向生态政治革命，寻找新的革命主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齐泽克认为，正是资本主义造成了普通大众在生态问题上的悖论，因此必须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齐泽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内部无法调和的对抗形式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被排除者”决定这种对抗的性质。齐泽克认为，必须注意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纳入者”与“被排除者”的分立与对峙，确定“被排除者”作为未来生态政治革命的主体。这是因为自从气候变暖以来，就有人试图从“物种”（species）的意义上理解生态危机，反对狭隘的政治、经济批判。齐泽克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有误导之嫌，并认为生态问题不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是“物种”的问题，而是政治革命的问题，生态危机与阶级差异、政治形态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只有通过激进式的生态政治革命解决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纳入者”剥夺了“被排除者”的物质财富、政治利益，尤其是居住环境的权益。“被排除者”即掘墓人主要包括贫民窟、难民营居民，他们处于国家秩序之外，是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活死人”（living dead），是“除了锁链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要把他们置于根本地位。因此，生态危机本质上而言就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换句话说，人类要想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必须要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死结。“被排除者”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即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其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使命就在于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的剥削，从而成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革命主力。

三、对齐泽克生态观的反思

齐泽克的生态哲学思想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锋芒，揭示出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问题上的悖论式要求，为我们思考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新视角，但这并没有真正回答“人类的未来在何方？”这个根本性问题。另外，齐泽克的生态理论也有明显不足，忽视了人在面对各种灾难时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以及辩证性，对生态政治革命的主体变化与具体途径考虑不足。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哲学反思。

其一，齐泽克的生态平衡投射论、生态直视论值得重视，但其提出的对策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

齐泽克认为对待生态危机，不能持一种价值中立、“亦此亦彼”的态度，不能采取有限的措施，而是要坚持“非此即彼”的选择，但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人们直面生态危机本身，因此主张激进的、面向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革命。这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面向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革命自然也就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成了他的理论主张的“盲区”。况且，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原因之一，仅仅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革命来解决生态危机显然是不够的，况且还有如何把握革命时机的问题。齐泽克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发掘“被排除者”，试图从源头上找到解决生态灾难的革命主力，但革命主体身份至今仍有争论，将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作为未来生态政治革命的主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面临巨大的争议，有待实践的检验，更何况生态政治革命的后果仍然难以预料；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将和谐看作最高的美学形态，将生命视为人与自然万物共有的属性，将自然崇高化，使人类对于自然心存敬畏之心，仍然有存在的合理性。人类既需要理性与政治，也需要理想与生存意志，不可偏废。

其二，面对生态危机，人类逃避固然不能解决问题，直视现实的恐怖性危机，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积极地适应恐怖的现实环境也许是人类的生存之道。

众所周知，气候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直视气候变暖现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人类活动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往往要在200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人们根本无法遏制气候变暖的趋势。人类现在能够做的也许就是调整心态，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适应”并非是消极的、被动的。根据法国著名哲学家埃德加·莫兰复杂适应性系统的基本思想，作为积极主动的主体——人类在与自然环境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学习”或者“积累经验”，并且根据学习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也就是说，“自然是一个可以促进你进步的博弈对手，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人类只要在尊重的前提下巧妙用招（如实验），自然就会毫不吝啬地给予你该得的东西”。人类正是在与自然环境的挑战——回应——反馈——适应中不断进化、进步的。人类如果无法遏止生态危机的到来，或许只能走向生态适应。人类在适应各种危机灾难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种更为包容性的、更有弹性的新文明产生，因为危机总是伴随着机遇。

其三，纵观人类文明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崇拜自然，人类被动接受自然；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初步开发自然，自然对其造成的影响基本可以自行修复；但到工业文明时期，“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畸形的发展观、人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与技术理性形成的强大耦合效应”，推动人类利用科技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进而使人与自然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并由此引发了诸如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水资源污染、物种灭绝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生态环境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进而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但这同时也伤害到了自然——自然的存在并非只是供人类使用，自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人应该学会敬畏自然，即人类必须学会考虑自然的利益，捍卫自然的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对于节能减排等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的行为，只能是一个短期的应对措施，减缓生态灾难到来的速度，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研究與预判未来的气候、生态的演化方向，以便适应社会系统的结构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应当引导气候应对的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目前人类的工业文明正面临巨大的颠覆，后果还没有充分展现，由此产生的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等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而已，人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当代气候变暖也许意味着人类即将进入新的文明繁荣期，意味着人类克服现代性危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古老国家，地域广博，人口众多，人才辈出，文化多元，历经磨难，曾经创造出辉煌的中华文明，拥有丰富的生态智慧，适逢中华文明复兴、积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际，必能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融合古今中外的生态智慧，引领人类走向辉煌的未来。

[作者简介：刘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