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
“蜀学”是在巴蜀大地孕育、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它与齐学、鲁学、关学、洛学、闽学、湘学、浙学等,共同成为中华学术的组成部分。回顾蜀学的历史,其在制度创设、学术创新、信仰体系、经典体系、核心价值等方面,都具有独特造诣,对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制度创新,历史上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石经,曾经领先全国。西汉景帝末年,蜀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册,第3626页。这是当时全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意义重大:一是开创了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为后来汉武帝尊崇儒术、推行教化(“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树立了榜样;二是开启了文化入仕的先例,在一定程度实践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和“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对官员素质的优化、阶级隔阂的淡化,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周公礼殿”是东汉末年蜀郡太守高目矢在文翁石室东修复的祭祀圣君贤臣、孔门师徒、历代乡贤的场所,李膺《益州记》载:“壁上悉图古之圣贤,梁上则刻文宣及七十弟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二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8册,第513页。周公礼殿的修复使石室兼具知识殿堂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功能,首开“庙学合一”学校体制,比中原王朝(北魏定都洛阳后)实行相同的建制早约300年。*舒大刚、任利荣:《“庙学合一”:成都汉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