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构建与视野开拓：推进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思考

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共生共存，其中有和平也有分裂，有友好也有战争，千百年间建立了无数的政权，也因此诞生了一大批都城。据史念海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大约建立了217个大小不等、不同类型的都城，*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3-18页。数量众多的古都成为中国城市史上闪亮的明珠。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对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研究古都对于深入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都数量虽然众多，但是有关古都的系统研究却起步较晚。有研究者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古都学，上世纪50年代始肇其端，然而其趋于成熟并正式建立却在80年代中。”*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形成与当前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0页。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但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并非标志着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古都学“趋于成熟并正式建立”，而只是中国古都学从零星的研究向学科构建转变的开端。30余年来，中国古都学研究虽然发展很快，成绩斐然，但作为学科来讲仍然还不够成熟，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方法体系和研究范式。笔者仅就如何促进中国古都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学科建设及研究领域的拓展等问题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教同仁。

一、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学科体系的完善

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构建至今仅30余年，发展历程较短，理论基础较薄弱，学科体系还不够完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在于其学科属性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国家现行学科体系中没有相应的位置，也未能登上教育部的学科目录，而与中国古都学同时起步的中国城市史学，已经作为三级学科，归属于一级学科中国史之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被列入到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由于中国古都学未能列入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国古都学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等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从国内外新兴学科建设的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整的学科体系作为支撑，这门学科是难以跻身学科之林，也很难获得重大发展。30多年来，以史念海先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为构建中国古都学学科体系做了很大努力，但总体上看，中国古都学在整体上仍然存在若干不够完善的地方，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和研究范式。因此，要构建中国古都学学科体系，还需要在多方面下功夫。

(一)亟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古都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并确立其学科地位

学科主要是指一定知识领域的学术分类，表现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此外我国在高校教学、科研等方面也有学科分类，不过更多是指学科专业；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史念海先生更强调的是第一种含义，即中国古都学是一门科学的分支。他认为：“中国古都学是在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学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科学。它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及其中有的可以重建为现代城市的演变过程。通过这样一些演变过程，探索其中的规律，为当前的四化服务。”[注]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第191页。史念海先生提出建设中国古都学学科的设想曾得到广泛支持，但30多年来，除了史念海先生等少数学者进行过相关理论研究外，其他古都学研究者对此较少关注，尤其是对中国古都发展规律的研究较为薄弱。考察中国古都的发展规律，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当将古都的发展演变放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遵循着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先秦以来，中央集权制度对于城市发展产生了特殊的虹吸现象，即当某个城市成为国家政治中心后，就可以通过王权和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制度，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要素向都城聚集，从而使都城在短期内得到优先发展，甚至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国家或区域最大的城市；但是在失去都城地位后，其衰落的命运也随之降临。如汉代的长安、洛阳，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以及宋代的开封、杭州等城市的兴衰发展演变无不与都城地位的确立和失去有关。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都城无不受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规律的支配，即使是内陆边疆民族地区的都城也不例外。由此可见，中国都城的发展演变规律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加强中国古都发展规律的研究要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除此之外，分区规划建设也是中国古都的一个发展定律。中国早期王都一般都具有分区规划建设的特点，如二里头古城、三星堆古城，都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而周朝以后的都城营建则基本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此外，中国古都的选址也有一定的规律。

目前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明显滞后，除了对中国古都发展规律的研究薄弱外，关于中国古都研究的若干基本概念、原理都还需要进行梳理。由于中国古都学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除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外，还涉及城市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宗教学、规划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因而中国古都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还存在如何借鉴、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要避免与其他学科雷同等问题。

当前中国古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为中国古都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寻求内涵上的合法性依据，并使中国古都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因而，一方面需要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修正和充实，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开拓和创新，着力构建中国古都研究理论方法体系，拓展研究领域。

(二)亟须加强中国古都学内在性要素和外显性要素的建设与整合

1.加强学科建设内在性要素建设，重在研究方向的凝炼、学术队伍建设和科研基地的建立。学科研究方向的凝炼对于学科建设与发展十分关键。中国古都学应该有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把握国际国内学术前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引领学术发展潮流，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复兴。目前国内多数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还缺乏系统的、整体的思考，学科研究方向还不够明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老一辈专家学者退出研究队伍后，新生代较少有人以中国古都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一般是以其他领域的研究为主，兼作古都研究。由于缺乏主攻方向，因而很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而各地方古都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以所在城市的研究为主，其研究呈现精细化趋势，甚至出现碎片化倾向。由于理论建设的薄弱，一些年轻学者在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内缺乏方向感、成长感和希望感。因而亟须加强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整体规划，以国内国际学术前沿为引导，推动更多研究者参与中国古都学的重大课题研究。

学术队伍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包括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学术团队的构建。学术带头人是学科发展的核心，而学术团队则是学科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内先后有杨宽、史念海、陈桥驿等一批大师级学术带头人，分别在国内多个重要研究机构引领中国古都学研究，因此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中国古都研究快速发展。本世纪以来，则有朱士光、萧正洪等先生薪火相传，引领中国古都研究不断向前深入发展。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有影响力的中国古都研究学术带头人还是太少，遍及全国的各古都学会会员人数虽然很多，但是专门从事古都研究的著名学者却相对较少。就目前的现状看，对中国古都学研究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中国古都学会和各地古都学会的成员，其中部分人在国内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部分人在地方文化部门从事实际的事务工作或研究工作；二是与中国古都学会无直接关系的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前者的人数较多，较为集中，每年都会撰写与古都相关的文章，但是客观地讲有影响力的研究者相对较少。后者人数较少并分散，他们近年来所研究的问题与古都有关，发表或出版了部分与古都相关的论文著作，其中不少论著的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但是他们的研究志趣并不在中国古都学，因而也较少对中国古都学如何发展进行思考。加强两个研究群体之间的联系，对于中国古都学的学科构建和学术发展十分重要，这就对中国古都学会提高其开放性提出了挑战。

近年，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虽有一批年轻学术骨干正待崛起，但既有的学术环境还不利于新生代学术带头人脱颖而出，一方面他们在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内还未能取得突破性的、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申请国家和省部相关课题，以及在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等方面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而中国古都学会和相关学术机构如何创造更好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帮助年轻一代学术骨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关系到中国古都学未来的发展和学科建设。

中国古都学团队建设方面，目前也有所欠缺。中国古都学会的团体会员虽然较多，但分散在各地，以某城市为单位的地方古都学会也是松散的学术团体。各地古都学会在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整合能力相对有限，一般都是以研究本城市的古都历史为主，较少有人能够从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古都的发展规律、中外古都的比较研究尤其缺乏。各地古都学会如何在立足本城市古都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面向全国，甚至面向世界开展中国古都学研究也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另外，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得到较大的发展，还离不开高水平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的支撑。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归属不明确，未能形成专门的科研基地。即使在中国古都学会秘书处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也未能建立中国古都学的专门学术机构。因而加强科研基地建设成为中国古都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2.加强学科建设的外显性要素建设，重在人才培养、以科学研究来服务社会等方面。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是高等院校，特别是具有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承担着高端学术人才培养的任务。如前面所述，由于中国古都学的学科归属不明确，目前还没有一所中国高校建立起了一个培养中国古都学研究高端人才的基地。迄今为止，中国古都学高端人才的培养只能依托其他学科开展，如依托历史地理学、中国城市史学、考古学、断代史学等学科硕博士点。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极高的外在显示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科发展的水平、整体实力及社会声誉。因此，如何在中国高校建立中国古都学研究高端人才培养基地，成为中国古都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外显性要素方面，以科学研究来服务社会也非常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史念海先生在创建中国古都学会之初，就十分强调服务社会的功能。30多年来中国古都学会在服务社会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古都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可以增强本学科的显示度。

二、时代情怀、全球视野

(一)中国古都学研究者要有时代情怀，要具备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

21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代的巨变呼唤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具有时代情怀，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结合。现代城市发展不仅表现为工业、商业等城市经济的增长，也不仅是高楼林立或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同时也表现为城市文化的大发展，文化已经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所在，是构成城市特色的要素之一。文化决定城市发展的未来，不仅成为学界共识，也成为城市领导者的深刻领悟，发展城市文化被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是被置于城市发展战略的突出地位，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都相继制定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这些城市多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北京、西安、南京、成都皆为著名古都，因而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离不开对古都文化的研究。培育和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不仅要注重现代人文思想、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现代文化资源，还要特别重视历史文化资源，要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使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呈现出有机的融合，由此升华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特质与文化品牌。因而中国古都学研究者在当下可以大有作为，可以为世界文化名城、中国文化名城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撑。30余年来，以史念海、朱士光等为代表的一批从事古都研究的专家学者，“的确已经做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对于有关的现代城市建设解决了许多问题，卓有成效，加速了现代城市的建设，这是值得称道的”，[注]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浙江学刊》1986年第6期，第190页。今天，中国古都学研究者要学习史念海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时代情怀，要有一种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交汇点，关注当代，研究过去，展望未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相结合，将自己个人的学术研究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相结合，勇立时代之潮头，这样才能使中国古都学的显示度提高，学科的功能增强。

(二)中国古都学研究者要具有全球视野，要将中国古都研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加强世界都城的比较与对话

学术的国际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学术国际化首先在于研究者视野的国际化。当今世界正在进行巨大的变革和转型，以全新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席卷全球，信息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而不仅要具有时代情怀，还要具有全球眼光、国际视野，要从世界看中国。

1.要将中国古都研究置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共性和差异性，世界历史上曾有多个地区几乎同时诞生了早期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等。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具有三大重要标志：青铜器、文字和城市。青铜的冶炼和使用，使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器时代；文字的发明，改变了人类文化的传播方式，使人类的智慧、知识等得以保存和传承，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得以扩大；城市的形成，使人类开始出现城乡分工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由此推动人类社会的大发展。在世界文明形成过程中，城市既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发展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早期历史上最发达的城市都是以都城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城市。国家建立后，以王权为中心的城市会形成权力聚集资源的特殊虹吸现象，从而得到优先发展，如古巴比伦、罗马、雅典、长安和洛阳等不同政权的都城皆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因而研究中国都城的产生、发展，不仅要对古代中国的国情进行研究，还应放在世界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外都城形成发展的共性与差异性。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都研究，将成为未来中国古都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其核心观点就是不仅要加强对中国古都的研究，还要重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探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互动。中国古都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以中国主要都城，特别是大古都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中国古都自身的发展演变，部分都城研究已进入精细化阶段。对中国古都进行精细化的微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具备全球视野，缺乏对中国古都整体的宏观研究，就会使中国古都学研究走入“碎片化”的死胡同，难以探寻中国古都发展规律与发展特点。中国传统哲学注意整体性思维，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整体性，只有整体思维才能把握世界城市发展的特征，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古都学研究者不能再简单地只观察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而应将全球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观察和思考，进行跨国度的互动研究。对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演变研究既要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也要从全球来思考。中国与世界其他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中国的文明没有中断，这与都城—郡(州、府)—县制等与地方行政制度相联系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的构建和持续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都城制度不仅对中国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影响。唐宋时期，中国的不少邻国都采用了中国的都城发展模式。因此，加强中国古都与世界古都的对话，将中国古都研究置于世界古都的整体发展语境中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开辟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路径，而且也会带来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全球视野，中国古都学研究就不会有大的格局，也跳不出地方城市学研究的窠臼。

开展中外古都比较研究将成为未来中国古都研究的一个学术生长点和新的突破口。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都研究，应兼具宏观和微观双重特点，兼具历史叙事和基础理论研究两重性，并要高度重视多学科的参与和跨学科研究。中外古都比较研究不仅要从宏观上比较中外古都的发展演变、特点，以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还要从微观层面展开多方面的研究，比如对中外古都的形态比较研究、道路系统比较研究、城垣布局比较研究、都城制度比较研究等，只有通过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古都的发展轨迹、特点和规律。

2.加强国际交流和对话，讲好中国古都故事。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潮流引导之下，“超越国界”的发展更成为一种新趋势，“一带一路”合作成为国际化的一种新典范。但在中国古都学研究领域，国际合作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是中国古都学自身发展的学术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外国部分学者希望对中国进行学术研究、普通民众渴望了解中国的社会需要。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吸引力，他们渴望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了解，这从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著名古都成为国际重要旅游目的地可见一斑。因而加强中国古都学的国际交流和对话变得十分重要。中国历史悠久，古都数量甚多，不少古都独具特色，有着巨大的文化魅力和丰富的内涵，有着许多传奇故事，因而中国古都学会和古都研究者应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新契机，推出带有“中国味道”的独特古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古都和文化，认识当代中国古都的发展与变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但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仍然不足，存在若干盲区和误区，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学者所写的著作，可见讲好中国故事十分重要。

“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有故事，二是要会讲故事。中国数量众多的古都不乏故事，但中国的研究者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来讲故事，而传统的中国式故事叙述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不太适应外国人的需要，不易为其接受。故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加强国际合作和东西方学者之间的沟通，应成为中国古都学会和各地古都学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各重要古都的政府部门也应努力营造国际化学术环境，建立国际化的古都研究机构，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机遇，组织召开东西方古都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方面，可以邀请海外学者共同开展中国古都研究，共同举办国际会议，促成专家互访、合作研究、合作创办刊物，进而联合申请重大项目、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中外学生等；另一方面，中国古都学研究者也要走出去，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与合作机制，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古都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

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国际化和讲好“中国古都故事”，应以信息化、智能化为载体，尽显中国古都学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展示中国古都文化的丰富和精彩。中国有200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其古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应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躺在文献之中，而应紧跟时代步伐，把握世界脉搏，把中国古都文化加以数字化、图像化、四维立体化，并通过网络、微信、自媒体等信息化方式充分展示出来，使中国古都学研究不再成为全球化潮流中的文化孤岛。

三、中国整体观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所谓中国整体观，就是要有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观念。中国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具有历时性，当代中国形成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从原始社会解体至当代，在中华大地上曾有无数的国家不断兴起、消亡，也曾有若干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碰撞、冲突、融合、整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和丰富。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如何确定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不少研究者的问题。有部分研究者受中原正统论影响，主张中国古都研究应集中于对中原“正统王朝”都城的研究上。这种观点的出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史学家始终关注于所谓正统王朝、主干王朝、中原王朝。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都学兴起之初，史念海先生以宽广的胸怀主张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当代中国版图内所有的古都，他所撰《中国古都概说》一书即是以此理念来构建相关理论体系。但是除史先生等学者外，仍然有相当部分研究者坚持中原正统观，他们只关注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等曾统一全国、建立过盛世王朝的都城。在中国古都学刚刚兴起时，重点研究这些主要古都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中原王朝的都城，则存在明显的不足。事实上，当下部分古都研究者的潜意识中仍然存在“正统论”观念，如有研究者主张中国古都学主要研究“汉文化圈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即“周、秦以后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将中国古都学研究对象限定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诸“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范围内，认为先秦时期非夏、商、周王朝之外的各国政权都城，秦以后中国分裂时期或多个政权对峙时期的都城，以及少数民族国家的都城均不应列入中国古都学研究范围内。[注]朱启銮、夏万年：《关于制订古都学研究规范的建议》，《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42页。这种以“汉文化圈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作为中国古都研究对象的观点的理论依据，是所谓“拥护和平、统一；反对战争、分裂”，维护中央统一政权。这种观点表面上理由充足，实际上是狭隘的中原正统观的表现。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在具体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地体现了中原正统观，如他们认为中国大古都必须是中国传统王朝、主干王朝的都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中原王朝的都城才具有规模大、影响大的特点，但是将中原王朝的都城作为大古都的必要条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个城市是否是大古都，必须在深入考察其都城规模、建都历史、城市影响力等之后，才能作出结论，而如果事先设立只有“中原王朝都城”才能成为大古都的前提条件，就势必将所有非中原王朝的都城排斥在外，显然有失偏颇。我们认为中国古都研究应具有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观念和国家统一意识。正如有学者所言：“应该站在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立场上，而不是用封建正统的、某一民族的或某一个地方的观念，来评价古都。”[注]葛剑雄：《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第70页。十分明显，那种以大汉族为中心，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正统观，既不符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各民族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民族复兴，而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因此，中国古都学研究应强化中国整体观，应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现代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需要出发，确立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对象。

由于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古都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导向偏差，因而中国古都研究发展极不平衡。早在十年前，就有研究者指出：“以往学者们只重视正统王朝、中原地区政权或汉族政权的首都，导致我国的古都研究发展得很不均衡。大的古都已多有研究，人们较为了解，其古都文化的旅游开发也很红火。而对为数更多的中小古都和边疆古都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人们对其了解无多，甚至全然不知。”[注]尹钧科：《中国古都文化的特点及旅游开发》，《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8页。中国古都学会和古都研究者在今后应注意加强和引导相关研究，将研究兴趣和研究力量投向中国古都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中小古都研究和内陆边疆民族地区的古都研究，推动中国古都研究全面、均衡地向前发展，为古都文化的开发和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创造必要的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从多元化向一体化发展。历史上中国曾出现过数量甚多的政权，由此都城的数量也较多。那么，中国古都学要研究哪些都城？令一些研究者困惑的是，不少民族地区的都城在历史上并不属于中原统一国家管辖，如西域国家的都城，吐蕃的都城，辽、金、夏的都城等，这些地区的都城是否也应纳入中国古都学研究的范围内？对此，我们认为可以参考谭其骧先生在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他认为：“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注]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第34页。对待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也应如此，即中国古都学应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中国古都研究的空间范围。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远远超越了夏商周秦汉唐宋明的疆域，因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都城，要将这一时期版图上所有的都城纳入研究范围，换句话讲，今天的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等地区历史上的都城皆属于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中国整体观在古都学研究领域内的表现。可以说缺少了对云南、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古都研究的中国古都学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古都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都学研究在新时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中国古都学研究者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古都学研究者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思路的变化，将有助于大量具有创新性的课题的研究和探索，而中国古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也将出现新的局面。就中国古都研究者而言，既要立足中国，对中国古都的兴起、发展、演变进行深入的研究；又要将中国古都的发展置于世界城市的发展进程中，置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之中，以世界的眼光、全球的视野来观察中国城市、中国古都，由此提出的新思路、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才能使中国古都研究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使中国古都研究居于国际学术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