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勘灾体系的近代转变
——基于1936—1937年四川政府勘查旱灾的思考

敬淼春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1936—1937年四川旱灾情势分析

中国因区域的差异性和自然条件的复杂性，灾害发生十分频繁。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先秦时期发生灾害102次，秦汉时期约375次，魏晋南北朝时期619次，隋唐时期515次，两宋时期(含辽、西夏、金)874次，元朝513次，明清时期2 132次[1]49-50。但是我们要明确邓云特先生所统计的数据可能远远少于实际数字，历史上发生的灾情次数远不止于此。如此看来，中国可谓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度，立足于如此的国情，中国传统社会的荒政也就“发达”起来。自先秦起，以“十二荒政”为代表的《周礼》显示出政府已经初步具备了荒政体系雏形，政府救灾体系逐步走向正轨。秦汉以后的王朝在救灾过程中，在西周以来荒政制度化倾向的基础上，继承《周礼》《管子》中的荒政措施，并有所发展，制度日趋完备，使荒政不断走向程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2]14。而勘灾作为荒政体系中“报灾—勘灾—救灾”的固定程序，是政府采取救灾措施的重要依据，是政府荒政体系的重要内容。

本文基于1936—1937年四川旱灾后四川省各级政府勘灾情况的系统考察，结合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政府勘灾的主要特征，阐述了政府勘灾体系在兼收传统的同时逐渐走向近代化，进而试图分析中国荒政体系中政府勘灾体系的时代转型。以1936—1937年为考察时段，以四川省作为考察区域，乃是基于两方面的考量。

其一，在区域上，四川当时旱情严重，灾情之紧急乃全国其他区域所未有，具有极强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