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为何查禁不了《水浒传》

廖保平

明代官员田汝成在著述 《西湖游览志余》时咬牙切齿地写道：“《水浒传》 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他因为恨 《水浒传》 坏人心术，继而诅咒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真是恨到骨头里去了。

到了清代，这种思想依然延续。晚清思想家王韬在 《水浒传序》 中说，这是一部“奸盗诈伪之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还是田汝成那套写邪书必遭报应的说辞。

清代小说家俞万春更有意思，他认为《水浒传》 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把犯上作乱者写得可亲可敬，把朝廷、官员写得可憎可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续写了一本适应时代的《荡寇志》，以小说反小说，讲朝廷如何剿灭梁山众头领，来表达他的卫道思想，这倒是比只站着骂两句的人强多了。

大才子金圣叹虽然高度评价 《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 《水浒传》 右者”，但同时也认为读 《水浒传》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无恶不归朝，无美不归绿林，以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影响。于是根据百回本 《水浒传》，删掉后三十回内容，附以序文、读法和评点文词，编出七十一回 《水浒传》，使《水浒传》 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

甚至连皇帝也直接站出来批评 《水浒传》——乾隆皇帝把民风恶化，民众入帮入匪，归结为人们阅读 《水浒传》 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