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萍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游”是中国古代艺术理论领域中存在场域比较广泛,理论统摄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范式,从“游”范畴视角切入来探讨中国艺术精神的命题中有两个核心词,其一是“中国艺术精神”,其二是审美之“游”。中国艺术精神的自觉始于先秦,而将其视为一个研究对象,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理论研究却已至20世纪初。倘以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为比较早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个案,则宗白华为最早提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学人[2]。此外,20世纪上半叶,钱穆、方东美等一批学人都在其文章中提及“中国艺术精神”*钱穆在研究“比兴”问题时说:“中国文化精神,则最富于艺术精神,最富于人生艺术之修养。”[3]。不过,真正把“中国艺术精神”作为一个问题,挖掘中华文化之精神,实现重建人文精神之目标的则是唐君毅,其意欲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域中凸显中国艺术精神。然而,唐氏仅偏重于儒家之游,却忽略了道家之游的重要维度;其后,徐复观兼论儒、道两家之游,并采用分而论之的方法,高扬了道家之游之于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作用,然而却有机械地以中国画代表中国艺术之典型(忽视文学等其他艺术)、以偏概全的嫌疑,又因其忽略了个体内心的生命体验,而未能全面理解中国艺术精神。因此,通过庄子审美之“游”来审视中国艺术精神,考察审美之“游”的形成及其主要在哪些维度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它在当下又能带给人们怎样的启示便有了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