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观与“当代文学史”建构
——以三种著作为例

梅向东

1985年唐弢先生曾发出警示性忠告：“当代文学不宜写史。”[1]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是，恰恰相反，三十余年来兹事大昌。1999年洪子诚说：“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已出版三十几种。”[2]而到2012年有学者统计，这一数字猛增到70多部[3]。如此惊人速度和数量的当代文学史书写，简直如一个“产业”，这不仅在中国即便在世界上都堪为奇迹。为什么明明不宜写史却反而有如此强烈的写史冲动？其书写欲望是什么？尽管各种“当代文学史”各有不同，但无疑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最根本的，那就是因为对60年当代文学的价值甄别、判断及其强烈表达欲，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观。正是它，驱使当代文学史的反复书写。它是史的建构所必需的整体性、目的性主导价值观，不仅反映当代文学具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而且体现“当代文学史”建构具有怎样的历史逻辑。本文拟以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洪著)、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陈著)及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以下简称董著)——为例，探讨当代文学史观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问题。

一

洪著将其当代文学史观表述为：“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是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4]3。这演绎为洪著的“历史化”逻辑，同时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