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与“诊病者”的分立
——从表述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的启蒙逻辑

王海晗

晚清以降，有关“国民性”的讨论形成了一条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想演进的核心线索。在这当中，梁启超与鲁迅无疑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基点。从“新民说”到“立人”思想，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化递嬗的进程，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学界也有颇多论著从理论支撑、“个人”观念、改造“国民性”的路径等多个角度切入“新民说”与“立人”思想的比较，以期完整地呈现两者之间的承接及分异。但是事实上，任何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组合，内容无法孤立于形式而存在，反之亦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内容非他，即形式回转到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回转到形式。”[1]从这里延伸开去讲，文字表述自然应以思想表达为本，但同时思想的建构也都无法脱离具体的文字表述而存在，表述因素从深层规约了思想的体系并且赋予其独异的品格。

如此说来，以往对梁启超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比较研究存在着一个不小的盲点，即过分倚重于从理论内涵的层面出发剖析两者的意义，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内容”的表述因素所彰显的独特诗学价值。简单点表达就是一句话，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本文从表述的层面出发比较梁启超与鲁迅，并非仅仅为了就形式层面进行纯粹的美学分析，而是希望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通过昭示梁启超与鲁迅各自的“国民性”表述策略来透视二者殊异的身份意识，进而描述二者不同的启蒙知识分子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