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大水灾

颜元亮

中国自古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家，她国土辽阔、江河众多、气候多变。在有记载的4000多年漫长岁月里，洪水灾害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间，全国各地较大的洪水灾害有1092次，平均约每两年一次。翻开史书可以看到，由于洪水灾害而造成的冲毁房屋，淹毙人畜，毁坏庄稼甚至人相食的景象比比皆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劳动人民与洪水灾害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

一、大洪水的传说和早期的水灾记载

我国最早的洪水灾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相传那时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广大的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岗，人畜房屋被洪水冲没，大水经年不退。《孟子》一书说，尧的时候，“洪水橫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于是出现了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的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与洪水灾害斗争的史实。最后禹治水成功，把他的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

考古研究证实，龙山文化时期的王城岗遗址，其西城被山洪冲毁，城内冲沟以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东城则被五渡河暴涨的洪水冲毁。地处河南省北部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 属龙山文化末期，也是毁于一场洪水。商代时，出现了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城市水灾。商的都城在黄河附近，自成汤以后，商都曾多次搬迁，据说就是为了躲避黄河洪水。《尚书》还记载说，商的都城耿曾经被河水冲毁，灾害的严重性可想而知。《国语》《竹书纪年》等古籍中也多次记载有商的官吏为治水而献身的事迹，商代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祭祀河神，卜问水灾的文字，说明商代由于城市的出现，人口增加，水灾的破坏性加剧了。

大约自东周以后，《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陆续有一些 “大水”的记载，透露出一些早期水灾信息。如公元前711年“秋，大水”；公元前687年“秋，大水，无麦苗”，记载了水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公元前670年和公元前669年，鲁国连续大水，举行大规模击鼓祭祀仪式，祈求上天保佑。与鲁国邻近的宋国和郑国也有水灾，如公元前683年，“秋，宋大水”；《竹书纪年》记载，周敬王四十三年（公元前477年），“宋大水，丹水壅不流”。关于大水，《春秋穀梁传》解释说：“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所以“大水”是非常严重的水灾。以鲁国纪年的《春秋》所记载的水灾反映了东周时期鲁国以及邻近一些诸侯国的情况。另外，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和洛水同时暴发洪水，冲毁周的都城成周（今洛阳）的西南角并危及王宫安全，这些都是研究我国早期水灾的宝贵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以水代兵，人为的水灾也相当频繁。其中著名的有：公元前656年前后，楚国进攻宋国，“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造成大规模水灾；公元前359年，楚国出兵至韩、魏有争议的地区，引黄河水淹长垣附近的一些城镇；公元前281年，赵国又决开黄河，攻打魏国；公元前279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大举攻楚，水灌鄢城，鄢城被毁，据记载，死亡达数十万人；公元前225年，秦国大将王贲攻打魏国，引河、沟水淹灌魏都大梁（今开封），大梁城被淹毁，魏王投降。先秦时期，虽然由于历史记载非常简略，无法知道当时水灾的具体灾情，但是从有限的记载中，仍然可以看出水灾对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些影响。

二、西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大水灾

汉代开始，水灾记载明显增多，灾情描述也较具体。两汉的420多年间，发生较大水灾70余次。其中灾情比较严重的有：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泛滥，汉中（治今陕西安康）、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大水，淹浸4000余户人家，这是最早有定量灾情损失记载的水灾。公元前180年夏，江水和汉水泛滥，汉中、南郡又发大水，冲没6000余户人家，南阳沔水（今汉江下游）暴涨，一万余户人家受灾。公元前161年，关中大雨三十余日，引起蓝田县山洪暴发，冲没900余户人家，同时汉水暴涨，8000余户人家被冲没，淹毙300余人。公元前115年夏，大水灾，“关东饿死者以千数”；公元前30年，三辅地区连降暴雨30余日，19个郡国大水灾，山洪暴发淹毙4000余人，损毁各类房屋83000余所；公元15年，邯郸以北大雨兼大雾，山水暴发，深达数丈，数千人死于洪水，这些都是相当严重的灾难。

东汉建都洛阳，洛阳附近大水的记载较多，近20次。洪水多次冲击城门，其中136年洪水，数千人死亡。106年至109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大水灾，106年有37个郡国，315县遭受洪水灾害；公元107年，41个郡国受灾，“死者以千数”， 江、河、淮、济四渎同时涨水，冲毁城市，淹坏庄稼。东汉初全国共分为105个郡国，这几年全国几乎一半地区遭受水灾。与其相关的政治事件有：邓太后专政，阴气太盛；司空周章等谋废立太子，事发被诛；小人专制擅权，妒忌贤者，依公结私等，“故涌水为灾”。

两汉时，黄河决口的次数虽然不多，只有15年决溢记载，但每次决口灾情严重。公元前138年，黄河于平原郡决口，大规模饥荒造成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公元前132年，河决濮阳，泛滥16个郡20余年，根据记载当时受灾范围达一两千里。公元前29年和公元前17年，黄河都发生重大决口，受灾县份有30多个，受灾4万余户。153年，黄河洪水泛滥数千里，数十万户人家受灾。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开始，古人对于水灾的认识与阴阳五行以及政治事件相互联系。著名儒学家董仲舒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水灾原因是阴气盛的说法。他认为，水属阴，水为纯阴之精，阴阳不调，阴气盛则导致水灾。又应用“天人感应”学说，把灾异与政治事件相联系，对后世有很大影响。阴气盛的表现有多方面，主要有： 妇女干政，皇后或太后掌握朝政，则阴盛阳衰；宫廷生活骄奢淫逸，皇帝选幼女、宫女太多，沉湎酒色；战争频繁或劳役太重，民间怨气深，阴气郁积；小人居位，结党营私，为政逆天行事以及宦官专权，外戚干政等。所谓“阴盛、臣逆、人悲，则水出河决”。汉初的大水灾，就被认为是吕后临朝称制，吕氏家族大肆封王，国家阴盛阳衰所致。

魏晋南北朝的370年中，有110多次水灾记载，伊水、洛水等地的水灾记载仍然十分频繁。223年，伊、洛溢，至津阳城门，漂数千家。268年，青、徐、兖、豫4州大水；270年， 河、洛、沁同时并溢，4900余家遭淹浸，死300余人；278年，晋司、冀、兖、豫、荆、扬6州20个郡国大水；281年，山东泰山山洪暴发，淹毙6000余人。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都城的水灾频繁。永和七年（351年）至义熙四年（408年） 的57年间，建康有10次水灾， 其中9次“涛水入石头”，平均不到6年，都城被水淹一次。南朝刘宋时期建康也连续于428年、434年、435年遭受水灾，京城里可以行船，损失可想而知。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战争频繁，作战时以水代兵，造成许多人为的水灾， 许多城市遭受水攻破坏。 最著名的为梁天监年间，梁主萧衍进攻北魏的寿阳，在淮河上拦河筑浮山堰，堰高达48米，516年8月，浮山堰溃决，水声如雷，沿淮河两岸10余万人被洪水卷入大海，这是我国古代最严重的溃坝水灾之一。

魏晋以后，人们对水灾的认识有所进步，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水灾为水不润下的说法。这种思想认为，水性润下，这是水的本性，如果失其本性，则水不润下，水涝成灾。简宗庙，废祭祀，不敬鬼神，政令违逆，都会导致水失其性，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导致坏乡邑，溺人民，伤稼穑，洪水成灾。例如223年洛阳水灾，史书认为，这是因为魏国曹丕即位后，自邺迁洛，造宫室，不起宗庙，废祭祀，上天的惩罚。应该说，水不润下的说法，比阴阳五行更接近科学。但是，其又与鬼神、祭祀等联系，仍然没有摆脱迷信色彩。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大水灾

隋朝重新统一全国，但只有短命的37年，它的灭亡是由于天灾加上人祸。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八州大水，被认为是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阴气重的报应。隋代后期，在帝国的腹地山东、河南一带发生了几次特大的水災，加剧了隋朝的崩溃。这几次大水灾有：607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民相食，相卖为奴婢”。最严重的是617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由于不能及时赈济，造成“死者日数万人”的悲惨景象。山东起义军李密乘机袭取黎阳粮仓，开仓放赈，军队得以迅速扩大，第二年隋朝即告灭亡。

唐朝建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维持了强盛的200多年。这一时期，素称害河的黄河水灾记载较少，但两都所在地关中、河南水灾记载明显较多。其中长安附近严重水灾就有25次，洛阳附近严重水灾也达20多次。在京城长安，大水冲毁城墙和城门，甚至进入皇宫，造成很大破坏。如654年，山水暴涨，涌入玄武门，冲坏万年宫；817年，京城大雨，冲坏房屋2000余家，甚至含元殿的柱子也倒塌了。对农业的破坏也有不少记载，816年，京畿大水，受灾农田达4万余顷。东都洛阳及附近的水灾更为严重，洛水、谷水等河流的洪水暴发极为凶猛且相当频繁，淹没良田，冲毁房屋，多次发生死亡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灾难。其中最严重的为720年，谷水、洛水同时暴发洪水，洪水冲入洛阳城，涌入西上阳宫，宫人淹死十之七八，宫中卫兵溺死千余人，城内兴道坊500余家，一夜之间，全部没于洪水；最悲惨的是，这年夏天发往抗击契丹的援卒万余人，屯兵于谷水旁，夜间山洪暴发，万余士兵全部丧命。又过两年，伊水溢，毁东都洛阳城东南隅。另外，706年，洛水泛涨等，死亡都在千人以上。

全国性的大水灾也屡见不鲜。633年，山东、河南40余州大水，681年，河南、河北大水，10余万家受灾；726年、727年，连续发生全国性大水灾。另外，792年，40余州大水，死2万余人，834年，滁州的清、洛等三县山洪暴发，漂溺13000多户等，都是损失严重的灾难。唐代有明确记载死亡千人以上的大水灾就有近30次，其中不乏死亡在万人以上的特大灾害。

五代时，军阀割据，战争频繁，水灾往往伴随着严重的饥荒。黄河决口增加，平均三年就有一年发生河患。946年，黄河多处决口，自夏六月至冬十月，每月都有决口发生，漂没秋稼，河南、河北各郡饿死的有数万人。952年，后周大雨，京师（今开封）水深数尺，“坏墙屋不可胜计”；同年成都大水，漂没千余人。

四、宋元时期的大水灾

宋代以后，随着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摒弃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虽然灾异事件仍然载于“五行志”，但不过是沿用前史体例。自《宋史》开始，水灾不再和政治事件关联，正如明史所言：“天道远，人道迩，逐事而比之，必有验有不验。”真正认识到并非所有自然灾害都与政治事件逐一对应，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政治事件并无必然联系，对灾害的认识逐渐摆脱了迷信色彩。但是限于科学技术水平，对水灾的发生又不能加以科学解释，所以只能仍然沿用简单的“水不润下”说法。“有验有不验”又说明，自然灾害与国家的政治生态又有一定的关系，政治腐败会加重自然灾害。

北宋建都汴梁（今开封），由于宋的统治中心地处黄河下游，对黄河的灾害及治理极为重视，这一时期，黄河的水灾大大超越了前代，河道变迁十分剧烈。在北宋的167年中，黄河有66年决溢记载， 泛滥的范围包括历史上黄河成灾的大部分地区。一些决溢造成严重水灾，1019年，河决滑州（今河南濮阳），漫溢州城，32个州县受灾；1077年，河决澶州，泛滥横流45郡县，官亭民舍数万间被毁，30万顷农田受灾。1084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大名（今北京）……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982年，水灾遍及今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广西、福建、河北等广大地区，黄河多处决口； 第二年又发生全国性大水，黄河大决于滑州，东南注入淮河，谷、洛、伊等河流暴涨，京城官署、民房、军营、寺观等各种房屋毁坏万余区，“溺死者以万计”，长江、汉水、易水、滹沱等河皆溢为患。

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黄河入于金境，水灾记载以南方为主，山洪灾害较为突出。浙江、福建、江西以及安徽、湖北等地水灾频繁，其中不乏严重灾害。1144年，婺州、信州、衢州、建州大水，浙江兰溪县山洪暴发，洪水淹没城市，死亡达万余人；1181年，严州大水，漂民居19000余家，绍兴府五县大水，83000家遭水淹浸；1188年，淮河、长江同时大水，淮河南岸几百里长地带几乎一片汪洋，庐州（今合肥）城墙被冲塌。祁门县山洪暴发，人畜、房屋、庄稼损失十之六七；第二年，水灾又遍及浙西、湖北、福建、淮东、利西诸道。1191年，福建和四川各有十几个州县大水，福建福州、建宁等地霖雨成灾，四川嘉陵江暴涨，兴州3400余户遭淹浸，城门被冲毁。1193年，江苏、安徽、浙江均发生大水，江西9州37县，同时遭受水灾，北方黄河决口。南宋时，南方的海溢水灾值得重视。如1166年，温州大风海溢，造成严重灾害，溺死2万余人；1195年，台州大风雨，山洪海涛并发，造成“死者蔽川，漂沉旬日”的悲惨景象。

元代地域辽阔，水灾几乎每年都有记载。1297年，全国大水灾，河决汴梁等多处，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浙江等地大水，水灾北面至大都、辽阳、沈阳等地。其中，“郴州耒阳县、衡州酃县大水山崩，溺死三百余人”，是非常严重的山洪灾害。“九月，温州平阳、瑞安二州水，溺死六千八百余人。” 1310年，“峡州（今宜昌）大雨，水溢，死者万余人”；1316年，“婺源州雨水，溺死者五千三百余人”等，都是水灾范围不大，死亡人数很高的大灾难。元代边远地区的水灾也有所反映，如1324年，全国各地发生水灾，包括云南中庆、昆明，河北漷州、固安州，甘肃陇西等地区。元代河患频繁，决溢年份多，决口大，泛滥时间长，灾情严重。至元九年（1272年），“新乡县广盈仓南，河北岸决五十余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大德二年（1298年），河决蒲口一带达96处。从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90余年中，44年有决溢记载；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就在15个州县有决溢记载，1326年，河决郑州阳武县，漂没民居16500余家，1366年，黄河北徙，济宁路肥城等地“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

五、明清以及近现代的大水灾

明代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后期，这时南方经济更加发达，因此，明代虽然中原地区水灾记载仍然很多，但江南的水灾更为严重。

明代各地较突出的水灾例子有：1444年，江都县扬子江遇到罕见的狂风暴雨，居住于沙洲上的数百户居民被洪水湮没，死亡1020人；1472年，江苏扬州、苏州，浙江杭州、宁波、绍兴等地暴雨“……漂毁官民庐舍畜户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人”；1510年，安庆府、宁国府、太平府（今安徽安庆、宣城、芜湖一带）大水，23000余人死难；1603年，山东历城县大雨，“山走石平、水高十丈、渰没人畜及崩陷土地无算”。1608年，苏州、松江等地连续暴雨50余日，苏、松、常、镇诸府皆被淹没，“城市乡村水深数丈，庐室漂没殆尽，数百里无复烟火”“盖二百年未有之灾”。第二年，福建的建宁等四府大水，“丁口损失殆十万”。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是一次大水灾年，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灾情严重。据记载，河南自六月以来“雨水大作”“怀庆等府，宣武等卫所塌城垣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民居房屋共三十一万四千间有奇，淹死者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漂流马骡等畜一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次大洪水，在沁河流域留下了不少碑记和题刻。据考证，这次沁河洪水至少是近500年来最大的洪水。另外，海河、卫河、漳河、滹沱河等河流同时暴涨，海河流域有20余县受灾，衡水、冀州、武强等六七个县被洪水淹没。山东、东北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灾情，明朝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免征税粮。

明代黄河的水灾仍然相当严重，有决溢记载的年份达112年。1408年，河决大名，“坏庐舍二万区，死者千余人”；1437年，开封等地河决三十余处；1576年，河决丰县、沛县等地，致使附近的8个县“田庐漂溺无算”；1604年，河决丰县，“鱼台、济宁间平地成湖”。明代黄河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应数1642年的人为水灾，该年李自成与明军战于开封，李自成与明军先后掘开开封城北黄河大堤，致使汛期河水暴涨后，直冲开封城，溺毙将士及人民达“数十万”，造成空前的大灾难。

明代海溢、海啸的灾害也有不少记载。如1461年，松江府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12500余人；1568年，台州飓风，海潮大涨，天台山诸河流同时暴涨，一起涌入州城，三日溺死3万余人，淹没农田15万亩，破坏房屋5万间；1582年，苏、松六州县潮溢，溺死2万人；1618年潮州海溢，12300余人溺亡等。这些灾难死亡都在万人以上。

到了清代，有关水灾的记载更加丰富，不仅正史中有大量资料，地方志以及其他野史中也有很多具体描述。1668年，海滦河流域，直隶保定等府属五十州县卫，邢台通州等32州县受灾。乾隆以后，永定河决口频繁，1734年、1735年、1737年连续决口，泛滥北京南面固安、良乡一带。1794年，滹沱河、永定河决口，直隶天津20州县遭受水灾。1801年大水，灾情最为严重，波及海滦河流域170个州县，受灾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清代黄河决溢造成的水灾也相当严重，平均约三年就有一年发生决口，康熙初年几乎年年决口，造成严重灾情的如1781年，河决睢宁仪封，漫口20余处，河南十几个县受灾。1761年，黄河支流伊、洛、沁同时暴涨，偃师、巩义等被淹，沁河下游各县也都大水灌城，洪水从沁阳北门冲入“淹毙军民一千三百多人、漂庐舍十五六万间”。当时的怀庆府城“四面巨浸”“淹没军民以万计”，这次水灾河南共有10个州县被淹，17个州县大量房屋倒塌，山东12个州县、安徽4个州县被淹。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洪水波及河南、山东、直隶3省、10府40余州县，受灾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由于没有堤防约束，洪水泛滥横流达20多年，泛流宽度达200多里，被洪水冲塌或淹浸的县城就有六七个，其中，濮州、范县、齐东等县城不得不迁城以避水患。长江流域，清代发生过1788年、1860年、1870年等几次大洪水，每次都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清代，山洪暴发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灾例也不少，如1877年广东连州山洪陡发，淹死万余人；1854年江西广昌大水，广昌城三面坍塌，“淹毙男妇以万计”，房屋、财产损失十之八九，1879年，甘肃文县大水，淹没10800多人等。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40年间，是我国历史上洪水灾害严重的又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通信、交通水平比古代有了较大的提高，对水灾的了解更全面，因此，其灾情统计均远远大于古代的灾害记载。如1931年全国性的大水灾，1932年松花江特大洪水，1933年黄河大水灾，1935年长江大水，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軍西进，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1939年海滦河大洪水等，都造成严重损失。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的水灾记载历史看，我国是一个水灾频繁的国家。古代，由于人们抗御灾害的能力较弱，洪水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心腹大患，尤其是大水灾，伴随着疾病、饥饿等，灾害的影响往往要持续几年甚至十几年，有些水灾还成为改朝换代、影响政治变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