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医疗卫生事业
——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考察

闫素华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20世纪30年代，以晏阳初为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开展了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其中卫生教育的进行，不仅提高了定县的医疗卫生水平，更使定县农民的就医观念得到了很大提升。之前，学界已有对定县卫生教育方面的相关研究，其重点多集中在教育方面以及卫生实验区的创建，这些研究对于定县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的背景鲜有分析，并且对于医疗事业的建设分析不深入。鉴于此，本文通过资料搜集，并结合相关数据，对定县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的背景、发展以及出现的相关问题加以分析，以期丰富对定县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

一、定县落后的医疗卫生

1.堪忧的医疗条件。首先，定县医生数量少，且分布不均。定县“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有119个村每村内有1个医生，有52个村每村内有2个医生，有27个村每村内有3个医生，有18个村每村内有4个医生，一村内最多之医生数目为9个”[1]，没有医生的村子约49.89%，占几乎一半的比例。其次，医生技术水平低。定县为数不多的医生，很多为农村赤脚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乡间所谓医生，并非专门习医者，不过看过几本本草纲目讲过几篇成法歌诀而已”[2]。这些乡村医生仅仅是看过几篇本草，其医术水平高低可想而知。在定县，妇女分娩一般都会请一位老太婆帮忙，“通常这位老太婆年龄在50以上，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手指活动不灵活，指甲里填满了污垢…由于不讲卫生，生产过后，大人发热，小孩抽风丧命，都是很平常的事”[3]。据统计，1924年至1928年，545家中不满一岁的婴儿一共丧命64个，其中因抽风而死的27个，占一岁以下总死亡数的45.3%。[4]由此可见，落后的分娩条件，是婴儿产后存活的最大障碍。定县的医疗条件堪忧还表现在药铺数量不足上，“城内有普通中国旧式药铺13个，定州自制的眼药铺3个，眼药作坊2处，西式医院6处。453村内共有医生446个，中式药铺375个”[5]。据载，“在总数472个村庄中，有220个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其他252个村也只有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自封的中医，全县每人每年用于治病的费用仅仅3角钱左右”[6]。定县的医生数量少，且分布不均，医生技术水平低下，“凡是肯为人看病的都算医生”[7]。医药稀缺且多为中式传统药铺，药物一直存放，也无保质期可言，定县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

2.农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卫生观念。在定县，导致农民生病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卫生的习惯。“夏天农民的内衣普通三四天一洗一换，春秋两季二十天左右一洗一换，冬天一月一洗一换，冬天贴身的衣裤内少有没有虱子的”[8]，“女人的内衣，春秋两季十天一洗一换，夏天三五日一洗一换，冬天半月一洗一换，大多数的人是长虱子”[9]。从男女换洗衣物的次数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并不及时换洗衣物，卫生状况极差，导致寄生虫大量存在。在农村，夏天一般男子都会在河里洗澡，或者在井边洗澡，冬天则很少洗澡。农村的女人一般都只是在屋里用一盆温水把上身洗一洗，下身则是不洗。由于经常不洗澡，他们“黄色的皮肤变成了黑色，尤其是小孩，脏的更是不像个人样，一双手的秽污，有几分厚”[10]。定县普通的农家一般都有院子，院内有卧房、厨房、厕所、车棚、猪圈等，“有时这一边做饭做菜，那一边就喂喂驴。这一边骡马粪尿，堆了满地，臭气熏人；那一边小菜水饭，萝葡菜粥。夏天天气炎热，苍蝇满屋，提不到卫生”[11]。当时，定县普通的农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卫生状况之差，由此可见一斑。甚至，“有许多农民以为凡是苍蝇落上吃过的食品人吃了更没病”[12]。当时定县农民存在的这些认识，更反映出了当地卫生观念的落后[13]。由于经济落后，农民的饭食也仅仅是维持温饱，根本提不上营养与否，再加上他们在饮食上不注意卫生，导致了肠胃病的发生十分频繁[14]。

二、医疗卫生的建设发展

1.保健制度。定县的保健制度以平民学校和同学会为基础，分为保健院、保健所、保健员三级，分别以县、区、村为单位。保健院负责县级的医疗卫生工作，是全县最高的卫生行政机关；其次是保健所，负责区级的医疗卫生工作；然后是保健员，负责村级的医疗卫生工作。三个级别配备的人员和医疗设备也不相同，保健院为最佳。一般村级的保健员不能医治的病人依照手续转介到保健所，保健所不能医治的病人则依照手续转介到保健院。依照转介手续，可以减免挂号费和医药费[15]。保健院一般配有医师两名，为了方便诊治，男女医师各一个。到1933年，“住院治疗的病人就达778人，其中男病人占67.7%，女病人占32.3%”[16]。其次是保健所，每个保健所配备医师1人，助理员1人，学校卫生护士1人。村级的保健员，则有适用药箱，五根种豆针，棉花球半盒，痘苗，以及生死记录表若干张，另有医药器具若干。保健员拥有基本的治疗药物及器具，“凡药十二种，其他绷带药汁棉花刀剪之属皆备”[17]。

保健员由于医疗条件有限，所能医治的多是一般的小病，稍微严重的疾病就需要到保健所去治疗，腹痛与疟疾就需医师方可治疗。三个级别由大到小，职能也不相同，保健院负责管理全县卫生行政、卫生教育、管理县立医院和县立检验室，防止流行病疫，以及护士、助理员及助产人员的训练。保健所隶属保健院，接受保健院的管理与监督，它的职能是监督村级保健员，进行卫生教育，预防注射，逐日治疗等。保健员由毕业同学会和平民学校选出，接受训练合格后方可正式担任保健员，平日负责管理适用药箱，救急治疗、普及种痘、水井改良、报告本村生死数目等工作。在农村，各种疾病困扰农民，“一年之中，不死而死的人，仅就经济的损失，就要好几千万”[18]，农民的贫与病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保健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乡村保健体系，“使各村农民，都享有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19]。

2.开展卫生教育。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就国人的身体素质而言，确实不如西方人强健，尤其是农民的身体素质很低，更谈不上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晏阳初曾经强调定县的卫生教育：“不愿意死搬西方的经验，也不想依附本国的传统，或是两者的折中，而要吸取两者精华，制定出适应当前国情的建设计划”[20]。“卫生教育是晏阳初四大教育之一，又称强种教育”[21]。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强健农民的体魄，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农民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变农民愚昧无知的医疗习俗。

定县的卫生教育主要分为学校式和社会式的教育。学校式的教育包括成人和儿童，“平民学校则重成年及青年人之卫生教育，小学则重儿童之卫生教育”[22]。对于成年人的卫生教育，多是在平教会开办的识字班，即平民学校。这些识字班上课时间较短，每日早晚各一小时，以四个月为毕业之期。多数的卫生常识穿插在平时的课本之中，如“平民学校所用的千字文教材中，有8节完全讲卫生之文字，有12节则略为谈及”[23]。虽然识字班开课时间较短，对农民的卫生教育难以大幅度的展开，但是基本的卫生常识教育还是可以顺利进行。其次，对儿童的卫生教育则在初等小学进行。当时的知识分子卢绍稷曾说“乡村学校，其功能足以师范社会；儿童之能否卫生，亦可影响家庭与社会”[24]。对于孩童来说，他们还未形成思维的定式，相较于成人的接受能力较强，尤其是对新事物更易于接受，并且初等小学教育时间一般是2到4年，也比成人识字班长得多。在小学的卫生教育中，针对不同的年级，以陈志潜为主任的平教会卫生部编写了两本《教授卫生教育指导》，分别适用于高低年级。在初等小学对儿童进行卫生教育的同时，也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病防病。此外，学校还组建卫生队，检查学生的个人卫生情况以及学校的环境卫生。

定县社会式的卫生教育主要通过农村卫生团演讲、公众演讲、卫生戏剧、标语图画等为农民普及卫生知识。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卫生会，“督察他们的清洁房屋和道路，指示他们各种预防疾病的方法”[25]。保健所也组织卫生演讲会，对农民宣传卫生知识，“其听众达一万人以上”[26]。保健所的医师们除了正常的工作外，还在保健院内“划分一部分财力，以创造卫生教育材料与方法”[27]。此外，训练助产士也是社会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卫生教育部“训练助产人员，召集乡间识字之妇女授以一月的训练”[28]，推广新式分娩法。

定县卫生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寓教于医，重视疾病预防与卫生宣传。天花曾经是历史上影响人们生命健康的巨大威胁，疾病预防工作中普及种痘是重中之重。定县种植牛痘开始于1930年，分尝试期、研究期和推广期三个过程展开。种痘工作的进行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问题，即怎样让农民们接受种痘。由于农民历来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接受新的种痘方式来预防天花，有的只接受种本地花，有的妇女不愿被陌生男子种痘。总之，拒绝种痘的借口花样百出。这种情况下，种痘人员只能耐心的进行讲解和教育，说明种痘的作用和意义，让农民们意识到种痘才是科学预防天花的方式。

三、成果与问题

经过平教会卫生教育部的努力，定县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首先，定县的医疗条件得到了极大提高，医生数目增加，农民开始得到有效的救助和治疗。在1932年5月到12月间，定县保健员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十二月份，增加了15个，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村民在生病之时可以得到救助。另外生产数目也持续增加，这表明了新式分娩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推广。死亡数目呈现波动，但也小于出生人数，婴儿死亡率得到一定降低。救治次数呈现出波动性增长，8个月间共救济治疗4 039次，这比原来的有226个村庄无药可医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还表现在疾病的预防和卫生宣传方面。在1932年，卫生宣传受众就达到了约21 900人，这是农民医疗卫生意识的巨大进步。在疾病预防方面，仅1932年天花和霍乱的预防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1 876人，到1934年，“定县全县种痘人数达80%，接受预防霍乱注射人数达70%”[29]，这大大降低了天花和霍乱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威胁。定县种痘人数的具体分布如表1：

由表1可以发现，定县种痘人数在持续增加，妇女和初种人数也都在持续增加，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人们以往的观念正在逐渐改变，很多人开始接受了种痘。妇女种痘人数的增加也为新生儿和产妇的生命健康增加了一重保障。初种人数不断增加，说明了每年都有更多的人群接受种痘，农民们种痘的意识在逐渐普及。同时，也说明了保健制度和卫生教育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此外，接受治疗的病人人数在1932年已达两万多人，定县农民有病不得医的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环境卫生方面，1932年就已经有318口水井得到消毒，农民感染大肠杆菌的几率大大减少。儿童的个人卫生也有了改善，“其清洁状况已有半数之多有进步”[30]。

表1 定县逐年种痘情况（1930到1936年）

第三，提高了农民的主动就医意识。以前的农民生病时只知道用土法治疗，或者是听天由命，非至病重才会去看医生。经过卫生教育后，他们的观念开始改变，逐渐注重求医治疗。如西建阳村的保健所“每日本村治病者十余人，附近各村来此诊治者，每星期约二百人”[31]，这表明很多人已经树立了主动求医问药的观念。另外，农民们开始接受科学的预防和治疗，尤其体现在种痘方面，由原来的抗拒心理，慢慢转变成接受种痘，农民预防疾病的意识提高。

然而，在医疗卫生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卫生教育的条件并不是很好，如教室里墙上满是泥土，窗纸又黄又破，梁上也挂满了灰尘与破纸。另外，虽然有一半的儿童个人卫生有所提高，但是仍有半数的儿童卫生状况没有改观。农民的医疗卫生观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未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卫生教育并未深入普及到每个角落。

在乡村建设中，定县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定县医生数目增加，医疗设配、药物等也逐步增多，极大的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经过卫生教育，农民的个人卫生和农村公共卫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疾病预防意识也得到提高。定县的医疗卫生建设，提高了人们的身体素质，转变了他们的卫生观念，使“他们经受住了1934年的华北霍乱特大流行的考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且无一人死亡”[32]。医疗保健制度，在定县推行以后也被江宁等地方采纳。这套保健制度不但适用于中国，更适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定县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以及卫生教育的推行，不仅对当时定县的社会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今医疗体系的完善及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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