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象的体现与颠覆：从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看《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

肖芳芳

摘 要：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的《蝴蝶君》对经典歌剧《蝴蝶夫人》进行解构，颠覆了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传统东西方关系。至今，众多国内外学者从解构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对该剧进行了解读和研究；但集中分析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的研究相對较少，且在已有的对华人形象的研究中，多是片面分析其消极形象。本文从剧本对主角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兼有东方主义对华人刻板印象的体现和颠覆。

关键词：《蝴蝶君》 华人形象 刻板印象

一、《蝴蝶君》及其研究现状

《蝴蝶君》是黄哲伦根据1986年5月11日《纽约时报》上一条关于法国的间谍审判案的新闻故事改编的。该案件中，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个中国旦角相爱近二十余年，竟不知道这位旦角不仅是一个间谍，还是一个男人。剧中，表面温柔顺从的“蝴蝶”宋丽伶实为易装的男性间谍；而深陷蝴蝶夫人幻想的法国外交官伽利玛二十年不辨其男性身份，最终因叛国罪入狱并自杀。

大部分中国学者从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指出该剧通过对《蝴蝶夫人》的模拟和戏仿，粉碎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批判了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东方的殖民心态，有效消解了传统东西方关系，如卢俊、汤卫根等认为该剧有力地解构了东方主义。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该剧对东方主义解构不完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再东方化，加深了华人狡诈、女子气以及残忍等刻板印象。

本文基于前人对《蝴蝶君》的研究，从剧本对主角宋丽伶的人物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蝴蝶君》中的华人形象，提出黄哲伦对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东方主义幻想进行解构东方化的尝试，重塑了华人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剧本也有大量丑化华人形象的内容，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二、旦角宋丽伶：加深华人女性刻板形象

剧中，宋丽伶具有双重的社会身份——著名的京剧演员和中国间谍。作为一个名角，像他的师辈一样，他从小必然被训练模仿女子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得益于旦角深厚的功力，他的易装艺术在生活中也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易装成的女性形象，是常年模仿中国女子言谈举止与其自身作为一个华人男性所理解的中国女子的共同结果，同时也是西方男性伽利玛眼中的完美东方女性的形象。因此，剧本中的旦角宋丽伶的人物形象体现了西方人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印象。

（一）东方主义视野中的华人女性形象

仆人和妓女是西方普遍认同的中国或者说亚洲女性的最早印象。华人女性是种族秩序下的待拯救与被支配者，她们外形妖娆性感，地位低下，职业卑微。如第一位华裔女星黄柳霜，她总是忍辱扮演此类角色，在她的演艺生涯中，扮演过多次舞女、妓女以及被抛弃的普通少女，去尽量符合“性奴隶”的形象。电影《苏西黄的世界》中，香港妓女苏西黄是另一个例子。不管是仆人还是妓女，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柔弱、顺从、地位低下。同时，西方人认为华人女性还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恶毒，如《龙的女儿》中的凌公主。另外，在现代西方人眼里，包括中国女性在内的亚洲女性都是保守、矜持的。

（二）易装的宋丽伶

《蝴蝶君》中，无论是京剧演员、蝴蝶夫人的扮演者、贵妃醉酒中的贵妃，还是法国外交官伽利玛的情人、中国间谍，这些女装的宋丽伶的身份标记，几乎完全不谋而合地印证了西方对于中国女性最初的印象。戏子、蝴蝶夫人、情人，都是地位低下、柔弱顺从的女人，就连杨贵妃也是唐太宗的一个顺从的“妾室”。宋丽伶既是巧巧桑式的蝴蝶，顺从、害羞、矜持，又是危险的，是一个毁掉了白人男子的中国间谍。黄哲伦在实施其颠覆东方女子刻板形象的策略的同时，无意间也强化了西方对华人女性卑微、顺从、矜持的刻板形象的定型。

1.宋丽伶的矜持和羞怯

“我是个中国女孩”，这是宋丽伶在面对伽利玛时给自己贴上的标签。扮演着中国女孩形象的宋丽伶，以自己多年来对女子的模仿以及理解，言行中处处表现出中国女子的矜持和羞怯。

宋丽伶第一次邀请伽利玛到她家时，她在伽利玛面前就开始表现出矜持优雅。她“轻轻地走向他”，“屈膝行礼”，“开始吃吃地笑”，这些都是传统中国女性的举止标准；“屈膝行礼”也表现出了宋丽伶对伽利玛的尊重。在伽利玛看来，这些行为展示了东方女子的优雅。随后，当伽利玛将手放在宋的手上并夸她漂亮时，“宋跑到门旁，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转向伽利玛”，刻意逃离伽利玛的肢体接触和暧昧的眼神，宋借此向对方表达出自己的保守与羞怯。作为保守的中国女子，她邀请男人到自己的住所并不常见，正如她所说：“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的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

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伽利玛心目中保守矜持的中国女子形象得到进一步强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宋丽伶从没在伽利玛面前裸体。在伽利玛面前，宋经常穿着保守的长袍、旗袍或者是在扮演蝴蝶夫人那次穿的和服，这些都符合伽利玛心中对东方女性的憧憬。同时，这样的着装风格覆盖着宋丽伶的真身，给她披上了一层神秘感，并给人留下一种矜持保守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宋甚至在两人的性交过程中都坚持穿着衣服。虽然宋的目的是掩饰其真实身份，而在伽利玛看来，这是中国女人的羞怯。并且，在伽利玛“粗暴地吻她”的时候，她“轻轻地抵抗着”。这些举动加强了她的矜持，与剧中其他女性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从不穿内裤”的伊莎贝拉，“不怕被看到裸体”的瑞尼，还是给了伽利玛第一次性经历的女孩，她们都非常主动，充满了激情。与她们不同的是，宋丽伶被动、害羞、安静。

除此之外，宋丽伶的言谈也向伽利玛展示了她的羞怯。她从来不会像西方女子瑞尼那样把男性生殖器官挂在嘴上，更不用说用各种比喻来形容了。她会选择含蓄的言辞向伽利玛传达她的感情以及羞怯保守的内心，如“在我想变得现代、像一个男人一样讲话、拥有西方女人的坚强、去勇敢地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最后，我失败了。一颗小小的、受了惊吓的心跳得这么快，把我暴露了”。在给伽利玛的信中，她用“朋友”来称呼他，而不是用西方人说的“亲爱的”，用“我已经在你面前丢了脸”委婉地暗示她的爱情。“小小的”是她将自己柔弱化的策略，“受了惊吓”再次展示了她的紧张情绪。“我的鲁莽的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间接告诉伽利玛矜持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

2.宋丽伶的忍耐与顺从

宋丽伶的矜持与羞怯有助于建立伽利玛的优越感，而另一个加深其在伽利玛心中“完美”的东方女子形象的特点是她的忍耐和顺从。在两个人的交往中，宋丽伶对伽利玛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顺从，并无限度地忍耐着他的抱怨和背叛。

在兩人认识大约二十周后，宋成了伽利玛的情人，成了他的一个安慰和栖身之所。伽利玛在包括其妻子的西方女性中一直遭受挫折，而宋丽伶的顺从和忍耐，让他找到了自信与权力感。当伽利玛向宋抱怨其妻子海尔佳要求他去看医生检查生育能力时，作为一个情人，宋丽伶不仅没有埋怨他提及妻子，相反，她耐心倾听着他的抱怨，并给予他鼓励：“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当一个男人发现妻子不能生育的时候，他就会转向另一个女人——给他生个儿子。”她愿意为其生儿子，同时，为了不给伽利玛带来麻烦，她宁愿无名无分，“我不要你做我的丈夫，但是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身为一个中国女人，她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誉，甘心忍受做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不要求对方负任何责任，并成为伽利玛所有挫折和抱怨的庇护所。她不仅包容了他的不快，并解决了他的烦恼，努力保持着一个顺从的“蝴蝶夫人”的形象。

另外，在伽利玛与年轻女孩瑞尼交往，背叛他们的爱情时，宋丽伶依旧选择了忍耐。很长一段时间，当伽利玛无所顾忌地沉溺于他与瑞尼的性生活中，放肆地维持着另一段恋爱关系时，宋丽伶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她知道这个我试图隐藏的秘密。但是，不像西方女人，她并不对抗我，恐吓，甚至对我生气。”她丝毫没有怪罪伽利玛，相反，她的隐忍，进一步加强了她柔弱顺从的特点，使她成为“可以容纳我（伽利玛）的屈辱的人”。

三、间谍宋丽伶：强化华人男性消极形象

《蝴蝶君》中，宋丽伶的真实身份是一个男性间谍，剧中恢复男装的宋丽伶无形中加深了中国人阴险狡诈、善于暗中破坏的刻板印象。

（一）西方视角下的华人男性形象

西方文学传统对中国男性的诋毁源远流长，总体而言可归纳为两个典型，即“黄祸”傅满洲和少数族裔模范陈查理。自19世纪末起，“黄祸论”思潮在西方盛行一时。“黄祸”一词包含着恐怖与邪恶双层内涵。傅满洲是美国电影中华人形象塑造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华人“定型化形象”。电影中的傅满洲几乎穷尽了所有对邪恶撒旦的想象，其作恶程度令人发指。他在美国几乎无人不知，他给西方人带来恐惧，他是东方恶魔。他残暴成性，诡秘阴险，精通五花八门、鲜为人知的酷刑，他是一个由美国电影人精心制作出来的脸谱化形象，成了刻画东方恶人的范本。

与邪恶、阴险的傅满洲形象相对应，出自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之手的华人侦探陈查理以一种新的同情性形象出现。电影中的陈查理挺着大肚子，举止行为具有女性特征，女性化的方式完全去除了陈查理侦探的力量感。在性格上，他沉着、耐心、机敏，最终成功地破获了一个又一个悬案。他彬彬有礼，不管是对同事还是办案时接触的人，他都以礼相待。他谦逊、低调，出口成章，充满东方智慧。他与人说话总是微微欠着身子，待人接物非常谦恭。他有副好脾气，总是笑容可掬，对那些不太友善的态度毫不在意。从某种程度上看，陈查理更像一个没有脾气的侍从，而不是主持大局的名侦探。与傅满洲相同的是，陈查理也被去除了男性气质。

（二）阴险的间谍宋丽伶

黄哲伦将中国间谍宋丽伶塑造成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种男性形象的混合体。剧中，宋丽伶的主要任务是获取西方的情报，他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物，在图隆使馆里扮演蝴蝶夫人时，就在积极寻找猎物而且眼光十分准确独到，在演出结束后他便径直走向伽利玛并与他攀谈许久。他世故老练、狡诈善变，不费吹灰之力便将西方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宋丽伶深谙男性心理，初次见面即以自负和骄傲的姿态引起伽利玛的注意。随后，他有意控制二人的见面时间，“也许十五分钟，最多二十分钟”，使伽利玛的渴望逐周递增。为了操纵伽利玛，让他提供有关美军在越南的军备情况和行动计划，宋努力使自己的表演符合外交官的幻想。为了窃取谍报，他又假装谦卑无知，恭维伽利玛是西方最有前途的外交官，他的决定能够改变世界的形态。至于他的真实性别行将暴露的关键时刻，他则抓准了西方男性希望东方女性臣服的心态，最终将谎言隐瞒了二十年。当伽利玛回到法国后，他也再次回到伽利玛身边，并要求对方找了一份方便他获取情报的外交信使的工作。尤其是在剧末，宋丽伶和伽利玛同时在法庭受审的时候，他伶牙俐齿地陈述着证词，当伽利玛伤心地爬向他的假发和长袍时，他依旧保持着男人的形象，“多么的浅薄，多么的口齿伶俐和谄媚”，继续着他的陈词，完全忽视了伽利玛的感受，也没有对他表示出一点同情。

在整个剧中，宋丽伶实质上是扮演了残忍可恨的平克顿，而伽利玛却成了令人同情的蝴蝶夫人。宋丽伶在伽利玛自杀时曾宣称后者是他的“蝴蝶”，这讽刺地表明了自己就是那个绝情无义的平克顿。当宋丽伶向伽利玛脱去衣服，露出自己的裸体时，观众除了同情被骗的伽利玛之外，并没有对宋丽伶产生应有的认同。在这场荒唐的爱情下，宋丽伶只是一个替代品，装扮西方人期待的东方人形象，完成使命。他的生存模式是个特例，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整体男性。而他的形象的塑造，很容易让西方人以此来认识华人，因此，他的形象又再次陷入傅满洲的恶魔化身的套路，加重了西方人对华人男性的仇恨。

（三）被“阉割”的宋丽伶

既然装扮成女人是为了接近伽利玛，那么，在不跟伽利玛在一起时，他并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女人的着装和行事风格。而事实上，在戏中，即使在宋丽伶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回真实身份的时候，他仍然看起来像一个女人。他身上男性气质的缺失主要体现在行事和思考的风格上。

与革命伙伴秦同志的第一次接触中。面对秦同志，宋仍然穿着用来伪装的女人服装，导致秦惊讶的反应：“你穿了件女人的衣服。而且，每次我来这里，你都穿着女人的衣服。”秦的反应传递的不仅仅是宋穿的衣服这么简单的信息。他的伪装，是计划的一部分，有助于完成任务。但是，除了伪装功能，保持女人的装扮已经成为习惯性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似乎喜欢模仿女人，并从中获得喜悦。即使最终在伽利玛面前暴露他真正的男性身份，宋丽伶仍然像个女人。“他捡起蝴蝶夫人的长袍，开始在周围舞蹈”，“用一只手蒙住了伽利玛的眼睛。用另一只手抓起伽利玛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这些行为多出于女人，却真实地发生在宋身上。

然而，除了他的行事风格，他的思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女子气。当他向秦同志汇报工作要求给他找来一个婴儿时，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中国婴儿——他将终生是我的！”这样的陈述类似于很多文学作品或者电视剧中一些女人的欲望，以婴儿为筹码换得男人的倾心或使自己留在某个男人身边。因此除了旦角宋的形象，间谍宋的形象也是女性化的，或者说，一个阉割的华人男性形象。就如最后在法庭上宋声称的那样：“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从来不可能完全是个男人。”在整部剧中，只有在最后宋丽伶才以男人的形象出现。

四、华人宋丽伶：颠覆华人弱势形象

无论是华人女性还是男性，无论是恶毒的傅满洲还是谦恭的陈查理，在西方人的视角下，他们都是地位低下、处于社会边缘的华人。尽管剧中塑造的宋丽伶的形象无形中强化了西方对于华人的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剧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华人的弱势形象。

剧中，黄哲伦倒置了《蝴蝶夫人》中的男女角色，柔弱顺从的蝴蝶巧巧桑不再是东方女子，而是身为外交官的西方男子；华人间谍宋丽伶成了处于强势地位的平克顿。剧中的华人，不再代表着弱势力量。相反，宋丽伶利用自己身为京剧旦角这一身份，利用自己的智慧，成功易装成女性并接近外交官伽利玛，赢得对方的信任和爱情，并获取大量重要情报。最终，伽利玛成了事实上的“蝴蝶夫人”，成了针上扭动的“蝴蝶”。而且，在全剧最后一场的时候，伽利玛穿着传统的和服，而宋丽伶身着西装。西装是西方文明社会的服饰，是绅士的服装，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象征着其优越的地位。因此，穿着西装的宋丽伶或多或少向观众证明了自己不是地位低下的弱势一方。就如剧中宋所说：“就因为是一个东方人为了一个西方人自杀——啊！你就发现它是美丽的。”西方男子俘虏东方女性给了西方人优越感，而在剧中，事实上是西方男子为了中国男性自杀。尽管宋丽伶给人留下了残忍无情的印象，但他确实颠覆了传统的东西方关系，颠覆了华人处于弱势的形象，塑造了一个无畏且强势的华人形象。

五、结语

《蝴蝶君》被很多学者当作一部典型的解构主义作品进行解读，然而，黄哲伦对传统东西方关系的解构并不彻底。剧中宋丽伶拥有两种社会身份——旦角和中国间谍。一方面，易装成女性的宋丽伶表现出的矜持、羞怯与忍耐，体现并加深了西方人眼中华人女性柔弱顺从的刻板形象。而身为中国间谍的宋丽伶，给人留下了狡猾无情的印象，进一步加强了西方视角下以傅满洲为典型的恶毒且缺乏男子气的华人形象。另一方面，尽管剧中伽利玛获得了更多观众的同情，宋丽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但宋的形象确实颠覆了东方弱于西方这一定型化印象，向观众证明了华人为了事业的成功能夠充分利用对方的弱点和自己的才能，而并不是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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