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视野下东北作家群的怨恨意识及文学表现

庞少辉

摘 要：怨恨是现代东北作家群文学书写中常见的文化情态，也是萧军和萧红作品的主题之一。然而从怨恨情态的深层结构来看，东北作家群的怨恨意识除了源于日本侵华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和抗日救亡的特定时代感召之外，还受到自然环境、封建社会的压迫等因素的影响。一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怨恨情绪和复仇意识盘踞在东北作家群的精神域中，在萧红的作品中，主要体现为对于怨恨情绪弱态转移的控诉，因而具有指控封建社会的权利结构、呼吁女性解放的品格；在萧军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怨恨情绪强态转移的浪漫书写，旨在塑造一种野性不屈的抗战人格和英雄形象。

关键词：复仇 东北文化 抗战精神 萧军 萧红

20世纪30年代，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作家带着“东北未亡人”的家仇国恨和乡关之思登上文坛，强烈的怨恨意识渗透在他们的字里行间。这种带着泥土和血气的怨恨意识及复仇精神赋予他们作品阳刚、质朴、狂野的风格，也正向呼应着“抗日救亡”的时代吁求，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具体而言，他们笔下的复仇情绪与抗战精神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具有共同的指向和功能，但二者的发生源却不尽相同，抗战精神源于日本侵华这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他们笔下的怨恨意识和复仇情绪却由来已久。这种复仇意识与东北特殊的生产方式、自然环境、人文精神以及半殖民地的政治生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东北沦陷、抗日救亡作为具体历史事件只是因势利导，将这种复仇意识从野性和蛮行导向了抗日救亡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出发，解剖这种怨恨意识和复仇情绪，探析它的源流和嬗变，对二萧及东北作家群的心理结构及文学内涵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助益。

一、怨恨意识的生成及其弱态转移

东北作家群文学书写中的怨恨意识和复仇情绪并非凭空而来，也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个体成长发育的角度来看，世界首先是作为异己的他者被个体所认知，因此从生命的发端伊始个体对异己世界怀有本能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而人类所有的认知和实践都可以看作是向异己世界寻求和解，进而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并以此弥合两者之间的排斥与对抗的过程；但东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个体和异己世界的和解得到了扭曲和阻碍，两者对抗和排斥的张力反而因此不断被强化，形成了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人文品性和族群心理。关于东北恶劣生存环境，吴板臣在《宁古塔纪略》中写道：“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飞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南怀仁随康熙巡视盛京的时候也有记录：“除虎、熊，其他猛兽出没的山岳溪谷外，什么也没有映入眼帘，很少看见人家。”从这些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东北一年四季气候严酷，雪雹风霜等自然灾害不断，险滩沼泽随时可夺人性命，熊、虎等猛兽常常出没山林，与沃野千里的关中、小桥流水的江南相比，个体生命的不适感和心理创伤更多。

因此在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书写中，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的悲苦境遇比比皆是，在他们的笔下，人似乎受到了自然和大地的诅咒，被禁锢在土地上，贫穷而悲哀，成为不折不扣的“含怨者”。为了消解心中的怨恨情绪，“含怨者”们一直有通过行动完成怨恨转移的冲动，在萧红小说里，这种转移首先表现为一种“弱态转移”，即怨恨主体对客体的强大感到报复无望而主动转移目标，以此来部分满足怨恨的表達。这种怨恨尖锐而胆怯，怨恨者常常把被怨恨群体中相对弱势和单薄的某个个体当作报复的对象，和强大的异己世界相比，较为弱势的主体——男性很容易将这种怨恨转向更为弱势的群体——女人和孩子。在萧红的笔下，男人打女人、打孩子甚至无端杀害他们的事情十分常见，正如她在《生死场》中写的那样：“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生活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下面。”“自然的暴君”显然是东北恶劣的自然环境，而“两只脚的暴君”，一方面指向凌驾于族群之上的统治阶层，另一方面则指向了男权宰制的社会结构中野蛮粗暴的男人们，他们既无法与环境和命运抗争，也无法和欺侮他们的统治阶级对抗，更无法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所以常常迁怒女人孩子，宣泄他们的怨恨情绪。在小说《生死场》的开篇，二里半寻羊踏坏了邻居的白菜，被邻居的女人用耙子打得狼狈逃窜，一回家他立马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在妻子麻面婆身上；而业成与金枝发生口角之后，竟然活活摔死了金枝刚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同时，“两脚暴君”也指向那些常年受到男权压抑以至于人格扭曲的怨妇，如村里的女人难产的时候，狠毒的王婆会用铁钩或者菜刀将孩子勾出来；知道金枝失身之后，金枝母亲朝她的脸上吐痰。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看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受到了自然和社会结构的双重压抑，充满怨恨和戾气，所以恃强凌弱成了满腔积怨的“两脚暴君”们的共同心理。一言以蔽之，萧红笔下的人物群像首先呈现出一种积怨深广、野蛮粗陋的文化人格，这种面向弱者的野蛮形态既是一种心理创伤的逆反，也是一种悲剧性的轮回。

二、怨恨意识强态转移的群体性表现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引起个体应对异己世界的无能感和无力感，导致怨恨心理的产生。正如马科斯·舍勒所说的那样：“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只好‘咬牙强行隐忍——这或是由于体力虚弱和精神懦弱，或是出于自己害怕和畏惧自己的情绪所针对的对象。”舍勒的怨恨理论虽然是针对现代价值秩序的颠覆而提出的，但“怨恨”作为人类心理中古已有之的情感经验，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奠基于神学和伦理学之上的“爱的秩序”被颠覆，“怨恨”从之前的边缘化情态走向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中心。东北在经济形态上虽然没有西方那么早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但在情感诉求上，个体对异己世界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无能感和无力感是一致的。一方面，“含怨者”无意识或者有意识地通过弱态转移疏解自己心中郁结的怨恨情绪；另一方面，与异己世界的对抗必然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表现为强烈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欲望。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聚族而居或者聚乡而居便是最有效、最理性的方式之一，这种捆绑抱团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族群和乡族应对自然的能力，支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期望也从个体层面上升为族群的精神共契。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势必让渡主体性，投身族群和集体，接受集体道德和价值禁忌的规范、约束和压抑。在外部势力与群体势力均衡的时候，群体的存在反而会让个体的怨恨意识得以部分纾解，但在面对更为强势的异己力量侵害的时候，这种怨恨意识又会重新焕发，形成一种外向逆反的势能，从弱态转移走向强态转移，汇聚成一种倔强不屈、慷慨悲壮、一呼百应的群体复仇情绪。在日本占领东北的过程中，东北作家群中有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参加了战斗，东北沦陷之后，他们宁死不做亡国奴，集体南下，呼吁抗日，正是怨恨意识强态转移的群体性表现。也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观念中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土匪群体在东北作家群中却成了慷慨豪迈的英雄、磊落不屈的豪杰和御侮爱国的战士。萧军的《八月乡村》《第三代》，骆冰基的《边陲线上》，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江》《遥远的风沙》，舒群的《誓言》等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土匪成为流亡中的东北作家群共同的精神符号和人格坐标。萧军回忆童年时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土匪文化对东北儿童的吸引力：“他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崇拜勇力……他们总企盼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获得来的。”“我的志愿是成为‘鞑子，虽然没能实现，而我现在正在写小说，但我仍然珍惜这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可见，土匪文化在东北作家群中深入人心。当然，在特定的抗战历史环境下经过文学诗意化的“土匪形象”和“土匪人格”定然并非土匪的真实形象，而且东北作家群对土匪浪漫化和英雄化书写的目的也并非还原土匪的真实面目，而是为了塑造一种顽强不屈、斗争不息的抗战人格，来唤醒东北甚至全国的民族情绪和抗战意志。如此，他们作品中独特的土匪文化和野性阳刚的人格为战时文坛注入了一种别具野趣的人格美学和精神美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人格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怨恨意识的现代性转轨与“五四”精神

近代以来，俄、日两大帝国入侵东北，修路开矿，从经济上掠夺东北的同时，也为东北强行植入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文化，将东北拖上了畸形现代化之路，怨恨意识强态度转移的复仇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抵抗俄、日侵略的历史使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随着五四运动之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东北办报办学，东北人（特别是东北的年轻人）现代化意识不断加强，形成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怨恨”，这种“怨恨”区别于个体被强大异己世界（自然环境或者日、俄殖民）压抑而产生的那种生物本能式的怨恨。现代性的“怨恨”在线性进化时间上摆置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和未来国家，这种现代性理论预设为批判现实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但个体安身立命的现实生活、文化制度和社会形态却因此失去了合法性。在这一理论视域中，糟糕的现在之所以还为“现在”，无法成为美好未来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在的“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另一方面因为过去的“封建主义”的作祟。个体和群体怨恨的合法对象除了自然环境、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因此，东北作家群的怨恨意识不仅指向自然环境和帝国主义，还指向了封建主义，从而具有控诉封建主义、呼吁人格解放的品格。

鲁迅曾把“中国人的脸”和“西洋人的脸”做了对比，如“人+兽性=西洋人，人+家畜性=某一种人”，一再批判中国人精神的萎缩和奴化。而陈独秀更是歌颂“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性，不依他为活也，得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白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东北粗犷豪放、野性十足的人格美学与“五四”所提倡的“兽性人格”在反封建和人性解放层面上一拍即合，这种从生物学和进化论层面重新审视和定义人性、人格的行为虽然有失偏激，却在生存还是灭亡的时代夹缝中为中国抗战和现代化提供了一种阳刚不屈、壮怀激烈的人格，东北作家群的怨恨情态以及他们文学中的野性人格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也正因为东北作家群的怨恨情态和他们笔下的怨恨人格被现代历史完全兼容，所以东北作家群能夠在东北沦陷、入关南下之后迅速立足于上海文坛，他们连同他们笔下的人物一起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在萧红的笔下，“怨恨人格”往往具有反封建、追求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的特征，她主要反思“怨恨”人格的弱态转移对妇女和儿童的伤害问题，所以她在《生死场》中塑造了受家庭重压的麻面婆、接生婆老王婆、美丽却难逃厄运的月英等女性形象，为她们的不幸遭遇扼腕叫屈。虽然萧红笔下的弱者往往逆来顺受，但恰恰是这种逆来顺受，将怨恨的弱态转移体现得淋漓精致，控诉的笔触直指父权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在萧军的笔下，“怨恨人格”主要体现为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英雄人格，主要通过对“怨恨”人格强态转移的浪漫化改造和英雄化书写，呼唤一种阳刚野性、威武不屈、战天斗地的救世英雄，所以他笔下那些带着血与泪走上复仇之路的抗战英雄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投身抗战的动机也未必相同，但这并不妨碍这种人格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例如《八月的乡村》中的肖明一面高呼抗战，一面又常常悲观失望，不断纠缠于革命和恋爱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英雄形象；与肖明相比，铁鹰队长为了复仇当过胡子，陈柱当过兵，吃过军棍，二人的悲惨遭遇让他们从“含怨者”变成了抗日战场上的“复仇者”，但他们的匪徒经历并没有消损他们的英雄人格，反而让这种人格在民族主义层面大放异彩。综上所述，无论萧红“怨恨”弱态转移的书写和意向人格，还是萧军强态转移的书写和意向人格，除了自然环境、东北殖民半殖民地特殊的政治形态之外，还与“五四”所追求的那种反封建和强力有为的文化人格有关。

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个体从“忙着生，忙着死”的盲流到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民族英雄，从蚊子一样为死而生到狮子一样为生而死，东北作家精神结构中的怨恨意识和他们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含怨者”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人格建构添加了新的文化血液和人格元素。这种怨恨意识的形成内可以追溯到严酷的自然环境对于人性的压抑，外可追溯到近代以来日、俄两国在东北的殖民掠夺的心理创伤，这种长期积压的怨恨意识激发出来的蓬勃野性的人格情态与“五四”精神和抗战精神同气相投。在萧红小说中的怨恨意识往往表现为一种弱态转移，深刻地反映了父权和男权社会下妇女儿童的悲惨命运，具有反封建和彰人性的品格。在萧军的作品中，怨恨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强态转移和英雄化叙事，反映了东北作家群对抗战人格和抗战精神的文化想象和现代人格建构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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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涛，王兰萍.环境抗争中的怨恨心理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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