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意须尽欢

李玮含

摘 要：苏轼的《水调歌头》千古流传。这首词体现了他身上广阔的宇宙和时空意识，他以酒和明月作为意象构建时空观，在生命苦痛思想冲突的矛盾中阐发出了浓烈的孤独感和荒芜感，最终走向了悠远宏大的人生悲悯意识。

关键词：《水调歌头》 宇宙时空意识 生命意识 孤独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河中，文人士大夫在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中载沉载浮，他们长于对于生命个体的观照，而少有对于生命的反思以及对于宇宙生命定律的悲情感受。在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观感上，张若虚以《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全唐”。在宋代苏轼的中秋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苏轼因其独特的生命体验、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在词作中积淀了其宇宙与人生意识，暗藏着对于宇宙的广阔认识及人生定律的必然感受。

一、酒与明月——意象下的时空观

在对于中西方宇宙意象的比较中，西方文化偏爱太阳和星辰，将其代表亘古不变的光芒，中国人更钟爱的是朦胧优雅的月色。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皎皎明月既寄托思乡怀人的离愁别绪，也象征文人们清高孤独的内心期许。

而明月作为苏轼词作中的经典意象，高频地成了苏轼孤独心境的代表。在《水调歌头》中，明月成了词人追问的对象。上片中，词人先是“问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句有意识地将追问内容前置，词人急切渴求答案的心境一览无遗。“不知”两句，承上意，更作疑问。苏轼借着酒劲，既是追问明月，也是追问宇宙和生命存在，在欲醉未醉中提出了对宇宙生命的怀疑。词人有意识地抛却本我，将自己扔到时空的大环境中，追问“我从哪里来”这样中西方共有的哲学命题。所以“问月”之后，词人走向了“困月”。在清冷永恒的天宫与温暖的人世牵绊中，词人陷入矛盾与挣扎，抬头问月，而月无言。在“困月”之后，词人将心灵寄托在广袤无垠又充满人世忧愁的人间。这看似是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实则是一种甘愿的自我抉择。因此“起舞弄清影”是喜，“何似在人间”是慷慨的感叹。词作的下片，第一层次同樣是“问月”：“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一转一低是月光流转的动态之美，词人因思念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此句成为全词消极情绪的最低谷，衬托出生命悲凉的底色。由此之后，词人转向对月的“诘问”，月圆之夜人不能团圆，只能够唯月是问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是人生必然走向和价值规律，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词人摆脱了个人化情绪的束缚，对天命和宇宙规律有了广阔辽远的思索。

《水调歌头》中排遣寂寞与忧愁的另一个意象，是酒。《水调歌头》的小序里交代了词人在中秋之夜“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一个“大醉”，口出狂言，醉话连篇，词人郁结的愁绪喷薄而出。酒致人醉，所以词人能跳脱出对个体命运慨叹的局限而走向生命反思。对文人士大夫来说，酒经常被用来作为排遣寂寞、释放痛苦的一种手段。曹操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李白更是将酒作为失意苦楚时寄托情感的对象：“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生命流转、人间离合、功业未就，生命的一切困顿与悲剧都以酒来消解。词人自己也将人在醉与醒两种生命状态下的表现剖析得很明确：“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醉落魄·述怀》）醒时见情深，醉时见情真，在醉意之中，词人暂且忘记了尘世的苦恼，放弃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立场，遁入“醉”的酩酊之中，消除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差别，为在人世间的生存找到了理由。

在《水调歌头》中，词人以酒灌醉灵魂，让自由追问成为可能，通过与月的对话做出个体的人生抉择。苏轼的失意和悲剧意识是文人士大夫式的孤独，他以乐观旷达作为生命的底色，又贯穿悲剧意识，最终达成与现实的和解，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水调歌头》记录的是词人悲情的宇宙和时空意识，记载了词人最终的生命体悟。

二、矛盾中阐发的宇宙人生观感

相较于西方来说，中国文化中对于宇宙时空与人生的观感迥然不同。西方很早就有了关于宇宙和时空的探索，在西方哲学的生发与引导之下，他们对于宇宙、时空和人生的观感更为体系化，具有比较完整的美学风貌。而在中国古代文人身上，他们从个体体验出发，隐约触碰到了宇宙人生微妙的课题，从而有了对于宇宙和时空较为个体化、私人化的体悟，苏轼就是其中之一。在《水调歌头》词作中，词人在醉酒状态的恍惚与迷离中，在充满醉话连篇的斗胆中，将对宇宙和时空的怀疑提了出来。个人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月亮、太阳和星辰是从何时有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宇宙万物的起落消长意味着什么？对生命永恒和起源的追寻历久弥新，贯穿人类生命历程。

除却“醉酒当歌，人生几何”，词人由酒气生发出的不甘和癫狂演绎出的宇宙和人生的观感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的矛盾，即现实中的矛盾与困惑、思想上的冲突与碰撞。从现实来看，《水调歌头》写作于密州，苏轼由于政见上与王安石相左，自求外放出京。密州的生活条件困苦，治理环境严峻，盗贼渐炽、蝗旱相继，现实生活中的不得志与苏轼济世救民的渴望产生冲突。思乡怀人的落寞、团聚的心愿，诸多不得意使苏轼企图超脱尘世，在天上宫阙寻求寄托，所以对于宇宙的困惑也就成为可能。从思想层面上来看，在苏轼身上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与道家超然物外的思想相冲突。苏轼终其一生也没有选择归隐和遁世，他在大醉状态下对于“明月几时有”的追问，是他从个体经验出发对宇宙人生哲学命题的拷问和追思。这不仅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且转向了对出世与入世的积极思考和抉择。人到底是选择承担社会、人生的失意，做一个汲汲然的入世者，还是选择孑然独立、羽化登仙，成为一个脱离于现实存在的出世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苏轼是中唐以后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苏轼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苏轼的身上也体现了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入世与出世”的人生抉择，是苏轼思想中一个无法规避又令人辗转反侧的两难抉择，他终其一生都在儒家和道家的两难选择中徘徊犹豫。苏轼身上，淡化了“隐与仕”的矛盾，“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体现得更为明显。“隐与仕”的矛盾，本质上还是政治化的命题，中国文人士大夫常常以天下为己任，也就自然而然将济世救民的忧患意识和入仕为官的社会责任背负到了自己肩上。“隐与仕”的矛盾承魏晋时期的“自觉”而来，是一种对于政治上的退避心态，具有政治意味的哲理性规避与哀伤。无论是何晏的“常畏大罗网，忧祸一旦并”（《言志二首（其一）》），陶潜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还是阮籍的“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咏怀》），他们怀着深沉浓重的“忧生之嗟”，难以摆脱纷繁复杂的政治旋涡，在隐与仕的矛盾与纠缠之中无法自拔。“隐”或“仕”的处世方法解决的是政治、社会的责任问题，而出世与入世的选择则围绕生命存在的意义展开。但在苏轼身上，已不再是单纯的“隐与仕”的矛盾，而是一种厌世的感伤情绪、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怀疑，更倾向于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分歧，即孔子的入世圆融思想与庄子式的出世思想的碰撞，是对于人生价值取舍的追问与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怀疑。他追问的是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在天地苍茫的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在抛弃尘俗的情况之下，如何将自己的心在人间安顿下来，这也是苏轼宇宙人生观中矛盾最为强烈的一点。

三、孤独与荒漠感中的生命意识

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评《水调歌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三句，实写月光照人无眠。以下愈转愈深，自成妙谛。”“照无眠”者，当兼月照不睡之人与月照愁人使不能入睡这两层意思。所以说，“照无眠”暗示了词人孤独的两个层次。正因为孤独伤感因此无眠，又因为月照愁人愁更愁因而孤独。中秋之作原是团圆之作，但这首词反而能够窥见苏轼身上在孤独与荒漠感之中挣扎的生命意识。

在《水调歌头》中，词人做出了一重生命的抉择，那就是从天上回到人间。之所以放弃清冷脱俗的天宫，是由于“高处不胜寒”，孤独是词人最终选择放弃天宫而出世的原因。天宫的孤独并非无人能解的悲苦，而是人脱离群体生活，完全割断了尘世生活。对于这种永恒而无边际的孤独，词人选择回到人间，以人间的温情消弭对于自我存在的怀疑、对孤独无尽的失意和伤感。这种短暂的人伦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必然存在的孤独，也是词人选择解脱的一种方式。苏轼身上体现出了人作为独立个体对于群体生活和人间温情的渴念。在经历过人生磨难之后，在壮志难酬的阴影之下，他拷问自己的灵魂，毅然地脚踩现世的土壤。他以“但愿人长久”打破时间限制，以“千里共婵娟”打破空间限制，在人生和物理缺憾面前挣扎辗转，最终选择怀着期望留在人间。虽然苏轼推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归隐山林，这也为他对于群体与人间生活的渴念下了注脚。

除去“高处不胜寒”对于孤独的入世抉择，苏轼在词中反映的另一个广阔的命题是人生必然孤独的事实。他通过“人有悲欢离合”揭示了孤独的定律与生命的无常观，并将它摆放在对人生和生命的思索之中，形成了广阔而悠远的生命意识。词人在“月有阴晴圆缺”的无法掌控的悲凉中，生发出一种强烈的孤独和无奈。在天的支配下，人在世上的挣扎是徒劳而荒谬的，而一切聚合最终都无可避免地会走向盛筵必散的结局。他以中秋未能与兄弟团聚这一个细小的点，走向了对于孤独的体认、对于聚散离合无法两全的体认。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表面上看似是在中秋月圆之夜思念兄弟，实则在思念之下蕴含了对于宇宙人生深沉而必然孤独的喟叹。他对于孤独的感受已经超脱了纯粹的自解，而是转向了一种对于人生定律、生命无常的深邃体会。他深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无论是生命流转还是时空变换，人生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却只能如同远行的过客一般，充满了漫无边际、人生如寄的孤独感和荒漠感。而人生的实质，其实也就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徒留痕迹，一声叹息而已。这种思想囊括在苏轼人生孤独的理解之中，阐发出人生飘零流落的苍凉之感。人活在世间，只是寥寥个体而已，就算是以整个人类群体来说，相对于茫茫宇宙的大孤独大寂寞都是相当渺小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的残酷对每一个清醒之人来说都难以遣悲怀。无论是无人能解的悲哀，还是人生如飘零过客的事实，还是个体在宇宙中的渺小与孤独，从哪一个层面来说，孤独都是难以摆脱的生命课题。

在苏轼身上，有着更加纷繁复杂的人性体现，儒释道三者交融错杂。认识到人生广阔无垠的孤独之外，他对于人间有着难以割舍的留恋。他难以割舍人间温情，在愁思与烦闷之后能够拥有“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的超然旷达，在逆境面前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豪迈泰然，更能在年华逝去春光不再之后有“春色属芜菁”（《望江南·暮春》）的调适。按理说，苏轼作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他面对挫折时强大的调适能力令人惊叹，逆境反而能激发出他身上强大的抗压能力、藐视尘俗的慷慨激昂；但在《水调歌头》入世与出世的纠葛之中，在《醉落魄》“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中，能够窥见苏轼在面对自我的时候孤独与困顿的心境。当他一个人与孤独自处的时候，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悲情，一种无人能解的悲凉，这种伤感也带来了他对于孤独的反思、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的思索和对于生命意识的追求。

四、从悲剧意识到悲悯情怀

《水调歌头》是苏轼内心悲剧意识的体现，他的人生苦难意识和虚幻意识是异常沉重的，但并没有发展到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其落脚点也不是从前人“对政治的退避”转变为“对社会的退避”。苏轼并没有任由自己的悲剧意识自由发展，而是选择从悲剧意识走向悲天悯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以一种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和生命。人生的价值是以既现实又超现实、透过现象而达本体的方式建立的，开篇千古之问的悲剧感在对现实的执着与超越中得到消解。他由悲剧意识而起，转为悲悯的人生情怀。当他把个人命运放置在宇宙时空的大背景之下时，通过超越自身的价值反射人的存在，开始认识到人生和个体生命的不完美，从而有了更多的包容意识，走向了对于人生的超脱。苏轼由己及人，将个体命运与整个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深深浅浅的人生羁绊中，在无可避免的人生悲凉内核下，走向对人类共通命运的理解，走向“千里共婵娟”的悲悯和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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