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纳阐释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2018-03-22 12:03徐王方张魁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8年3期
关键词:生死疲劳译者主体性葛浩文

徐王方 张魁

摘 要:随着文化转向的产生,译者主体性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外翻译界的关注。而笔者采用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中的翻译四步骤,以《生死疲劳》的中英文本为语料,来分析葛浩文如何在翻译过程中追求译者主体性。期望研究结果有助于大家更深入地理解《生死疲劳》英译本,并且能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斯坦纳阐释学理论 葛浩文 《生死疲劳》

一、引言

译者作为沟通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原文本和译文,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桥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它却一直被忽略。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 “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界开始将关注点由语言层面转移到了文化层面。由此引发了许多以文化为出发点的翻译理论对其的研究。以安德烈·勒菲弗尔、苏姗·巴斯奈特(Sussan-Bassnett)、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为代表的“操纵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 理论就提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 ”,指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但是要受到译语文化的社会规范和文学惯例的制约(Bassnet Sussan)。解构理论则提出了文本中“译者主体性”这一普遍现象,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对原文的阐释、转换以及再创造,更表现在译者目的性对原文的操纵。除此以外,还有功能翻译理论、接受美学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也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国内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源于20世纪90年代。袁莉首先提出译者主体性应从理论角度出发。之后许钧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提出翻译主体。在他看来,广义上的翻译主体有作者和读者,但从狭义角度来看,译者就是主体。而查建明、田雨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一文中,就给“译者主体性”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他们也提出译者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基于以上研究,笔者认为译者主体性存在非常大的研究价值,又鉴于翻译界很少有从阐释学翻译理论角度入手,因此本文就借助该理论视角来研讨译者主体性。

二、阐释学翻译理论

阐释学是一门理解和解释文本意义的学科。作为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潮,它历经“神学阐释学”“古典阐释学”“一般阐释学”“本体阐释学”四个阶段,期间也涌现出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施莱尔马赫作为阐释学派的奠基人,确定了阐释学的基本范畴;伽达默尔提出了偏见概念和视域融合的概念,奠定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基础。而乔治·斯坦纳将哲学阐释学运用到了翻译研究当中,形成了系统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他提出的阐释学理论主要就是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提出“理解即翻译”——语言的产生和理解都是翻译的过程。而他的翻译四步骤可以理解为译者本着对作者或是文本的信任,从而尝试突破语言等的限制,侵入原文,再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进行转换融合,取得一定的补偿的过程。笔者也主要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为出发点,来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三、从斯坦纳阐释视角下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葛浩文《生死疲勞》英译本为例

(一)关于《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是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该部小说以主人公六道轮回的经历为线索,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五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魔幻与现实的结合,使得该部作品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信任

信任是斯坦纳阐释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简单来说,就是译者对作者或是文本内容能够产生共鸣,认为其存在翻译的价值。葛浩文也说过:我就是喜欢自己感兴趣的作家,翻译也喜欢选择自己钟爱的作家的作品。而他选择莫言,也恰好印证了对这位作家的欣赏,以及对其作品的认可。这就为两人的合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侵入

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展现译者主体性除了要突破本民族文化、语言等的限制,也要注意原文内涵的忠实性和译文的可读性。这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求译者不得不采取某些“侵入”措施。何为侵入?在斯坦纳看来,侵入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域无法避免的攻击。也就是说侵入要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适当修改或是改写,找出原文精髓所在。

例1:《生死疲劳》中人物名字的英译:

以上表格中的四个人名——“蓝解放”“黄互助”“黄合作”“庞抗美”,是非常具有时代感的名字,象征了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在中国读者看来,无非是与“解放战争”“互助合作”“抗美援朝”有关。而葛浩文在了解中国历史的基础上,也考虑到译文读者缺乏这一文化背景,故而直接采用拼音来展开翻译。毕竟名字也只是让读者区分人物的代号,相比在故事开头添加繁琐的解释,拼音翻译反而更方便。

例2:“椅子旁边,是八仙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五子祝寿图。图的后边,就是夹壁墙,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一两重的金锞子二十个……”

译文:Next to that chair was an octagonal table… writing bush, ink stick, ink slab and paper…was a longevity scroll…in which forty silver coins weighing fifty ounces, twenty gold ingots each weighing an ounce…

在该例句中,原文出现了许多“中国化”的词汇。例如源于虞氏时代的“八仙桌”;用于指代笔墨纸砚的“文房四宝”;代表长寿的“五子祝寿图”;中国古代货币“银元宝”“金锞子”。而这些词汇对于英语国家读者来说是确实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因此葛浩文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对这些词汇进行了改写翻译。他采用归化的方式,延伸和拓展这些词汇的意义,使得译文更加直白。“八仙”译为“八边”;“文房四宝”译为“笔墨纸砚”;“五子祝寿图”译为“长寿”,就连“银元宝”“金锞子”也用具体的货币单位来体现。这样的翻译手法,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文内涵,又不至于让目的语读者感到云里雾里。

(四)吸收

斯坦纳阐释学中的第三阶段就是吸收。那么译者要如何做到对原文的吸收呢?其实也就是通过移植的方式,把原文的形式和意思通过归化或异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葛浩文曾说他努力地贴近原文的语言风格、语法结构,但有时候为了文本的可读性,译者不得不把标准的汉语译成标准的英语。而这其实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在吸收阶段,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会出现两种效果:第一种是消化性的译文,即译者在了解原文后,为其注入新的活力;第二种是感染性的译文,即译文受到译入语感染,某种程度上仍旧保持译入语的用语,处于陌生和边缘化的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应辩证地看待译文的消化和感染问题。

例3:“西门闹,第一次土改时,你的小恩小惠、假仁假义蒙蔽了群众,使你得以蒙混过关,这次,你是煮熟的螃蟹难横行了,你是瓮中之鳖难逃脱了,你搜刮民财,剥削有方,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罪大恶极……”

译文:Ximen Nao…you managed to get by with your deceptive petty favors and phony charity, but this time youre a cooked crab that can not longer sidle your way around, a turtle in a jar with no way out.

葛浩文明确主张:忠实前提至关重要,但译者也应为目的语读者而译。例3恰好验证了他这一观点。例3出现了汉语中的成语和俗语。“小恩小惠”指给人一些微小的好处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假仁假义”表示假装的仁义道德。葛浩文利用“deceptive”和“phony”精炼地表达了洪泰岳对西门闹的控诉。俗语“煮熟的螃蟹难横行”和“瓮中之鳖难逃脱”表示无所遁形的意思。虽然葛浩文直接按照原文进行了翻译,但“not longer sidle your way around”和“no way out”令译文读者在理解上不成问题。

例4:“阎王扔下一块朱红色的三角形令牌,用颇不耐烦的腔调说:‘牛头马面,送他回去吧!”

译文:Lord Yama…commanded:“Ox Head and Horse Face, send him back.”

例5:“在他们前边,是村里的牛鬼蛇神走资派。洪泰岳躲过了‘四清……”

译文:They were preceded by the village ox-demons and snake-spirits, and the capitali-roaders. Hong Taiyue had managed to slip by during the Four Clean-ups…

“牛头马面”指迷信传说中的两个鬼卒,一个头像牛,一个头像马。葛浩文把它译成了“Ox Head and Horse Face”。在汉语读者眼中,这是个很简单的词。对译文读者,译文却像是词的拼凑,根本构不成完整的意义。例5中“牛鬼蛇神”的翻譯也是同样的效果。“牛鬼蛇神”的译文居然是“ox-demons and snake-spirits”。这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四清”的翻译更加直白,即 “the Four Clean-ups”。但实际上“四清”是指1963年至1966年,在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运动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这样的译文让那些缺乏有关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在理解上会产生很大的难度。对此,葛浩文认为译者的责任就是“忠实再造”,他本人就是一个“再创作者”。以上两个例子在坚持原文用语前提下,却创造了译入语文化中的“新词”,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

(五)补偿

在经过侵入和吸收两个步骤之后,译文会出现偏向原文或者译文的现象,也就是原语和译入语之间没有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时译者就要通过补偿来消除不平衡。斯坦纳承认该阶段是“翻译行当和翻译品行的头等要事”,可见它相当重要。

例6:译文:The Buddha said:“Transmigration wearies owing to mundane desires; Few desires and inaction bring peace to the mind.”

这句话只出现在《生死疲劳》英译本的开头处。仔细对照翻译原文和译文,会发现原文中根本不存在该句话。而葛浩文却将它添加到了译本中,实际就是主体性的发挥。在中国佛教文化较为广泛,但西方文化中更多的是像基督教一类的宗教信仰。葛浩文这一补偿手法不仅为译文读者理解文本内容做了铺垫,也用“轮回”一词提示了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

例7:“你这个六亲不认、恩将仇报的地主羔子!”

译文:Youre a landlords kid with no sense of friendship, someone who repays kindness with hatred.

例7是译者具体化补偿手法的体现。具体化就是将原文中模糊化或者广泛化的词语译得更加准确。“六亲不认”原义是不重天伦,不通人情,不认亲朋好友,对亲属都不顾。葛浩文把“六亲”直接改成了

“friendship”,展现了“西门金龙”和“我”之间的友谊关系,让故事人物的情感更有指向性。

例8:“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

译文:Not a word of repentance escaped my lips …

for which I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an iron man.

例8中“硬汉子”改译为“iron man”是替换补偿方式。译文读者可能不理解“硬汉”,但谈到“iron man”,想必一个伟岸的形象会立马浮现在脑海。选用替换翻译方法,葛浩文更能唤起译文读者的共鸣。

四、结语

译者作为语言之间重要的传输者,对原文和译文担负着极大的责任,因此就需要时刻发挥主体性作用。本文在斯坦纳阐释学理论上,对《生死疲劳》中英文本开展了具体案例分析,以期得到更多有关译者主体性的实例举证。但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理论更多停留在语言等表象问题上,缺乏实际可操作性。通过本文,笔者希望阐释学理论能在将来为翻译活动提供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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