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罪魁，或永恒之“异”的文学

将对先锋文学历史遗产与债务的思考放在整个当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浮沉的脉络中来考察，进而勾连起“纯文学”与文学自主性的经验与教训的历史议题，是在文学现实感骤然匮乏的今天亟须面对的问题。作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反叛者，“异质性”的“先锋文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其“纯文学”的审美诉求客观上造成的“去政治化”的文学方式，又须对文学与现实脱节的现状负责。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反思“纯文学”弊端的同时，亦不能过于绝对，仍须辩证地审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探寻更有效的释放其批判能量的路径，这也是今天作为永恒之“异”的先锋文学的意义所在。

一

我们在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接受脉络时会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中被看作“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西方现代主义，经过1980年代文化逻辑的转换，成了当时“世界文学”最前沿的标志，这一“先进文化”被作为反叛传统现实主义规范最有效的文学资源。让我们看看茅盾的《夜读偶记》，再看看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历史的脉络已然清晰。

对于中国当代的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倡导者来说，首先当然是为了补上现代主义这一课，并积极在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建立联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蔚为大观的重要原因。这也就像余华所表达的，“我们今天的文学已经和世界文学趋向了和谐， 我们的先锋文学的意义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