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画《黄兴创办华兴会》赏析

刘兴国

艺术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艺术家就面临着选择，一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端走向形式主义的极致，一种是在现实主义的另一端深入到社会的细胞之中，成为历史的见证。作为湖南省文化厅首批签约美术家入选“湖南百年”的丝网版画《黄兴创办华兴会》，是黄元强为主的艺术家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创作的又一精品。

黄元强，1956年出生于湖南桂阳。郴州师专美术系毕业，后赴西安美院版画系深造。师承李习勤教授，水彩画拜师张举毅先生，水墨画受美术大师黄永玉先生指点。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斩获大奖，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深圳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及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等地藝术机构或个人收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理事，湖南省版画艺委会学术秘书长、郴州书画院创始人、湘南学院客座教授、郴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湖南省文化厅首批签约美术家、郴州民进会员，曾任郴州市第一届、第二届政协委员。先后荣获湖南省优秀美术工作者、湖南省美术组织工作优秀组织者称号。

华兴会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会长为黄兴，副会长为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等人。

1903年5月，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国，进行革命活动。1903年11月4日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会员达数百人，多属知识分子。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

华兴会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黄兴。黄兴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东乡（今属长沙县东乡）。原名黄轸，字廑午（一作庆午）。在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中，他改名为兴，宇克强，其后即以此着称。他早年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黄兴被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这时，黄兴的思想逐渐向革命转化，感觉要救中国“非先从事种族革命，必无改变国体、政体之可言”，并因坚毅笃实、成熟稳重、注重实干，富有组织才干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进步留学生的敬重与爱戴。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黄兴被选为义勇队的教导官，后又被推为军国民教育会会计。1903年，黄兴以“运动员”身份回国负责筹划两湖地区反清斗争，开始了他伟大的革命实践。

黄兴离日归国，先到上海，结识了包括《苏报》主编长沙人章士钊在内的大批新派人士。随后，便受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先期留学生、长沙明德学堂校长胡元倓之聘，经武昌回到长沙。

黄兴在居留长沙的岁月里，利用明德学堂教员的身份，创办了一所名为“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一时“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此外又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还与社会上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取得了广泛的联系。数月之间，便打下了创建革命团体的基础。

黄兴的活动遭到了地方保守绅士的控告，幸而有明德校董龙璋（长沙府攸县人）等人的担保才得以解围。此后，为了以全部时间致力于革命，也为了不使明德学堂遭受牵连，黄兴辞去了他在明德的教师职务。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 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会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随着华兴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参加人数的迅速增加，其领导者便开始筹划武装起义，准备择机发难。

1904 年初春的一个风雪之夜，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 l1月16日慈禧太后70寿辰、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起事。省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并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省城外由哥老会分兵5路响应，向长沙进军。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同时相约湖北革命党人届时响应，占领两湖，再图北伐，直捣幽燕。归途中，黄兴满怀革命豪情，即兴高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

随后，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集资筹款，购买枪校，印发革命书刊，加强联络工作，一场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那天，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会热闹非凡，刘揆一受黄兴的委派在此主持了庄严的授将仪式，正式封马福益为少将，并授予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其时，观者如潮，大家情绪极为振奋，议定只等上海大批军械运到，即提前起义。

然而，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败类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顿时，长沙城内缇骑四出，一片恐怖。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黄兴转移至圣公会后楼，藏匿将近一周的时间。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革命同志的措施后，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马福益走避湘西，于次年谋再举义，事败被捕，1905年4月20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40岁。至此，华兴会在国内的活动基本终止。

1905年7月，黄兴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支持孙中山倡议，合组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他是盟书审定人和章程起草人之一。1905年8月13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为总理，他为执行部庶务，是第二号领袖人物，“总理缺席时，有全权主持会务”。革命党人并称他们两人为“孙黄”。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担负着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重任。他一边主持东京本部的工作，一边派人潜回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的浏、醴、萍起义声势浩大，义军发展到3万多人。他在日本尤其注意做好陆军士官生的工作，掌握了上百名士官生同盟会员，使他们以后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力量。同盟会干部多次要求他替代孙中山任同盟会总理，他从大局出发，主动做工作，维护同盟会的团结和统一。他指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应倾心拥护。”

为了推翻满清反动统治，他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香港、广西、安南，先后领导钦州、防城、镇南关、湘桂边界、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再接再厉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同清朝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孙中山在湘军讲演时高度评价大破清兵的钦州、云南之役：“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1911年4月27日，他集中精锐力量发动广州起义，准备了绝笔书，带头冲锋陷阵，率敢死队进攻总督府，右手被打断两指，幸免于难。72名死难烈士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其惊天动地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也开始敲响清朝灭亡的丧钟。

他从悲愤欲绝中迅即振作起来，又筹备在中国中部武汉地区的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暴动，他马上驰奔武汉。起义军都督府得知他抵达，兴奋地打出一面大旗，上书“黄兴到”，在城内外跑马宣传，鼓舞军心。他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在前线督师，冒着枪林弹雨，领导革命军同清军展开了激战。尽管迭次从汉口、汉阳退守，但是在幾十天的浴血保卫战中，革命军挫尽清朝军队的锐气，促成湘、陕等10余省相继宣布独立，从根本上瓦解了清王朝的统治。正如中国同盟会一些元老所言：坚守汉阳，以促各省民军之继起，此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功不能不归诸克强矣！

1911年12月1日抵上海。南京攻克后，众人推黄兴出任大元帅，赴南京组织中央政府，他坚辞不就，力主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内部应团结一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陆军部总长、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辅佐孙中山，实际上承担着政府总理和军事统帅的职责，一身系民国之安危。辛亥革命胜利后，仍埋伏着许多危机，革命队伍发生了大分化，袁世凯乘机篡夺了革命果实。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任理事。1913年他目睹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的惨剧，开始看清袁世凯的本质。二次革命爆发，他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他不同意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意见，遂赴美国，进行革命宣传，揭露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争取海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派自己的儿子和秘书回国，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战争。

1916年7月，在各方电邀之下，他抵达上海，与孙中山重新取得一致立场和行动，团结国民党员，建设中华民国。因长年累月为革命事业奔波，积劳成疾，由胃溃疡导致胃血管破裂，1916年10月31日逝世于上海，终年42岁。孙中山主持治丧活动，领衔发出《黄兴逝世通告》，称赞他是肇建民国的柱石。北京政府褒扬他一生缔造共和，功在国家，准予国葬。1917年4月15日，他的灵枢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孙中山说：“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章太炎撰联赞其开创民主共和的伟大历史功绩：“元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他著述颇丰，后人辑有《黄兴集》存世。（注：以上关于黄兴的史实主要参考自《二十世纪湖南人物》和百度百科）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文件，但从事后各种记载中表明，其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国民革命”。黄兴在与周震鳞等印发《血泪书》中号召“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而就华兴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陈天华、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当时思想言论来看，也都显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

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并对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培养了一大批进度青年，使民主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华兴会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个地域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她推动了内地其他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了真实的还原和刻画出黄兴与华兴会的历史场景，黄元强将艺术家的情感和灵感元素巧妙结合，将传统与现代、具象与抽象有机融合，很好地把握住作品构思的命脉、形象及意境，并且发挥了丝网版画特有的艺术魅力。

丝网版画有着自身的审美特性。它与其他版画形式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不用考虑版面形象在方向性上的区别，可以用不直接磨损网版而进行补漏式的表达艺术形象。众所周知，版画最基本的审美角度是有版本带来的“印痕美”，版本不同，印痕自然也有区别。丝网版画印痕的视觉感在于“印痕”与“印痕”间的组合所产生的整体画面效果。其优势在于发挥它均匀整齐色面的重叠、渐变，以及艳丽的色彩组合所产生出的其它版种无法达到的层次丰富和多变透亮的美感。可以说丝网版画更多的是重视色彩设计与形式构成的和谐统一。

《黄兴创办华兴会》这张作品，首先在形式感上，采用了一定的巧思。画面由三部分组成：中间的一幅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体表达黄兴与华兴会的历史关系，而两边则搭配以黄兴手书的对联。这种类似于中国传统中堂形式的设计，不但体现了艺术家古为今用的巧妙构思，也在深化主题上更近了一步。这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文字与图像的配合。我们知道，文字是表达概念最直接的方式，它弥补了图像在含义上的某些不确定性。黄兴手书对联的内容“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将华兴会创办的精神指向更加的明确化了。

具体来看画面的中幅，艺术家以民国时期的风云巨变和华兴会成立时的历史图像作为背景，黄兴立于画面的右方，顶天立地的形象几乎占据了中幅的1/2，但放置于全幅的比例却极其的协调。这也说明了艺术家虽然对于画面的形式进行了精心的思索，而且是站在全局上进行考虑的。我们再看作品在色彩上的运用，它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手段，在丝网版画中起着举足轻重中的作用。画面中，艺术家以灰暗的色彩表达背景，而以明亮的对比色表现主体人物。色彩的明度和纯度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加强，使上方1/3处的画面笼罩于橙红色的光明之中。这种色彩的心理暗示使受众在品读画面时产生了丰富的内心情感。其实，画面中最精彩的是灰暗部的色彩层次处理。这其中既要体现出物象的丰富变化，又要将色彩的运用纳入到整体的对比里，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一片混沌和单调乏味的错误之中！ 显然，艺术家的表现，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综上所述，艺术家黄元强先生通过对人物层次的表现与形式构成的巧思，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凸显艺术的灵魂;将技巧与艺术表现力和自己的审美品质与修养完美地再现于创作之中。他用独特的艺术构思，将自己对革命先驱无限的景仰与崇敬融入刻刀，再现了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敢为天下先”的雄韬伟略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浓厚的情感语境元素、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