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视域下的冯至《十四行集》

内容摘要：本文用阐释学的理论分析了冯至的《十四行集》，对作品艺术内涵理解多元化的合理性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受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制，当时的诗歌阐释者主要看到了其与西方诗歌的密切联系，而忽略了其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冯至超越了纯粹的西方传统或东方传统，创造了中国知识者的生存范式。

关键词：阐释学 视域 冯至 十四行诗

中国的现代汉语诗歌运动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近代的现代诗人几乎都是从西方浪漫派和现代诗歌潮流中吸取营养和诗歌的观念，开始自己的创作实践。诗人闻一多则在诗歌格律和形式方面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他认真模仿西方各种诗歌形式，西方的十四行诗体（Sonnet）也是在这时引进来的，闻一多先生还为它起了一个的中国名字叫“商籁体”。这种诗体起源于意大利民间，十四世纪通过但丁和彼特拉克等大师的精心改进，达到完美的境界，成为一种格律谨严的诗体。汉语创作的十四行诗歌中以冯至的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最为出色，鲁迅曾经对冯至的诗歌爱护备至，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一.穿越时空、超越个体经验的洞察力

冯至曾表示他的《十四行集》是在里尔克的《致奥尔佛斯的十四行诗》直接影响下写成的。①将冯至的十四行诗放在用阐释学的视域下进行解读，无疑能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其诗歌内涵。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认为，阐释“视域”决定阐释行为，文本主体与阐释主体各自的思想视野均受限于其“生存”的“文化语境”，其中限制文本主体思想视野投射的“文化语境”通常被称之为“原初视域”，限制阐释主体思想视野投射的“文化语境”通常被称之为“当下视域”。有学者认为，“只有当两个历史背景，即解释者的‘先见和被理解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②这里的“先见”就是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内容”就是文本主体的“原初视域”。只有文本主体的“原初视域”与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实现了“视域的融合”，真正的理解才能发生。

在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中，文本主体和阐释主体之间不是主客对峙的矛盾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存在论”关系；在阐释过程中，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和文本主体的“原初视域”之间并非“覆盖“吞噬”的敌我关系，而是既互相平等而又互相依存的“对话”关系。只有当这两方“视域”实现了“融合”并产生了“崭新的视域”，而这方“崭新的视域”又被阐释者所拥有的时候，真正有效的阐释行为才可能发生。由于文本的“原初视域”相对稳定，阐释主体的“当下视域”则永远变动不居，即“一代有一代之视域”，因此，阐释主体对文本主体的阐释永无止境。

受“五四”时期特定的“视域”制约，当时的批评者对冯至的十四行诗多不以为然。对于十四行诗，“五四”阐释者所拥有的“当下视域”远远不能揭示问题的全部。对于处处满溢着肤浅的感情表露的抗战诗，冯至的十四行诗不仅显得深奥难懂，而且人们也不习惯这种思索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所以，冯至的《十四行集》只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在一部分教师和学生中得到称赞，后来在官方文学史上就很少被提及，有些进步诗人如何其芳等人甚至还对它颇有贬词。

在战火纷飞的离乱之中，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昔日的幻梦。诗人把对战争岁月中人的命运的理解放在广阔的时空高度和人性向度中去理解。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战争的突然来临打碎了一部分人以自我中心的人生迷梦，使不同的人们由于战争灾难而表现出一种不由自主的聚合与靠拢，如那“不同的河水/融化一片大海”（《十四行集·七》），这是站在民族危急关头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必须作出的义无反顾的选择，因为“有同样的警醒/在我们的心头/是同样的运命/在我们的肩头”（《十四行集·五》）。

这种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范围，使人联想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担当与忧思，从而使這些警醒与思虑获得了更为普遍而超越的意义。诗人同时又以预见未来般的深刻提醒人们，“要爱惜这个警醒/要爱惜这个运命/不要到危险过去/那些分歧的街衙/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十四行集·五》。这是对人类群体由于灾难过去之后容易出现的疏松、散漫、自私的警告与忧虑，对人类惰性与劣根性的一种深刻洞察与揭示。

鲁迅对于冯至的创作有过深刻的评价：说他们“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特莱尔、安特莱夫们所安排的。”③这里所指的“‘世纪末的果汁”，在冯至的创作里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诗人

冯至1930年至193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里尔克和歌德、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冲击和改变了他的文学观。归国后他一直没有间断对里尔克诗歌的翻译，并且他的翻译作品应该说至今无人能媲美。《十四行集》中，诗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对生与死的沉思、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等等都与存在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冯至把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熔铸于他的审美心理与生命体验，与他即成的文化心理、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等原初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冯至的原初视域中沉淀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对冯至本人接受存在主义观念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些是他有所自觉，在文章和诗中有所陈述，而另一些则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作者没有意识到得“原初视域”。外来文化理念与主体的情感体验相吻合，或者经过了接受主体的改造与“误读”，才会进入作家的生命体验之中。因此，一个接受主体面对异质文化，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的领会与理解。冯至正是以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哲学，因此在《十四行集》讴歌梵高的同时，也敬仰鲁迅，礼赞歌德，也崇敬杜甫。冯至把歌德与杜甫放在一起比较，谈到两位大诗人的同和异、诗与政治、诗与自然；对比了歌德与杜甫对自然的把握：歌德由热切的赞颂自然到静的观察和研究自然，将从自然中得到的规律和启示用到人生和文学上，而杜甫对于自然也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将其深厚的情感熔铸成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在诗歌中反映了“收缩与扩展的规律”。

以传统儒家群体为原初视域的冯至，对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积极地加以扬弃，把独立的个体引导至社会与群体的值阈中。《十四行集》中内蕴的是一种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自我与他人的融合，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因此，存在主义虽然影响了冯至，但在一定程度上被原初视域所融合。但这两者不是简单的调和，而是一种成熟的主体创造，是新的生命意识的产生。

冯至《十四行集》中这种崭新的生命意识，在第一首《我们准备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得以实现，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第五首《威尼斯》中一座座“寂寞”的岛屿，并没有陷入封闭与伤感的泥淖，而是让人理解到每個人都承担着作为独立生命主体的责任和使命。在《给一个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梵高》、《歌德》中，诗人对他们个体的奋斗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在《鼠曲草》中，诗人在渺小的鼠曲草身上发现了她的“洁白”和“高贵”，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在理解中表示赞和同欣赏却没有一味地膜拜。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承载和延续，更有着一种真正的人道精神和生命意识。

冯至的沉思既没有走向传统，也没有走入西方现代主义的困境，这种价值取向既是对西方个体本位和儒家群体本位的继承，又是对两种传统的超越和创新。纵观27首《十四行集》，诗人这种充满智慧与沉思的诗歌风格，确实得益于歌德、里尔克等人，但又有着盛唐和宋诗风骨的融汇。

迦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的过程中将两种“视域”交融在一起，达到“视域融合”。“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可以说任何视界都是流动生成的，任何理解都是敞开的过程，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我视界的超越”。④基于这样的观点，纵观冯至《十四行集》，现在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是冯至在理解与领会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所获得的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参考文献

①冯至.1999《冯至全集》[M].河北教育出版社，第五卷97页

②殷鼎.1998《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书店，262

③鲁迅.198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收《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卷242-243

④王岳川.2003《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94

（作者介绍：熊丽泓，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