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诗歌思想艺术价值看发展的局限

内容摘要：打工诗歌在21世纪初，对其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并且如何对其进行评价争论不断。近几年来，打工诗歌逐渐沉寂，很难再掀起争论热潮，其创作量也逐渐下降。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打工诗歌的局限性有关。不可否认的是打工诗歌在当代文学中有一定的文学地位并且其也能彰显时代精神与现实意义，但是打工诗歌过度关注苦难，题材有限，叙述方式的片面化，不重视诗歌表现技巧，甚至发展到后来，其反映社会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这些因素限制了打工诗歌发展。

关键词：打工诗歌 思想艺术价值 底层文学

2017年4月，《我是范雨素》在网络爆红，把底层文学又拉进了人们的视野。作为底层文学的组成部分，“打工诗歌”最近几年的发展显得有些沉寂。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打工诗歌的思想艺术的成就，来窥探其发展所受到的局限性，给打工诗歌的创作提供警示，希望其能更好的发展。打工诗歌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21世纪初，张未民的《关于在生存中写作》、蒋述卓的《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柳冬妩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等等均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几位作者以自己的视角言说了对打工诗歌的看法。本文意义在于通过对打工诗歌思想艺术价值的评价，指出打工诗歌的局限性，能为打工诗歌的创作提供启示。

一.过度关注苦难，思想内涵浮夸

打工诗歌是反映社会底层打工者所经受的苦难，描绘社会现实，表现底层人民的情感经历思想状况。通过对苦难的描写，展示底层人民面对苦难的乐观精神和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这一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部分打工诗歌，过度渲染底层人民的苦难，表现一种哀怨自怜，甚至有借诗歌以展现苦难，来博取关注与同情的嫌疑，思想上就显得矫情与浮夸甚至走向虚伪，思想的深度就因此而降低，因而这是打工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许强的《为千万打工者立碑》：“许多躺在南中国这块砧板上的虚弱词语/被一个时代的笔捉住/小心翼翼片片切开/加两滴鲜血三钱泪水四勺失眠/从青春的体内提取无形的核能/用几千万颗漂泊的头颅在南方大地上一擦/一锅打工生活顿时沸腾起来/被剥了皮的打工故事在锅中/翻滚呻吟/在别人的城市中/只能戴着脚镣手铐/在砧板上和热锅中/一点点耗尽自已的青春……一双双筷箸决定了多少打工人的命运/为什么我们敞开的喉咙声尽力竭发不出声音/为什么我们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们喉咙发出的声音喊不回脸朝背面的公道/为什么劳动法只是举着利剑的雕塑”这首诗对打工者的生存状况进行描绘，我们承认底层打工者生活的艰辛，但是过度描绘这种艰辛反而让人觉得造作。诗中“多少被机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对遭受极端的不幸得人数进行了夸张，过分渲染自己经历的苦难与不公，对法律还进行了控诉。打工者经历的苦难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对其经受的苦难过度关注，自我哀怜，充满哀怨，似乎全民族的苦难只有这一个群体在承受，这种思想通过诗歌反映出来，显得十分狭隘。

如果说上一首诗是对底层打工者肉体上的苦难的展示，刘大程的诗歌就是在表现这一群体在精神上所受到的不公。诗人写道：“我的才华生不逢时，我的激情横遭打击/我的理想被人摧残，我的人格受人蔑视/我不奢望豪宅名车/只求健康和自由，平静和淡泊”这里的“豪宅名车”是借代金钱，诗人既然对金钱没有向往，标榜宁静淡然，大可以回农村去，又何必在城市中遭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呢。每一个来城市的打工者若不是怀揣淘金梦，又何必背景离乡、经受苦难呢？作者把这一目的进行掩饰，自怜和自恋情绪被发挥到极致。这种诗歌就走上了虚伪的一端，思想价值不复存在。

老刀对打工诗歌评价：“打工诗歌的缺陷都是显而易见的，它关注底层苦难，也过度渲染与夸大了这种苦难，就显得矫情、夸张、刻意虚张声势。”①打工诗歌发展的局限之一，就是打工诗人群体对自身所经历的苦难过度关注，而仅仅停留在表现苦难，缺少展示对这些苦难超越的精神。所以其思想价值可能是被高估了。

二.题材狭窄，制约打工诗歌发展

翻开打工诗歌，“到处是漂泊孤独的灵魂，到处是为富不仁的老板，到处是流着血泪的冤案，到处是对故乡桑梓的眷念。”①打工诗歌所表现出来的题材十分狭窄，一旦这些题材被开采殆尽，那么这种诗歌形式就处于衰亡的危险之中。

（一）题材分类

第一类，是书写打工者尴尬的身份处境。打工者从农村进入一个城市后，既丢失了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身份，同时也得不到城市的认可，甚至在城市中遭受种种歧视。以这种尴尬的身份所创造出来的诗歌，充满着痛苦愤懑地情感，表现的社会问题有社保问题，税收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等。例如左河水《鹧鸪天·少年打工》：“掩泪辍学别母亲，几番流浪获工薪。日暮疲惫如霜打，夜半自读若踏春。别忘我，梦中人，万千离恨为脱贫。仰天长啸迷蒙月，何日天涯返小村？”表现了对自己处境的尴尬。“如何不做个农民，如何做回个农民？”这是这群打工者心中最大的困惑，通过诗歌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

第二类，书写的是生存状况的艰难。这是打工诗歌最为普遍的一个题材。通过诗歌来反映他们所经受的苦难，直面社会现实。例如李以亮的《一些人，一些事》，妻子在打工過程中丢掉了性命，而合理的赔偿却变成一个幸运的事，一个好老板的恩赐，将打工者生活的辛酸表现得淋漓精致。

第三类，书写的是思乡的情感。打工者对于家乡具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却不能回家，因此而产生的强烈的感情。家禾《渴望定到一张这样的火车票》。

第四类，打工过程中的喜悦。打工者在打工过程中，偶有喜悦快乐之情。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时期的农民工，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全国劳模，有的通过打工有了技术甚至成为了企业家。这一时期打工诗词的内容也有了拓展。如左河水描写打工劳模的鹧鸪天词《打工妹》，写打工创业者成为城市市民的词《鹧鸪天·农民工创业》等等。

（二）题材的狭窄限制打工诗歌发展

如上所述，打工诗歌就包含以上四个题材类型，虽然打工诗歌的量比较大，因为人人可写，但表现的题材方面十分狭窄。而且，其题材未来拓展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打工诗人这个群体生活经历是有限的，而且他们看待社会生活的角度也是固定不变的，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

三.愤怒的情绪使叙述方式走向单一

打工诗歌里表现出来的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情感浓烈，喷发而出，在这种感情洪流之下，打工诗人不自觉地认为呈现感情的方式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忽视了叙述方式，使得叙述方式过于简单直白，平铺直叙，仅仅流于“控诉”或者宣泄情感，降低了艺术性。例如谢湘南的《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龚忠会/女/20岁/江西吉安人/工卡号：z0264/部门：注塑/工种：啤机/入厂时间：970824/啤塑时，产品未落，安全门/未开/从侧面伸手入模内脱/产品。手/触动/安全门/合模时/压烂/中指及无名指/中指2节，无名指1节/属“违反工厂安全操作规程”/据说/她的手经常被机器烫出泡/据说/她已连续工作了十二小时/据说事发后她/没哭也没/喊叫她握着手指/走/事发当时无人/目睹现场”，这种类似于流水账的记录内容直接以诗的形式展现，这种诗歌的艺术价值很低。

并且打工诗歌表达的情感仅仅是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对于生活遭遇的哀怨，而没有展示超脱于这些情感之上的战胜苦难的精神。而且这种愤怒的情感自始至终都很强烈，其它的精神内涵就会被掩盖，反而其文学审美价值会降低。好的诗歌作品受到人民的推崇，是由于从中能感受到蓬勃的生命的力量，并且高于仅仅展示“苦难”的以诉苦为叙述方式的诗歌。打工诗歌应提高对自我的反思，在走出愤怒和哀怨情绪之后，在沉静中反思，用一种透彻明了的心态看待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并且重视诗歌的叙述方式，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诗的艺术审美价值。

四.过分忽视技巧，使得审美价值低

打工诗歌，由于诗人群体大部分是底层人员，注重诗歌内容的表现，而过分忽视诗歌表达技巧的重要性，而这种倾向带来的后果就是，诗歌的艺术性低，时过境迁这类型诗歌就会被淹没掉。打工诗人卢卫平自己承认：“我的诗，自始至终关注着现实，体验着我所经历的一切，感受着当下各种可能的生存状态。……面对日常生活，我从未把自己看成诗人。从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是活着。”卢卫平的“从未把自己看成诗人”。打工诗人群体，自己揭示了从未以创作“诗”的状态去写，不过是对自己“活着”的记载，只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样最基本的情感呈现。这样过于重视“有感而发”，直接呈现生活状态，而忽视使用诗歌技巧或者对诗歌使用技巧的蔑视，使得诗歌的审美价值降低。例如张守刚《桥头巷》中的一节：“那些白天闭门不出的女人/娇艳的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她们铜锈的目光里闪着欲火/一个形容狠琐的糟老头/避开老伴的唠叨/正与她们如胶似漆的打情骂俏/在她们的暗示下/他始终不愿拘出钱来/身上仅有的一点钱是留着明天喝酒的/桥头巷啊桥头巷/一个想入非非的异乡少年/在这里痛快地失去贞洁/这一次/刚好花掉他在流水线上/五天的工资”这首诗，折射了打工者生存的状态，在内容表达是清晰的，但是我们会产生疑问，它的審美价值何在？语言上的审美价值几乎不存在。

如果我们认为，底层诗歌具有了现实精神就可以忽略诗歌技巧和审美原则，这是非常可怕的。王永在《“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中认为诗歌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诗歌对政治和社会伦理问题的如何介入。”②王永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个体主体性的重要性和语言对诗歌的本质价值，他认为“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正是显示政治和其它文化制度的最终目的。”田禾的《路过民工食堂》、王夫刚的《蹲在广州东站痛哭的返乡民工》、江一郎的《挤车的民工》《火车就要来了》、陈先发的《煤矿》《轮胎厂4号窗口之歌》、谢湘南的《零点的搬运工》《呼吸》、刘川的《拯救火车》等诗都呈现了民工艰辛、混乱、苦难的生活境况，除了内容上因现实主义的精神可以称赞外，这些诗歌都丧失“诗”性，都是铺陈、粗糙、表面呈现，是内涵上过于“轻”、诗歌艺术上过于“平”、语言上过于“白”丢失掉了诗歌的审美性。

王士强分析的：“‘打工诗歌作品大多数的确并无特殊之处，甚至不无复制、投机的成分，许多写作流于概念化、模式化，仅仅是在浅层次地摹写现实表象，变成了世相的积累和苦难的堆积，并没有真正的穿透性，艺术层面的加工与提升不够。……题材上的真实并未转化成艺术上的真实。而作为诗歌，‘诗之为诗的艺术特征和本体自律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关于现实性、关于社会责任与担当的书写值得提倡具有较大意义的话，那么诗歌本身的语言、形式、技艺、修辞等层面的因素则是诗歌的一种基础和前提，舍此则容易成为空中楼阁。”③对于这种观点，我是十分赞成的。打工诗歌对于诗歌表现技巧的忽视，降低了其艺术价值，若继续对这个缺陷视而不见，打工诗歌就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五.反映底层真实性的失真

（一）打工群体分类

打工诗人群体分为两类，一是打工诗的期初，诗人群体是打工者自身，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经历描绘现实。到后来，有专业性的诗人加入，代替底层打工者发声，这类使人有还有左河水、杨成军、柳冬妩等。

蒋述卓曾说写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已不是社会底层至少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艰辛和生存困境，其作品往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有时往往也不免有俯视的感觉，有的还对底层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多少带有一些臆想的成分，有的流露出过于同情的意味。另一类则是由本身就处于底层的写作者即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务工的打工者所写的‘打工文学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由于他们有亲历的体验，会更让人感觉到平实。有的为了给自己打气，反而更趋理想化一些。”④尽管有两类写作者的不同表达，但底层意识在精神内涵上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二）“被代言现象”

打工诗歌中许多诗人成为“打工群体”的代言人，他们以“我们”写诗，如辛酉《我们这些“鸟人”》：“我们这些居无定所的人/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人/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我们这些漂泊的人/我们这些黄土地养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义/背叛了黄土地的人/我们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却屡遭排斥的外来人/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却被称为农民的人/我们这些奔波在季节里的人。/我们这些像候鸟一样的人/我们这些——‘鸟人”，为打工者群体描画了一幅“鸟人像”。许强则更直接“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为几千万打工者立碑》）

底层打工者被代言，根据罗小风的分类，分为俯视代言和平视代言。两者都可能扭曲灾难、底层的本相，不无臆想的成分，那个“现实”与现实本相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具有某些不真实性。有的打工者、底层为了吸引眼球，引起关注，故意夸大苦难，扭曲事实；有的则“为了给自己打气，反而更趋理想化”，大都有“失真”的可能。

（三）对打工诗歌的负面影响

刘旭分析了被代言现象，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是容易将底层写作引入误区。“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⑤其二，底层人民被代言的现象的产生，使学者们对代言身份背后所遮蔽的底层生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即对底层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产生了怀疑。若打工诗歌连反映社会真实性都被打折扣的话，打工诗歌的发展将会走向尽头。

六.结语

对于打工诗歌存在价值的评价杨清发提出一种观点：“当年几位湖畔诗人的诗歌并未具有很高的艺术造，但他们都被写进了文学史，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创作给当时诗坛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文学是需要不断渗入新的元素来激活，我认为，打工诗歌的文学意义与价值也在于此。”⑥简而言之，杨清发认为，打工诗歌的文学意义在于，它给文学注入了新的元素，可以激活文学。我们必须承认打工诗歌给当代文学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应看到它的缺点，比如过度关注苦难，题材有限，叙述方式的片面化，不重视诗歌表现技巧，甚至发展到后来，其反映社会的真实性也受到质疑。惟有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诗歌，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有不断锤炼语言、提高技巧，打工诗歌才不会在时过境迁中被淘汰。本文列举的几点局限，希望能对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也为打工诗歌的创作提供一些警醒。

注 释

①老刀.直面苦難还是直接矫情[N].新京报，2005-09-16.

②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J].南方文坛，2006（5）：22-24.

③王士强.“打工诗歌”：话题与本体——兼谈诗歌与现实的关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4）：120-123.

④蒋述卓.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J].文艺争鸣，2005（3）：30-32.

⑤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2）：24-25.

⑥杨清发.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4）：35-39.

参考文献

[1]蔡翔.底层[J].天涯，2004（2）.

[2]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J].天涯，2004（6）.

[3]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天涯，2004（2）.

[4]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J].天涯，2004（3）.

[5]高强.我们在怎么表述底层[J].天涯，2004（3）.

[6]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中国打工诗歌精选[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7]张未民.关于在底层中写作[J].文艺争鸣，2005（3）.

[8]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J].文艺争鸣，2005（3）.

[9]钱文亮.伦理诗歌与诗歌伦理[J].新诗评论（第2辑），2005.

[10]老刀.直面苦难还是直接矫情[N].新京报，2005（9）.

[11]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J].南方文坛，2006（5）.

[12]冯雷.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J].南方文坛，2006（5）.

[13]杨清发.从“底层写作”到“打工诗歌”的批评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14]游翠萍.从“范雨素网红事件”看底层写作的突围与困境[J].中华文化论坛，2017（8）.

[15]师力斌.新诗的大众化与历史想象力——新世纪诗歌印象[J].新文学评论，2016（2）.

（作者介绍：赵慧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