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编余二说

说《经史》

遗憾得很，只找到他一封信，记得曾有好几封的，不知塞到哪里去了：“周实先生：昨（日）得见大函。校样看过无误，寄还。何故需作者自校？如觉得有违碍或惹是非，则不必为难，可以不登。此文已收入集，不久即出版。如贵刊七月始刊出（二月寄去稿）说不定书已出版了。丑媳终须见公婆，恐此文仍以不写为好，既已发出也就罢了，若有是非，置之不理。敬礼。金克木98.6.5”。写完，又在信边补了一句“朱君何人？”

他所问的这位朱君，朱新华，来稿地址为江苏省常熟中学新校，我想可能是位老师。他自投的这篇稿子《（经史）及其他》发表在《书屋》一九九八年的第一期上。金先生“读后百感交集”。“要不要写下点什么”？他“踌躇不决”，但“终于还是写下一点”，也就是我寄给他自校的《记“说瓜”》，此稿当时拟发一九九八年的《书屋》第四期（那年的《书屋》还是双月刊）。

金先生之所以“终于还是写下一点”，是因为朱文使他想起了他看到陈寅恪的这首《经史》时（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大约是在作者写出来后不很久，正是北京各大学的政治学习开始后的热闹时期，也就是朱文所引叶圣陶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的日记所说的“政治训练”情况以后，即广州解放后的几个月里，正合陈诗中“竞作鲁论开卷语”（《论语》开卷《学而》篇首句“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人处处谈学习。此后，过不多久，他也就把诗的前两句忘了。再过些时候就只记得末句“说瓜千古笑秦儒”了。不料这一句却缠住了他，“每过几年，大约七八年吧，就会忽然冒出来，不由自主地想，又该‘说瓜了。当然这仅是一闪念，随后便忘了。

金先生就诗本身也说了几句他的看法：“朱文中引‘说瓜故事原文是古文，说的是，本来‘博士诸生论说冬天结瓜，意见是‘人人各异，并不一致。看到瓜以后，‘方相难不决，正在互相诘难质问做不出结论时，土压下来，他们都死在坑谷里了。不是如朱文所说‘纷纷改口，而且也不是‘不去分析……地理条件，而是‘诸生皆至，都去实地考察仍然辩论不休才中计死的。这和当年政治学习情况不同。那时不辩论，有问题就汇报上去。可见陈诗不过是借用此典说儒生太傻。是不是有预言‘坑儒之意？我想也未必。解放初社会情况不像陈诗第二句所说的‘阴森。北大、清华和其他大学中，当时是讲新民主主义，读《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大家做梦也想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到来而且自己就属于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所以初解放时政治学习内容主要是时事政策，空气也不觉‘阴森。陈诗所指的应是学术和思想，不是政治。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大家以为是对国民党的，不认为新民主主义结束了，仍然不很紧张。所以陈诗后两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不过是嘲笑大学师生忽然异口同声，人人谈学习，个个讲马列而已。倒是前两句，“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不好懂。‘虚经不知有无出处。‘腐史当然不会是通常用的指《史记》的意思。看来‘虚和‘腐都是动词。说，把经架空，把史破坏，是什么意思？‘溪刻用《世说新语》中典，指陈仲子行为‘苛刻，照《孟子》中说法就是廉洁到只能做蚯蚓。这是什么意思？‘阴森惨不舒是指学术还是指政治？为什么前两句隐晦而后两句明白，口气不同？我看只好说其中有多层意思，不便明讲。作者既然不说明，我更不好胡乱猜测作解释了。

金先生文章发表后，我又编发了江苏省大丰市草堰供销社读者赵星平投来的《“溪刻”试释》一文（《书屋》1998年第6期）。赵先生求诸典籍，终于从《辞海》“溪卡”的释文受到启示一一溪卡：藏语音译，意为庄园。西藏三大领主经营领地的组织形式。有三种：雄溪（官家庄园）、却溪（寺院庄园）、该溪（贵族庄园）。溪卡有由领主派驻的管家、监工，设有刑具和牢房，监督领种份地的农奴进行无偿劳役。一般溪卡相当于宗（藏语音译，意为寨落、城堡，相当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少数溪卡（雄溪），直属原西藏地方政府，相当于宗一级的行政组织。（《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第1103-1104页）赵先生认为，“溪卡”、“溪刻读音相近，藏音译汉可“卡”可“刻”。广博如陈寅恪，涉足藏学完全可能，故设迷津，意在韬晦，“刻”代“卡”亦未可知。因此，赵先生又不同意金先生所说“陈诗所指的应是学术和思想，不是政治”的观点。赵先生认为《经史》确是一首政治诗，只不过较为隐晦罢了。

至于金先生所说的“‘虚经不知有无出处”，当然也是有出处的。此后，胡文辉所著的《陈寅恪诗笺释》一书中释得可说很清楚虚经，当指《冲虚真经》，即《列子》。《列子》舊题为战国时列御寇撰，唐天宝元年（742）诏号列御寇为冲虚人，《列子》亦改名《冲虚真经》。此处当紧扣列子的“列”字。腐史，指《史记》。司马迁曾受腐刑（即宫刑），故后世称所著存《史记》为腐史。此处当紧扣司马迁的“马”字。故此处“虚经腐史”实即暗指“马列”二字。

至于溪刻是什么意思？当然就是各大辞典所释的苛刻、刻薄的意思。溪流是在山谷之中，即使再大，相对河流，也是狭窄凶险的。至于其辞，源自何处，除了《世说新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来处，那就需要探讨了。所以，我才又编发了赵星平的《“溪刻”试释》。

金先生信中所问的校样“何故需作者自校？”也并非是“有违碍或惹是非”，而是《书屋》尊重作者（对所有的作者都是这样），所以将最后的见刊样寄给作者再看一看，看他是否有新的想法，希望他再确认一下。

（金克木，1912-2000，安徽寿县人，北京大学教授，有著作《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

说《辞海》

不编《书屋》很多年后，还收到过他寄赠的《天堂往事略》和《京沪竹枝词》。

最初知道他，是听人说起他，在领导人民出版社时，为了不打人家的右派，自己自划成为右派。

最记得他两句诗：“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九十自励》）

在我主编《书屋》期间，一共发过他四篇文章，三篇用的是笔名“严秀”，一篇用的是本名“曾彦修”。这篇署了本名的文字是写《辞海》的，《对新版《辞海》的印象》，发在《书屋》二〇〇〇年第七期。校样出来后，我曾寄给他，请他再看看，是否还要改，他亦有信回复我：

周实同志：

评辞海稿已改好寄上，因外出三天，可能有所耽误，特快递寄上。有所恳者：

一，文长，一滩蚂蚁，看不清，因此建议文内小标题务恳放大一号，并用黑体。

二，举例的一个个条目名，也请放大一号，一律用黑体。不然读者太吃力。

此稿原是应辞书社的几次请求写的，我的条件是：绝不一味胡捧。他们答应了。拟由他们送《博览群书》，我说我送《书屋》，书屋格调似高于“博览”。我曾催问数次，数月来迄无回音，辞海已向文汇读书周报、博览交涉了。我当立即去信请他们中止交涉了。

传媒对辞海胡捧，全是炒作，不着边际。贵刊发此文，对贵刊之态度当有好处。

末了：务恳贵刊即照批发价寄我40本，供我赠人之用。书价即在稿费中扣除为感！

夏热，祈

珍摄！

曾彦修拜

6/4

这确实是一篇极有水平的文字。在充分肯定了新编《辞海》较上一版所取得的成就之后，他选了二十个他认为难写的条目来看新版《辞海》的进步和不足。

比如陈独秀（上卷，1249页，有插像）是中长条目，他认为：这条太难写，不能作过高要求。旧调要弹，固不可避免，但也宜审慎一些为好。这条中说：“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若干年来，已有一些党的老前辈、大量的近代史和党史工作者从根本上不同意这种结论，认为不合史实（此处附带说一句，“突然袭击”也不科学，1926年蒋介石主持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等不是早就大反其共了么？）。这件事情似可不必讲得如此绝对。一九九九年十月，在广州开了一次中国革命史学术研讨会，会后，一个重要的参加者，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唐宝林同志有一篇答《广东党史》记者问，其中有关于陈独秀问题一段很长的回答，其中一小部分是：“根据近年来公布的联共和共产国际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材料，中共党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传统观点，以及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历史结论，完全不能成立，必须推倒。以往关于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论著，其基本观点，约百分之八十站不住脚，需要重写。”（《广东党史》1999年第6期第15页）唐宝林的这些话，当然不是结论，但也决不是放空炮，它代表很多人的意见，有充分、大量的事实根据，不然谁敢讲一句话呢？大革命失败竟是陈独秀一个人“致使”的，还谈得上什么科学研究呢？还谈得上什么吸取历史教训呢？

比如胡适（下卷，4282页，有插像）属中长条目，他认为：除经历外，说胡适“一九二八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写得太平淡。释文中没有明白提出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属于史实，并非评论。并且，有两点小疑问：一是“任国民大会主席”之说恐不确切。国民党的“国民代表大会”似没有常设的主席，而只是在开会时设主席团，闭会后即无此名义了。其次，说胡“发起人权运动”，似乎是他一人发起似的。其实，至多只能说他是“参与发起人权运动”，而且，后因发表有悖于人权运动的胡说，似曾被开除出入权保障同盟。又，胡适曾明确地反对反帝反封建运动，曾公开说过封建制度在秦统一中国后就消灭了。这当然是胡对封建制度、封建主义一词狭义的特定理解，但他拒不考虑“反帝、反封建”主义者们的实质提法，则是明显缺乏科学态度的。这条最好能写得再深刻些，把他的贡献再多写点，把他的重大缺点也据实写得深入一些。胡适是一个有“大功中过”的人，因为，不能说他的功不大，似也不能说他的过甚小也。

比如丘吉尔（上卷，220页，有插像）属中偏短条目，介绍简历为主，似宜更详一些。文中有“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富尔敦演说，鼓吹英美联盟，对抗苏联，揭开战后‘冷战序幕。”这似乎只讲了一面。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后，斯大林十天未作声，而丘吉尔当天就发表全面援苏演说，明白昭告世界，苏联的苦难就是英国的苦难，并发誓不把希特勒纳粹的影子和痕迹从地球上消灭掉，对德战争决不停止，而且在演说中硬把美国拉下水（当时名义上美国还是中立的），肯定美国是同他站在一边的，而且他事先已与罗斯福密电，坚劝罗斯福在即将到来的希特勒侵苏战争爆发时，要抛弃一切阶级成见，坚决同苏联站在一起。又，丘吉尔的最大功勋是一九四〇年英伦三岛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时出任首相，把消灭希特勒的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爱国主义要考慮到每个国家的爱国主义，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思想不对，但爱国思想则必须尊重。二次大战中的罗、丘、斯，是永恒的历史巨人，世世代代都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比如朝鲜战争（下卷，5641页）属中长条目，此条的难写程度，人所共知。释文中有“初为朝鲜半岛南北间的战争，后因美国武装干涉，扩大为国际间的局部战争。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攻势迅猛，至九月初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驱至釜山一隅。”他认为此条写得很好，已不宣传旧说，真相如何，已不言自明。俄方已公开主要内情档案，全世界均早已知道，但中国现在只能如此了。

他认为《辞海》这类书追求的目标，主要是使自己成为有根有据的资料工具书，而不是事事做结论的权威书。这样的书，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的。他还认为百科辞书不仅能提供知识，弄得好还能提供某种进步思想运动的发动机作用，法国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即是如此。

写到这里，忽又想起微信里有消息说“中国大妈”这个词已经进入牛津词典，词典的解释是：中国的中老年女性，大多数偏胖，精神饱满，声音大，走路成堆，排队加塞，较富余，喜购物，装束臃肿，热衷拍照，喜欢佩戴鲜艳丝巾。

或许这只是戏说而已？是中国老百姓自己写的。

（曾彦修，1919-2015，四川宜宾人，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有著作《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半杯水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