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崛起的背景、过程及原因分析
——兼论对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启示

夏 焰，梁祥君，潘显敏

(1.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合肥 230039； 2.安徽省教育厅 高教处， 合肥 23006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发挥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崛起。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在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创新发展能力、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但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落后于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尤其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如优质大学实际录取率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1]。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我国先后实施的“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成效显著。但与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相比，中西部地区高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869年，新生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立于百业待兴的“西部荒野”——经济基础差，社会环境混乱，与东部经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建校时间也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诸多名校。可见，加利福尼亚大学当年也同样存在着地域、经费和后发劣势。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加利福尼亚大学崛起为美国最好的公立大学系统，又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UC,简称加州大学)。因此，如何克服困难、突出重围，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加州大学的发展经验也许可堪借鉴。

一、加州大学建立的背景分析

加利福尼亚是美国在1846年通过美墨战争夺取的远西领土，是美国版西部大开发的最后一块版图，彼时距“西进运动”已逾半个世纪之久。关于建立加州大学的讨论产生于加利福尼亚正式加入美国联邦之前，受制于此间复杂的社会发展现状，终于在1869年正式建成。借助PEST(所谓PEST，是一种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分析模型，是Politics，Economy，Society，Technology的简称，本研究把技术背景置换为教育背景)宏观背景分析框架，可见加州大学的建成与其所在地——加利福尼亚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状况密不可分。

(一)政治背景

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加入美国联邦，正式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在1849年的制宪会议召开前，会议代表已经对建立公立大学展开了讨论，并在致加利福尼亚人民的公开信中写道：“新的宪法‘竭尽所能’确保公立大学的建立，‘以使教育能够惠及全国，并确保它能够有益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2]26制宪会议最终通过了加州第一部宪法，并在第4条中明确提出要兴建一所公立大学[2]23。但在之后的数年中，这一条款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以实现。1852年，加州的首任公立教育总督学约翰·马文提出质疑——难道宪法“形同虚设吗”[2]28？马文和其他一些公立教育的拥护者都积极呼吁和推动建立公立大学。到1862年，辉格党人利兰德·斯坦福当选加州州长，他更倾向于将教育视为州的公共事务[3]，斯坦福也是首位提出建立州立大学设想的在任州长[4]30。1862年7月，林肯总统正式签署《莫雷尔法案》[4]32。该法案提出：“……目的是向州和准州拨出公地，以使它们能开设重视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4]32在《莫雷尔法案》的推动下，加州议会通过了《1866年组织法案》，该法案批准建立一所独立的世俗性新式大学，并且规定大学“不应与该州的其他教育机构联合或建立联系”[2]23。因此，加州没有将赠地用于已存在的学校，而是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农业、矿业与机械学院”(这是加州大学的前身)，充分发挥了赠地的作用。《1866年组织法案》还对大学的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直接解决了大学建立和后续管理机构设置以及人员安排的问题。从《加州宪法》《莫雷尔法案》到《1866年组织法案》，以及立法机关、政府和政治人物在法律、财政、组织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为加州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和法律依据。

(二)经济背景

18世纪末至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制造业和商业所占比重在逐年增加。1860年之前的20年，美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5]。1848年，有人在加州发现了黄金，由此掀起了一场“西进运动”，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挖掘黄金，寻找财富。一年之内，加州的人口暴增了近一倍。加州的黄金产值也由1848年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853年的6 500万美元[6]136。人口的激增，黄金产值的提高，特别是“淘金热”带来的采矿业的发展，带动了加州乃至整个西部的经济开发。首先，它带动了加州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木材、铸造和机械等与采矿有关的工业；其次，它带动了加州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满足了成千上万采矿者的生活需要[6]139。这一时期加州农业的发展也突飞猛进，取得了惊人的成果。1860—1890年，加州的小麦生产增长了近5倍，小麦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二[7]。此时，连接东部和西部的铁路运输线路也陆续建成，从东部进入西部更加方便快捷。因此，随着交通、产业以及人口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现实需求，也使得加州政府不得不接受必须发展高等教育这一事实。

(三)社会背景

“淘金热”也给加州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有识之士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在挖掘矿藏之前，先要开发才智！”于是，在“富口袋”的同时，“富脑袋”的声音响彻西部旷野[8]。当时社会上也有另一批人呼吁建立公立学校，即贺拉斯·曼领导的公立学校运动。贺拉斯·曼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在他看来，公立学校会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平等、加快移民的“美国化”进程和提高工人的受教育水平[2]20。同时，他还创办了一份名为《公立学校》的杂志,鼓吹公立学校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9]。这股公立学校思潮也迅速席卷加州，1849年制宪会议的代表们也深受影响。在最后促成加州大学的建立上，加利福尼亚学院的亨利·杜兰特院长建议合并加利福尼亚学院和赠地学院，创建一所世俗性的新的加利福尼亚大学[2]37，以使新的加州大学既拥有办校资金又有校址和师生。正是在杜兰特的游说和奔走呼吁下，最终促成了《1868年组织法案》的通过，明确要建立一所公立大学，即是两校合并后的加州大学，由校董会治理，并于1869年开始运转。

(四)教育背景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所谓的“学院繁荣”时期[10]。由于受到学院“改宗运动”的影响，各种宗教团体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都特别派专人到西部去建立基督教学院，向西部传播殖民地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管理模式。加州在大量人口涌入之后也出现了各种私立学院，加利福尼亚学院就是其中之一。但184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当时已有173所学院，16 233名学生，平均每所学院有93名学生[11]。这一时期美国的学院大都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很多学院濒临倒闭，处在破产的边缘。加州的私立学院亦是如此，如加利福尼亚学院当时的资金就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因此杜兰特院长力主合并加利福尼亚学院和赠地学院。

二、加州大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缓慢发展期(1869—1899年)

1869年，加州大学在奥克兰正式运行，杜兰特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872年，加州大学搬到新校园，即现在的伯克利校区。同年，丹尼尔·吉尔曼担任加州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讲中，吉尔曼阐述了他的办学理念：首先，我们要建的大学不是高级中学，不是学院，也不是科学院，更不是学科的组合[12]126。他强调加州大学不同于学院，不是各学科的一种组合，而是对其进行综合的场所。吉尔曼任职期间，兼并了1864年建立的托兰德医学院，成为加州大学医学系。1875年，加州大学又兼并了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药学院[13]。但吉尔曼仅在加州大学任职3年，就辞去了校长职务。其后十几年，加州大学的校长更替十分频繁，加州大学的发展也极其缓慢。加州大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过多的干扰、经费不足和领导不力[12]130。为此，加州大学董事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采取措施以争取更多的办学经费，又聘请康奈尔大学教授本杰明·惠勒担任校长，以改善大学发展疲软问题。

(二)多校区系统奠定期(1899—1919年)

1899年10月，惠勒正式担任加州大学校长一职，加州大学开始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惠勒很善于处理与州政府的关系，结交了一大批政界校友，为加州大学争取了更多的拨款。同时，为获得更多私人捐赠，他四处奔走，获得了很多富人的捐款。在惠勒任期内，大学获得了更多建设资金，教学设施更加完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这一时期，大学外延式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分别在戴维斯设立了大学农场，在里弗赛德建立了柑橘实验站，在拉约拉建立了史克里普生物研究所，在旧金山设立了胡帕医学研究基金会，在洛杉矶创办了加州大学南分部[14]26。各地研究站点的设立，为大学提供了更多的科研场所，促进了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由此加州大学开始向研究型大学迈进。在惠勒校长执掌校政之初，加州大学只有2 600多名学生，但当他卸任时，人数已增加了3倍有余[14]28。学生人数的增加，办学资金的增多，科研水平的提升，使加州大学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公立大学一跃成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三)多校区系统形成期(1919—1958年)

惠勒离开加州大学之后，学校财务一度非常紧张，为支持学校发展，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改变了加州大学的财政拨款模式。到20世纪20年代末，加州大学已经声名远播，很多毕业生担任政府要职，更多的毕业生走向世界各地。1930年，罗·戈·斯普劳尔就任加州大学校长，开启了他长达30年的校长职业生涯。1930—1958年，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段难以忘记的历史阶段：首先是经济“大萧条”，紧接着是二战爆发以及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州大学开始以学术研究上的卓越成就登上了世界舞台，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校区系统。192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立；1948年和1951年，加州大学先后在戴维斯建立了兽医学院和文理学院；1948年，加州大学接管了圣芭芭拉学院并将之改为文理学院；1954年，在原加州大学柑橘研究中心和农业实验站所在的河滨建立了文理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13]。加州大学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取得了迅猛发展，初步形成多校区办学系统。

(四)多校区系统成熟期(1958年至今)

1958年，克拉克·克尔接替斯普劳尔成为加州大学新一任校长。他推动出台了《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对加州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分层定位，形成3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加州大学系统(UC)、加州州立大学系统(CSU)和加州社区学院系统(CCC)。规划还明确规定了各系统的职能。加州大学特别强调研究生教育和专业教育，在排名前12.5%的公立中学毕业生中挑选学生[15]。加州大学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逐渐扩大校区规模，新增了几个分校。1958年，加州大学授权圣芭芭拉校区建立分校；1959年，又将戴维斯和圣地亚哥两个校区确定为分校；1964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中心升格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1965年，加州大学设立了尔湾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13]。2004年加州大学在中部的莫塞德建立分校，最终形成了10个分校的办学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加州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被称为“公立高等教育的典范”。加州大学办学的成功也体现在各校区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在2016—2017年度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中，加州大学有6所分校进入前100名；在201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中，加州大学在前100名中占有8所，前50名中占5所，其中伯克利校区进入前十，位列第五。

三、加州大学崛起的原因分析

加州大学的崛起，固然受益于美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更得益于加州政府、立法机关在政治、制度和经费等领域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而加州大学历代校长的领导艺术也为大学的抱团发展提供了精神指引，更难得的是地方社区的支持为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发展空间。

(一)政治基础：政治力量的干预

政治力量推动加州大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全力支持公立大学发展的理念，即“加州理念”；二是全力支持多校区公立大学系统的发展。所谓的加州理念,就是把建设公立高校作为州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把公立教育视为建设现代科学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更具体地说,加州理念就是这一普遍信念在公立大学系统的具体体现[16]。独特的“加州理念”为加州大学等公立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空间，到《总体规划》出台时，加州已经形成了三大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洛杉矶分校的建立，更是体现了政治力量在加州大学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当时，加州大学担心分校会分散加州大学的拨款，影响大学的自治地位[17]。但是随着美国南部政治势力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强大的“南方董事”出现了[18]。后来，校董会被迫合并洛杉矶州立师范学校，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南部校区[13]，最终成为独立的分校。正是洛杉矶的政治力量打破了原来“一个主校区+若干分校区”的格局，加州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多校区大学系统[13]。很多政府人士认为，与其成立新的大学，不如积极发展加州大学，可以规避很多经费、管理等方面的风险[19]。事实上，以建设加州大学分校区的模式来发展壮大公立高等教育，比兴建多个新学校的确更加便捷，也更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行政管理，减少了政府与更多校领导周旋沟通的时间。

(二)制度基础：宪法的规制和规划报告的支持

法律赋予加州大学高度自治权。1879年通过的州宪法第4章第9条提出：“大学应为公共托管财产，由‘大学董事会’为自治机关管理，它拥有组织和管理的全部权力,只受立法机关的监督。”[20]自此，校董会成为“公众信托”，全权管理加州大学的一切事务。校董会只受议会的监督，完全不受政府和宗教的影响，能够自行任命董事，对大学的财产拥有管理权和处置权。这种“法律规定的自治”既让大学与州政府之间保持了“一臂之距”，又使大学比其他公立高等学校更拥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21]。与州政府的距离减少了政客对大学的操控，避免大学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加州大学比其他公立高校拥有更多的自治权，也为其在加州一枝独秀的地位奠定了基础，避免了与更多同类型大学的竞争。此外，由教育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发动的教育规划也直接推动了加州大学的最终形成。1948年，由加州大学董事会和加州教育委员会组成的考察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史萃耶报告》。这份报告接受了加州大学以分支形式扩张的事实，建议正式将戴维斯、河滨校区改组成分校[22]103。1955年，加州议会对加州的高校设置进行第三次调查研究，发表了名为《关于增加加州公共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的报告，要求加州增建大学或学院。根据这个报告，加州大学董事会在1957年决定增建3个普通教育校园[22]104，分别是圣地亚哥分校、圣克鲁斯分校和尔湾分校。这两份报告对加州大学建立分校区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要求，促成了20世纪中期多个分校的成立，扩大了加州大学多校区的规模。

(三)经济基础：多样化的筹资渠道

作为一所公立大学，政府拨款是加州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20世纪初，约翰逊州长改革州政府对加州大学的拨款模式，以入学人数为基础的模式代替以资产税为基础的模式[16]。这一拨款模式的改革，使得加州大学摆脱了当时面临的经济困境。二战期间，加州大学积极投入军事科技研究，获得了联邦政府大量的军事经费支持[23]。二战后，为解决退伍军人就业及教育问题，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了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战后4年，联邦政府用于加州大学的基础设施投入高达1.09亿美元[24]。除政府拨款外，个人捐赠也是公立大学经费来源的重要补充。加州大学每一任校长都非常重视筹款工作，并以捐赠的多少作为工作业绩的评判标准之一。校长和校董会共同筹划筹款方法，定期举办筹款活动，以吸引校友、企业家和个人捐赠更多的资金。加州大学的捐赠主要集中在广大校友群体，且以中小额捐款为主。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基金会的报告，每年给该校提供捐赠的校友超过2万人，捐款额在10～10 000美元[25]。加州大学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健全的捐赠管理机制使捐赠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政府拨款加上个人捐赠，为加州大学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金。

(四)领导艺术：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措施

加州大学的崛起与斯普劳尔和克拉克·克尔两位校长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措施密切相关。斯普劳尔为防止大学分裂，提出“同一个大学”的概念，强调伯克利、洛杉矶和其他几个分校都属于同一个加州大学，坚持同样的办学使命、同样的入学标准和同样的学术质量[13]。斯普劳尔实施的各项措施如组织各分校的教职员工在一起交流教学情况、分享教学方法、合作开展科研项目等，均为了加强各分校之间的联系。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加州大学各分校的教师、学生、科研、设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分校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分裂局面，反而形成了一个既分又合、紧密相连的大学系统。每所分校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开设一些基础科目，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特色发展。斯普劳尔“同一个大学”的理念和治校措施，使每一个分校都均衡发展，而不是主校独树一帜，各分校缓慢不前。他注重每个分校的发展思想，奠定了现在加州大学群体性崛起的局面，也保障了加州大学各分校都能以各自所长而享誉世界。

斯普劳尔校长均衡了各分校的发展，而克尔校长则推动了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发展壮大。克拉克·克尔在一次关于“大学的功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多元化巨型大学”理念，即多元化巨型大学是用一个共同的校名、共同的校务管理委员会和有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共同体及活动[26]。他致力于推动加州大学向多元化巨型大学方向发展。保持“一个大学”，即维持大学的统一性是必要的，但是这“一个大学”必须有多元的管理系统[27]。因此，在克尔任职期间，各分校取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在同一个校名、同一个大学董事会的基础上，形成了若干个权力中心，实现从单一到多元决策的转变。各分校通过设置不同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特色创新发展，实现服务不同人群的目的。在任期内，克尔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加州大学几所分校的建立，而且他在加州大学的改革措施使各分校得以贯彻特色发展，推动了多校区系统治理逐渐走向成熟。

(五)地方支持：分校区的超前布局

加州大学的分校主要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从各研究站点发展成分校；第二种是合并一些学院成为分校；第三种是在各地新建分校。1887年，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弗鲁曼法案》和《哈奇法案》，要求大学广泛建立农业拓展项目，促使大学把办学的注意力转向外部的扩展上[12]129-130。在政府经费的援助下，加州大学在加州各地建立了很多农业研究站，形成了遍布各地的教育网络。除了农业研究站外，加州大学还在各地建立了医学研究中心和生物研究中心等。研究站点的建立为分校区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些站点后来很多都发展成为加州大学的分校。研究站点的广泛建立，首先传播了加州大学的名声，使更多的人知道并了解加州大学，因而在驻地有了一定的声誉；其次研究站点长期驻扎在当地，熟悉当地拥有的资源和特色，能够清晰地了解当地高等教育的所缺所需，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施特色办学；再次，研究站点积累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源；最后，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研究站点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如伯克利分校每年都能为当地经济贡献数亿美元的发展资金[28]。因此，在已有校址和师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分校更加简单方便，容易得到地方产业界和社区的支持与拥护。

四、对我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启示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如何推动中西部地区由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前沿”，打造地方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领域，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崛起，有关学者展开了多方位、多视角、多理论领域的探讨[29]。加州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和教育双后发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赋予公立高校承担提供更多公共教育资源的角色。加州政府和加州大学全力发展多校区公立大学系统的做法，使后发劣势逆转为后发优势，打造出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学航母。美国19世纪西部开发与当今中国中西部发展的情形有相似之处[30]，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院校领导层来说，在致力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高等教育体系完善3个方面，加州政府以及加州大学在打造公立高等教育系统上的相关经验更值得借鉴。

(一)借鸡生蛋：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

与东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比，中西部地区还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国家在设置原“211工程”高校时也遵循了“一省一校”政策，但大部分原“985工程”“211工程”院校还是主要集中在东部或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2012年，教育部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又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专项支持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但是，在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42所国家“双一流”大学名单中，中西部省份仅占据16所，还是不到总数的一半。因此，中西部地区急需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品质。

事实上，一所高水平大学能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因此在经济后发地区更应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从实际情况看，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发展中地区新建一所大学会面临更多经济困难，但引进优质大学来地方建设分支机构却相对容易。从21世纪初开始，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逐渐扩大，开始出现优质大学多校区办学和异地建校的现象，但是大多数知名高校在选择校址时更倾向于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在深圳设立分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在苏州建设分校等[31]。所以，还应继续实施对口支援西部高校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口支援范围，鼓励东部高校结合对口高校的学科特色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输入管理人员和教学科研力量，设置相应的研究院所或联合研究中心；中西部地区更要主动与东部高校沟通联系，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宣传地方特色资源和特色文化，吸引优质高校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研究机构甚至分校。加州大学崛起的经验表明，通过引进优质高校开办研究机构或分校，能更快提升地方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地方科研力量，推进地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二)借壳上市：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在分布上存在严重不均衡的问题，基本呈现东部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地区强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强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态势。从总量上看，中西部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接近全国的2/3，但从可比性指标看，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全国平均每174万人口拥有1所普通本科院校，而广西每242万人口才有1所普通本科院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仅有30.8%，比全国平均低9.2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末位[32]。因此，从满足中西部地区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应进一步维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适度外延式发展趋势。

经过1949年以来的数次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我国已经形成在每个省级区域内至少设置1所省属综合大学以及1所省属师范大学的分布格局，根据“一省一校”政策，前者通常为原“211工程”建设高校。这两所省属重点大学在各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均承担了重要角色。历史上，各地都曾经有过以这两所大学为中心，在省内高等教育不发达地区建设教学点、教学站的经验。通过教学站点的辐射作用，推动了省内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迅速结束了许多省内的不发达地区没有高等学校的历史。这些教学站点后来普遍发展成为独立的高等院校，也是我国多数新建本科高校的前身。以省内强校为中心，设置教学站点的发展经验，目前仍被一些成人高等教育教学项目、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项目沿用，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加州大学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先期在加州各地成立的教学科研站点，这些站点后来基本发展成为分校。因此，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我国省属强校的辐射能力发挥不够，这些高校普遍有过异地建设教学站点的经验，应继续支持这些强校在省内输出优质办学资源和办学经验，在大学非驻地城市建设分校区或特色学院，并逐渐形成高等教育集团。

(三)抱团取暖：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体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要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优化区域布局结构。总体来看，《纲要》确定的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33]。但是，正如陈宝生部长所言：“我国教育整体大踏步前进，但局部差距依然存在。人民群众总体受教育机会大幅提升，但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仍未有效满足。人才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但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34]尤其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还相对薄弱，高等教育还面临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从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看，我国基本实现了在地级市的高等教育布点。但现实情况也表明，这些高校同质化现象突出，高等学校为了争夺教学和科研资源，盲目贪大求全，追求升格升级，结果一方面造成高校特色阙如，一方面导致高校间竞争态势严峻。

美国加州政府和议会通过立法的形式，建成了3个公立高等教育系统。3个系统的同时存在，一是实现了分类发展，避免了大学间的无序竞争；二是既把同类型的大学归类于一个系统，又实现了抱团发展。因此，我国地方高校发展更要避免同质化倾向，坚持分类分层发展，突出办学特色，优化配置相对稀缺的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中西部地区可参考加州政府和加州大学的经验，坚持全省一盘棋，根据“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思路，以省内重点大学为龙头，以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分布结构、学科结构的调整优化为导向，建设一个或数个高等教育集团，实现分类分层发展和抱团取暖。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从健全地方高等教育体系角度出发，鼓励支持地方高校集团化、联盟化发展，完善地方公办高等学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