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琦
(六盘水师范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贵州六盘水 553001)
对日本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表面上看,似乎过去的一切已经走到尽头,许多城市被战火夷为平地,但在创伤中“零点”又成为新历程的发端。战争给亲历者和后继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深印迹,日本作为战败国如何塑造大众的“战争记忆”成为其“跨越战后”历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其记忆研究的代表作《论集体记忆》中指出:历史是记住我们不再有“有机”联系的过去,而集体记忆形成了我们认同的活跃过去,因此历史和集体记忆都是公开地获取社会事实,前者“已死”,后者“活着”。记忆是在大脑里记录、保存和回顾事件的个人精神行为能力,但人们通常在社会中获取他们的记忆,“依靠社会记忆的框架,个体将回忆唤回到脑海中”。[1]303哈布瓦赫认为记忆研究不是一个反映个体主观精神性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头脑如何在社会里共同运作的问题,每个群体或社会共享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当下密切关联,反映着当今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状况。“对于个体来说,的确有大量的事实以及某些事实的许多细节”,如果没有别人保持对它们鲜活的记忆,个体就会忘掉它们。[1]281-313自欺、抗拒、自我压抑、谨慎隐瞒,都是日本大众应对沉重的战争记忆时可能采取的方式。
哈布瓦赫重视空间在集体记忆塑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哈布瓦赫学派的社会学家也重视回忆场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