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中国打拐题材电影的新尝试

袁雅瑄 中国人民大学

拐卖儿童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犯罪现象，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关题材的电影。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以打拐为题材的电影必须摆脱以前过度政治化的倾向，适应观众的需求。关于如何适应市场需求，2014年陈可辛导演的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以票房3.43亿的成绩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

一、以往打拐题材的电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现了一些打拐主题的电影。这些电影叙事结构单一，人物刻画过于刻板。主要讲述被拐儿童如何在警察和群众的帮助下回到家人身边的故事。着重表现犯人的残忍暴力，警察的训练有素，和好心人的见义勇为。与现实的出入较大，在情感上无法引起观众共鸣，缺乏票房号召，难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更加真实的人物与情节

《亲爱的》跳出了过去打拐电影的公式，在剧情与人物塑造上进行了创新。

过去打拐电影，通常以被拐儿童的遭遇或警察的营救为主线。《亲爱的》抛弃了这两种视角。本片一开始，从田文军鲁晓娟夫妇的日常斗嘴切入，生活化的描写使人快速代入剧情。并以夫妻二人的视角，深入事件，唤起观众的同理心。而电影的后半部分，从人贩老婆李红琴的视角开始叙事，让观众开始站在“坏人”的立场上去经历和感受，又增强了换位思考的意味。

在人物设置上，小孩、父母、警察、人贩子以及热心的好人，都以不同于以往的形象出现。

本片中的小孩鹏鹏被拐跑时还不懂事，完全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也毫无自救或者求助的能力。他对家的概念也很模糊，对过去的父母并没有深刻的记忆，反而人贩子老婆李红琴才是他口中的妈妈。

片中的警察并不是特别英勇和积极，对找回孩子不抱希望。而所谓的好心人更是令人失望，田文军的房东不愿再把店铺续租给他，曾在其他打拐影片中为找回孩子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报社则宁愿刊登狗的失踪新闻也不愿意刊登鹏鹏的寻人启事，打电话提供线索的人都是为了骗钱，甚至最后竟然把田文军逼到了跳江的绝境。

以往打拐片中嘴脸丑恶的人贩子，在本片中“消失”了。我们只在两个极其仓促的镜头中看到了他身体的局部。而我们唯一一次看到他的脸，就是他的遗像。人贩的死亡使人们失去了愤怒的对象，代替他出现的是他的老婆李红琴。李红琴一出现就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村妇模样。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观众对李红琴的形象有了一个深入了解和改观的过程。脱离了农村环境来到城里的李红琴是一个弱者，作为人贩家属，她受到谴责与制裁，作为母亲她被迫和孩子分离，作为农民，她被社会歧视和排挤。她的无助无奈渐渐勾起了观众的同情。如果要说身为人贩子的老婆她有错，她的原罪则是她无法生育。正是因为她无法生育所以人贩子才会拐卖儿童，才导致了他人家庭的悲剧。现实生活中的人贩子，也是出于种种目的才会进行犯罪。如果不试图理解他们的动机，就无法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作为过去打拐电影中戏份较少的丢失孩子的父母，在本片中占了重要的分量。在过去的打拐电影中，父母只有两张脸，一张是失去孩子后“悲惨的脸”，另一张是找回孩子后“幸福的脸”。在本片中，不只有一对父母，而是有一群父母，他们有很多面向。这群父母有各式各样的身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土豪。他们对待失去的孩子也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情绪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变化的。丢失孩子的家庭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他们的形象是多样的，生动的，并且自主去完成拯救孩子的任务，这很大程度还原了现实。

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

本片不仅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还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首先在孩子的归宿问题上，被拐卖的儿童属于亲生父母，但是他是否必须回归原有家庭继续生活？片中的鹏鹏由于幼儿时期对父母记忆的模糊和被拐卖后记忆的重新建立，在被父母找到之后仍然无法与亲生父母相认，反而坚持认为李红琴就是他的母亲。回到父母身边后他会想念李红琴，对新的家庭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这也恰恰是打拐面临的一个困境：解救相当于第二次拐卖。被带走时伤害一次，带回来又要伤害一次。”这是田文军的原型彭高峰的感慨。本片快要结束时，李红琴对田文军说：“别让孩子吃桃，他会过敏。”李红琴虽然不是鹏鹏的亲生母亲，但是她仍视如己出，她付出的爱和田文军对儿子的爱是一样的。因此彭高峰指出，“有的被拐的人已经20多岁了，结婚了才找回来，一边是血缘亲情，一边是养育之恩，任谁都很难在其中做出个选择”。

其次，人贩子是否应该处死，这也是近年来国家立法的一个争论。人们呼吁应该将人贩子处以死刑。但在本片中这种对人贩子的憎恨被削弱了，因为李红琴本人并不是人贩子。另一方面导演通过表现她的弱势与无辜，为她争取到了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了观众去换位思考，不能一味惩罚和憎恨。本片的结尾放出了现实中的彭高峰探望李红琴的场面，用事实来说明社会中也需要有原谅的力量。

除了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讨论，本片也借机批判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本片中出现了很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物，有属于国家机关的法官、福利院长、办生育证的职员和城管。这些国家公务员在按规矩办事的同时，缺乏灵活性，也缺乏对弱者的关心。法规政策是需要不断被完善的，在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执行者应当做出相应的人为弥补，而不是单纯地依附于体制。

心理医生拿钱办事，对患者缺乏同情。律师是只看钱的势利眼。和李红琴那个全村人会倾巢出动帮她抢孩子的农村相比，深圳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却显得如此冰冷可怕。经济繁荣为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同时也让人忽视了和谐友爱，带来了纷争和算计。

本片所呈现的，无论是打拐的伦理问题还是现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普遍问题，都敲打着观众的神经，引发观众在娱乐之余去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这种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与过去的打拐片相比，更具有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