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 被海水泡皱的书

余中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我最早的书架，是一个肥皂箱，能装两抽屉的书，上山下乡时带着放在知青宿舍的草棚中，上大学时塞在上下铺的床底下。

青春年少时，赶上“阅读饥渴”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基本无书可读，但求知欲旺盛，便四处找书来读。所谓找书，一是偷（从被查封的阅览室、图书室顺几本出来），二是借（借来的书大都无封面封底，前后都缺几页，因为已经被人翻烂了，因此，书名及作者往往不得而知），三是传（一本书到了我们手中，约好谁上午读，谁下午读，谁晚上读，往往三四天里就有十来个人读上了），四是买（“文革”后期，也有一些好书出来，至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春天，更是我在海淀书店买书的黄金时期）。

记得后来，有记者来采访，问起对我影响最深的几本书，我提到了《水浒传》《约翰·克利斯朵夫》《世界通史》，另外，还有《鲁宾逊漂流记》和荷马的两部史诗。

中国的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读到的是《水浒》，那是“文革”中期，我十四岁，我的三叔家有《水浒》，我便借来读。少年郎读《水浒》并喜欢它，想来也是最自然的事，毕竟，那个年纪是血气方刚、豪情万丈的青春时代。当时，我几乎能把《水浒》前二十来章的故事情节全都背下来，从九纹龙史进，到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再到打虎的武松和杀阎婆惜的宋江，我还给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伙伴们讲过几次呢。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细想，小说《水浒》语言尽管生动，人物性格鲜活，但也太血腥，太暴力了，文化上的负面价值也有不少的呢。

当年读的书中，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曾经给了我生活、抗争的力量，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围垦海涂，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劳动强度也很大，加上我家庭身份“偏高”，上学入伍等各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到我身上，一度觉得前途渺茫。正是在那时候，我借到了一册破残不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它深深地吸引，几乎一口气读完。主人公约翰不畏生活艰辛，不惧连连受挫，不甘自我堕落，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其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我，让我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奋斗向上的信念。我当年所借和读的那本《约翰·克利斯朵夫》，实际上只占了全书的大约四分之一，当然，这一点我是后来从事了法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后才知道的。

数年之后，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终于读到了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全译本，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部作品的意义。

翻译大师傅雷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记得最清楚的话并不是作品中的某句“豪言壮语”，而是译者傅雷在书首献辞中的一段寄语：“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知晓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他于1930年代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看重的首先是作品对被压迫的中华民族的启迪意义，而不是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也正如此，当我多年后为常住法国的作家朋友戴思杰翻译他的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时，我仿佛觉得，傅雷先生就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那部小说中没有露面却时时都在说话的一位主人公，他是用翻译文学作为手段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偷天火、取真理的普罗米修斯。

多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让我做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缩写本，我毫不犹豫地做了。为这本对我“最有影响”的书做缩写，我义不容辞。缩写工作中，我对傅雷先生的译文几乎只字不动，只在篇幅上作了一些删节，保留了我认为最精华的部分，形成了一个傅雷译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缩写本，先后重印了两次。如此，我自己做的缩写本，也跻身在了自己的书架上。

我收藏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1972年内部发行。记得当时，我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那一天，我是走了十多公里的路，在萧山县头蓬镇的新华书店买到的“下册”，与不久前买的上册算是配上了套。在偏僻乡村见到这本心仪已久的书，就像阿里巴巴在神秘的洞窟里发现了宝贝一样。一问价钱，1.10元，赶紧掏钱买下。翻开书，开篇便是“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当年的热门话题。因为当年全国有过一个读马列的小小高潮，而马列的六本书中就有一本《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围绕着巴黎公社的事写的。

第二年夏天，海啸大潮，我们兵团的堤坝被冲毁，海水涌进宿舍，我的书，包括两册《世界通史》，全被海水泡湿，纸页臌胀，晾干后变得皱皱巴巴。好在，书中的红铅笔道和黑铅笔字迹不褪。后来考大学，《世界通史》对我的历史课复习起了关键作用。当然，这两册书也跟着我的那只肥皂箱去了北京。

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书架也在变，藏书在增多，肥皂箱在几次搬家之后也被丢弃了。《水浒》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尽管始终在我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显现出我青春阅读的痕迹，但它们的文化价值在我心中已有所褪色，前者是因其血腥残暴，后者是因为文学味道流于一般，毕竟，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流中已然不怎么太显著了，随着我三十多年在法国文学作品中的充分浸淫，我更看重的是普鲁斯特、加缪、纪德、西蒙、尤瑟纳尔那样的文字大家，而罗曼·罗兰的文学地位，在我的衡量中再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了。那两册《世界通史》也是如此，现在拿出来翻阅一下，便看得出，它的历史观显然有些“过时”“过偏”了。

话虽如此，四十年后，那两本被海水泡得皱巴巴的《世界通史》依然放在我的书架上，跟那些有漂亮护套、有精致薄膜、装帧新颖、开本各异的各种新书挤在一起，煞是扎眼，因其陈旧、因其寒酸，也因其质朴。翻开书后，字行中的红铅笔道和黑铅笔字迹依然始终不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