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技生涯回顾

陈昌杰

1. 人生历程

我是一个科技界的幸运儿！

1959年，我国还处于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每年高校入学新生仅十来万人的年代，我幸运地考入了我心仪的第一志愿（成都工学院高分子化工系的全国重点专业——塑料专业），大学5年间，有幸接受了徐禧院士、毛炳权院士以及张承琦、张开、黄锐、林师沛、王贵恒、毛临渊、申开智教授等名师的教诲与指点，为我日后从事科技工作，奠定了基础。

1964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市塑料制品三厂工作。

其间我利用在校学到的专业知识，帮助工人师傅解决了长期以来聚异丁烯弹性筒注射成型中，要嘛注射不足、要嘛产生黑点的老大难问题，首次品尝了成功的喜悦。

1966年，我受命主持聚乙烯滚塑工艺的研究，在孙鑫基（上海市劳模、上海甲级电工）、王万贵（八级钳工）等“上海工匠”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于1968年滚塑出了3升的汞罐容器，完成聚乙烯滚塑的小试工作。

1970年滚塑出容积1500升的氨水计量槽并批量生产了75升及200升的滚塑化工容器，顺利完成了聚乙烯滚塑工艺的中试工作，将我国的滚塑工艺与国外滚塑工艺的差距，缩短到了十年之内。

工作中，工匠大师们的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

后来我将聚乙烯滚塑研发过程中的心得及体会，整理、汇集于“塑料滚塑与搪塑”一书之中，在化工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了国内滚塑界同仁的认同与赞许。

文化大革命后，上海成立了一批工业研究所，上海市塑料制品工业研究所应运而生。

1977年，我调入上海市塑料制品工业研究所工作直至1998年退休。

在上海市塑料制品工业研究所期间，在所长王云石工程师以及周似春、张宗植、沈宏德等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老工程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我一生的科研生涯。

在我的科技生涯中，曾涉及到众多塑料加工领域，在完成科研工作的进程中，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科技知识，逐步成长成一位在塑料包装领域中有一定知名度的科技工作者。

在我的科技生涯中，主要涉及的领域有塑料着色及改性（通用塑料及部分工程塑料的着色，聚乙烯接枝、聚丙烯降粘等），塑料容器（聚乙烯滚塑容器，尼龙/聚乙烯复合瓶，涤纶瓶等），塑料薄膜（聚乙烯醇薄膜，贴体包装薄膜，聚乙烯收缩薄膜，复合薄膜，液体包装薄膜，避光薄膜，易撕薄膜等），塑料网（052工程滤网，防毒面具用特种塑料网等）等几个方面。

在研究所期间，我参加了上海包装技术协会和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等协会组织的一些行业活动。

在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的活动中，结识了众望所归的轻工部塑料局的总工程师陈文瑛教授，有幸在会议期间，长时间和他单独交谈，聆听他的教诲。陈文瑛教授的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关注行业、平易近人的老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至今仍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激励着我漫步在老有所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退休后，有幸能在“老有所为”方面，继续为塑料包装行业做一些工作：

继续参加行业协会的工作，致力于绿色包装的宣传、推广工作；

通过“著书立说”活动，致力于实用塑料成型工艺及其制品的推广应用工作；

应聘企、事业单位，作为顾问协助解决生产及新品开发中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在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原担任塑料包装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上世纪末“白色污染”席卷中国之后，为了推进绿色包装，改善环境质量，1998年，上海包装技术协会率先在国内筹建、成立了绿色包装委员会，本人出任绿色包装委员会秘书长。

当时国内对绿色包装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模糊，仅仅把绿色包装看成是符合环境保护理念的包装，我们通过组织交流、查阅资料、深入思考等多种途径，通过摸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渐加深了对绿色包装的认识，率先提出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包装即绿色包装”的观点，指出绿色包装必须同时具备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安全卫生的内涵。

考察一种包装是否是绿色包装，必须采用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对包装的生命的全过程（即从获取原料开始到加工制造、包装应用、包装废弃物的处置等环节）进行全面的评估，并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对其进行宣传。

后来将这些观点，编入我主编的“绿色包装技术及其典型案例”一书中，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对于在我国包装行业内逐步形成统一的绿色包装理念，促进我国绿色包装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绿色包装的工作，也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从过去观察塑料产品及其加工工艺，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功能及工艺的先进性以及产品的性价比等视角，逐步扩大到重视塑料包装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在环保、节能及卫生安全等诸多方面的表现，于是才有了在以后的顾问工作中，大力倡导无溶剂胶黏剂与无溶剂复合、大力倡导水墨及水墨印刷的行动。

在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长期协助老秘书长蔡明池工作，塑料制品包装委员会成立专家组之后，任专家组副组长，后转为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其间组织了塑料软包装及塑料着色培训班，通过培训工作，感受到塑料包装企业的技术力量的参差不齐，不少企业还处于技术高度匮乏状态，亟待提高行业的整体水平。

除了举办培训班之外，还需要通过科技读物等多种措施，帮助企事业单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从而也增强了本人编写科技文稿、出版科技书籍的动力。

长期的协会工作，还使我有幸结识了一大批富有真才实学又脚踏实地、辛勤耕耘在我国塑料包装领域中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他们不失为自己身边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他们的丰富学识，他们的奋发上进、报效祖国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

2. 著书立说

“著书立说”方面，本人先后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综述、评论及译文等文章百余篇。

并编写、主编出版了：

“塑料着色实用技术”（编著，上海科技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第1版；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第2版）；

“塑料功能性包装薄膜”（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塑料薄膜无溶剂复合工艺（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塑料薄膜的印刷与复合”（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第一版、2004年9月出版第二版、2013年5月出版出版第三版）；

塑料滚塑与搪塑（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塑料包装容器”（主编，石油化工出 1999年7月出版）；

绿色包装技术及其典型案例（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参加编写的有：

“塑料工业实用手册”（副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塑料应用技术”（副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等。

其中我所主编的“塑料薄膜的印刷与复合”一书，得到了众多读者的特别的厚爱，先后出版了三个版本，总印数逾万余册，对于提高我国塑料软包装材料的生产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深感欣慰。

3. 顾问工作

顾问工作方面，对于整个塑料包装行业的发展有较大意义的是：

倡导并协助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无溶剂复合胶粘剂的研发与推广工作；

倡导并参与上海墨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水墨研发与推广应用工作。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朋友，在董事长陆企亭教授，不畏困难、敢为人先，“誓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领公司的广大科技人员，通过艰苦卓越的攻关工作，在国内，第一个实现了塑料软包装材料复合用无溶剂胶黏剂的本土化研发与工业化生产，大幅度降低了无溶剂胶黏剂的销售价格，从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无溶剂复合工艺的推广应用工作，在当前塑料包装印刷领域治理VOCs的环保工作中大显身手，得到行业同仁的普遍推崇，为行业服务的进程中，康达公司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长为当前我国无溶剂胶黏剂领域中产量最大、品种最多、影响力最强的企业。

上海墨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广大职工，在总经理李勇锋博士的率领下，冲破传统水墨中助溶剂的桎梏，在国内提出了发展无助溶剂水墨（不含醇类助溶剂的纯水水墨）的理念并着手研究成功VOCs含量低于1.5%的无助溶剂水墨，为包装印刷行业VOCs排放的治理，提供了又一上佳的选项。无助溶剂水墨，在塑料的凹版印刷与柔性版印刷等方面，均已初露锋芒：其表印的塑料薄膜类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批量出口日本；里印水墨的测试、推广应用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前景令人乐观。

4. 人生回眸与思考

回顾自己的科技生涯，深感自己是一个塑料包装界的幸运儿！

年轻时结识了许多名声显赫的大家和许许多多富有真才实学而默默无闻的上海工匠及专家学者，是他们的谆谆教诲与鼎力相助，使我顺利地步入了通向塑料科技殿堂的康庄大道。他们的教导、支持与帮助，使我在从事科技工作的进程中，能够有持无恐、知难而进，尽到一个科技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年老之后，又有幸和许许多多的中青年朋友，结成忘年之交，从他们身上吸取养分与活力，增加生活的乐趣。

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但每当我的工作取得些许成绩的时候，却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各式各样的褒奖：曾被授予上海市劳动模范；多次被评选为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包装技术协会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包装三十年突出贡献者；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先进工作者；中国包装联合会先进科技工作者；中国包装联合会塑料包装委员会先进科技工作者；中国塑料加工协会滚塑专业委员会特别贡献奖等光荣称号……等等。

对于这样那样的奖赏，颇感受之有愧；自古人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过去对自己的种种表彰，只能看成是对自己的激励与鞭策；在今后当倍加努力，以先哲为榜样、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自已，携手业界同仁，共度美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