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再强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被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原作至上的思想被打破,译者主体的能动作用得到了空前张扬。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甚至喊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随着译者主体地位的彰显,一方面译者不再“隐身”,由“幕后”被推到了“前台”;另一方面,翻译的外部因素也受到了空前关注,出现了翻译研究的跨领域、跨学科大势。在此基础上,包括多元系统论、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生态批评等各种理论成果纷纷被纳入翻译研究中来,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这样的研究氛围,为我们重新审视饱受争议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以下简称赛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在“西胜东衰”的20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各方面丧失了中西交往的话语权,文化地位亦岌岌可危。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赛珍珠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译成英文,向西方世界推介和传播中国文化,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虽然赛译自1933年出版以来再版多达10次以上,在国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国内却一直饱受争议,甚至一度沦为“误译”“死译”及“文化陷阱”等的代名词。自2003年以来,虽有肯定者不断为其正名,但对赛译褒贬不一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在此情势下,对关乎赛译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在《水浒传》的翻译过程中,赛珍珠到底做了哪些主体选择,赛译的翻译策略到底是什么,赛珍珠为什么要选择七十回本《水浒传》来翻译,赛珍珠为什么要将其译作命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予以澄清,就愈发显得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