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允春喜, 李 鹏

(1.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而国家治理的基础毫无疑问在基层。农村“乡土社会”的性质多年来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熟人规则”“差序格局”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制度和乡土秩序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公私观念直接“关系着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1]，规范着地方社会秩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进程。

一、传统与现代交织下村民公私观念的复杂呈现

(一)公私范围的伸缩性

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相互依赖的概念，如果“公”和“私”其中一方范围发生变化，另一方也会相应地进行改变。人都有逐利和自我保全的私性，在处理个人与群体、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其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往往都会先“私”而后“公”。村民往往遵循自我主义原则，首先明确“私”的范围，以此来扩展和界定“公”的空间。在面临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村民往往会顾虑关系、利益等伦理义务要求，从而使得公与私关系呈现出“由近以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泯忘彼此，尚何有于界划”的伸缩性表现[2]，这种不忘彼此的义务联系也使得远近之间难以彻底定分，公与私之间成了辩证互通的存在[3]。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下，家庭、家族、村庄等都可以成为“私”的范围，公私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伸缩性。……